阚治东儿子 阚治东写书: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
过去二十年中“复出”是阚治东身上最明显的标签。
他的“三起两落”,写尽了中国第一代证券人的顽强、坚韧和无奈。掌舵申银证券、力促申银与万国合并、见证上交所开业……无限风光之际,阚治东遭遇“陆家嘴股票风波”,引咎离开上海,暂别证券业;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他临危受命,出任南方证券总裁,却不料因此陷入另一场“哈飞股票风波”。
这次阚治东离开证券业,再没有回头。
《机构投资》 黄梅 报道
天蝎座的人生乐事是“得到肯定”,以及“别人真心对待自己”。这两个性格特点,贯穿着阚治东过去二十多年的“资本生涯”。
上个世纪90年代,时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与原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并称“上海证券界三大猛人”。
几经沉浮后,已近杖乡之年的阚治东,勤勉如故,高调如故,耿直如故,重情如故。
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离开银行券商系统重新投奔创投业,阚治东与友人在短短五年间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东方系创投王国”。
而他心心念念的,不过是“儿子要结婚,做爸爸的我送什么礼物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类问题。2009年底,阚治东自传体纪实《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就出炉于这样一个背景。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回过头来,阚治东终究最在意的是“父亲”这个角色里所得到的荣光。
写书不是为了申辩
在访谈中,阚治东数度提到自己的家人,如相濡以沫的妻子以及儿子——小阚。尤其提及小阚时,言语间满溢着为人父母的骄傲。
假如不是因为儿子去年底结婚、假如不是因为想给儿子准备一份特别的结婚礼物,或者《荣辱二十年》这本书不知道还要以散乱的资料形式停留在阚治东的电脑里多长时间。
“这本书原本并没有打算现在出,也没打算去年写,毕竟也得考虑是不是到了合适的回顾时机等问题。”阚治东称,去年7月,由于创业板即将推出,中信出版社前来约书稿,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中信方面“感觉我证券业的经历更有意思”,于是建议暂时搁置创业板的书,先出这本;更重要的原因,是“去年11月儿子结婚,这本书是给儿子的一份结婚礼物”。
儿子的婚礼是11月中旬,而中信出版社约稿时已经7月份了,能赶得及么?阚治东一口应承,两个月交稿。果然,国庆过后,阚治东完成了这个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我们这一代人有写工作日记的习惯,我个人也习惯在电脑上随手记录日常点滴,每天回顾一下自己的工作、生活,因此原始资料积累很齐全。这本书是从上百万字的资料压缩而成的。”
阚治东表示,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重新核实资料,以及反复权衡和推敲该不该说、能不能说。“我不想写出来后,给人家说我是为了申辩自己。”
阚治东的妻子是这本书写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整理者与审核者。“她帮我很多,提醒我处理掉一些具体的人物、时间,模糊化一些过于敏感的东西。”还有很多老同事也参与了本书的审核、把关,如申万巴黎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姜国芳等。
《荣辱二十年》一书中有几处细节颇令记者动容。一处是开篇身患绝症的阚母坚决不同意阚治东放弃东渡日本研修的机会。“有一个理由我无法反驳——在母亲心中,我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我有责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担。”
另两处则在最末一章,仍与亲情有关。一处是阚治东突遭逮捕之前,深圳某警官约他吃饭。阚治东妻子“执意要开车送我”,在路上阚治东对妻子进行了细致的叮嘱,“最后我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要多听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而被拘留期间,“我异常担心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妻子……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我只能在内心祈祷,希望这种灾难千万别降临我的家庭”。
还有一处是,远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儿子从网上知道了父亲的遭遇,并发来邮件。“在邮件中他没有说这事,反而给我讲他与同学在到大海里游泳搏击风浪的事。我感觉儿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尽管在洋洋洒洒36万字中,这几处细节只不过是沧海一粟,阚治东也写得冷静平和,但字里行间透得出强烈的亲情的力量。
不记得在哪篇文章中看到过阚治东跟儿子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父子两代人所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每件事都不容易,都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这些年风风雨雨走过来,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从不轻言放弃。”
或者,“不轻言放弃”正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共有的性格之一。
危机艰难时刻有朋友
“朋友”两个字,在阚治东人生中的分量很重。在他两度遭遇“飞来横祸”之际,除了家人的支持外,来自友人的信任和帮助对他顺利度过危机功不可没。
阚治东将自己的朋友圈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当年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的朋友——“荒友们”,包括顾龙、刘铭君等。“这些都是我来往最密切、日常接触最多的,彼此相处也非常自然。”阚治东说。
阚治东顶着“猛人”、“教父”等光环多年,其实他并不喜欢这些称谓。他的“荒友们”亲昵滴称他“老阚”,这让他感觉轻松。
顾龙在查哈阳知青网著文评述阚治东说:“老阚与我一直是挚友,也许不仅仅是黑兄……在证券一行的报道上他是我的老师。由于要报道股市,常与老阚见面讨教。在我荒友圈中,老阚又是一位热心的支持者。”
事实上,2006年,阚治东深陷南方证券囹圄时,聘请的辩护律师陶武平就是顾龙的好友。而且顾龙及其他荒友一直在关注老阚案件的动态,“我们相信他是无罪的”。
2007年5月,阚治东收到深圳的不起诉决定书后,率先与其庆祝的便是这群不离不弃的荒友。当晚,满满一桌子人,在齐齐哈尔,就着克山农场新烧出来的小烧酒,举杯为老阚庆祝。那晚,顾龙醉了,老阚醉了……
第二天,对农场有感情的阚治东还特别被吸收为查哈阳的“最后一位知青”。这批老友也一同参加了2009年年底阚治东儿子的婚礼,并为之证婚,可见关系之亲密。
另一个对阚治东意义也特别大的朋友圈,是银行圈子和申银万国证券的老朋友、老同事。如现任申万巴黎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姜国芳、海通证券公司总裁李明山、已退休的缪恒生,还有与阚治东并称“三大猛人”之一的尉文渊等。
这些老友与阚治东一道,为中国证券业的初创贡献了汗马力量。阚治东在《荣辱二十年》一书中提及,现在仍时常与这些老友相聚,还“常常回顾那段团结合作参与早期证券大发展的美好时光”。
同样的,真正的友情不会因外界发生变化而变质。姜国芳、尉文渊等老友在阚治东最艰难的时刻,都给予其最需要的信任以及各种支援。
当阚治东决定创业时,尉文渊等又是少数力排众议决定出资的一方。时至今日,尉文渊与阚治东的合伙身份从未变过,两人的办公室都放在一起。
阚治东感慨道:“这批老同事,大多数已经退了,就是过年过节问候一下,或者在会议场合遇到了,就谈谈。虽然不是很活跃,但感情始终很深。”
第三类朋友圈子要数阚治东在深创投以及深创投期间认识的人了。这些朋友为数年后阚治东作别证券业、回归创投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那时候的老员工、朋友们,现在仍很热情,来参加了我的新书发布会。我每次要去深圳,人还没出发,那边电话已经过来了,饭局全安排好了。”
阚治东非常高兴的是:“这本书出来后,外界反应不错。我骄傲的是,大家普遍评价这本书‘注意史实,没有不实之词,没有夸大其词,没有刻意渲染’。尤其是二十年跟我一起度过的人,都能这样认可,这对我很重要。”
至今未解的南方证券之惑
阚治东与其同事可谓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早一批开拓者之一。他几乎亲身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头十年里所有的大事,如:
1990年9月,时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阚治东接手申银证券,担任总经理;1992年,申银证券改制,阚治东担任改制领导小组组长;1996年,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宗合并案,阚治东力促成就了这次合并,并继续担纲主持新公司;直到1997年,阚治东被迫离开申万证券,转战深圳,并在此后初涉创投,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官办创投——深创投。
这一段经历,阚治东谈得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他毫不讳言其职业生涯中几个重要的“第一”都出现于此。如,第一个A股、第一个B股、第一个H股、第一个营业部以及第一个创投等。
但谈到下半场,尤其2002年6月到2003年12月之间在南方证券的经历,阚治东的语速变得不平稳了,时快时慢,“想不明白”、“想不通”的情绪溢于言表。
这段短短一年半的经历,是阚治东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梦魇,甚至在后来给他带来了21天的牢狱之灾。而阚治东转入创投业、东山再起后,其所投资的公司对其个人经历的描述中,也刻意回避了这段经历。
他沉重地表示:“南方证券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我去之前就形成的,你们让我去处理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我的能力比较弱,这些问题难以处理。你也看过我的书,我做了很大的努力来解决南方证券的问题,并且我在那里不作为,实际上我想作为但是很难。”
“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没明白,我是怎么被涉及进去的?按道理,怎么都轮不到我呀。到今天,很多内幕真相也是我自己的猜测。”
“……哈飞股票跟我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我到南方证券没有组织人买过一个股票——所有指令都是抛,要求在不造成股价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慢慢减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炒过股,很多都是人云亦云,瞎扯出来的。”
如果说申万证券的陆家嘴股票事件和南方证券的哈飞股票事件中,阚治东都是替人受过,那么按他的说法,对前者的感觉是“坦然”,而对后者,他迄今“还是有想法的”。
阚治东提及,在陆家嘴股票事件及哈飞股票事件后,外界对他的误解不少,尤其对中国国情和体制不甚了解的国外人士。而《荣辱二十年》一书,“某个意义上,也是对当年事实的一个厘清,把事实本身正面揭示出来,以回应外界的不实之词”。
回过头来看,不管在哪个阶段,阚治东所表现出来的“担当”和“侠义”,都令人折服。
然而,正是这份“担当”和“侠义”,让阚治东在证券业受伤最深。
问他:“当初选择去南方证券,后悔过么?”
他停顿了一下,慢慢答道:“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不会后悔了。”
孔子有言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又曰,六十岁是一个“进德之序”,凡听声入心通,无所违逆。
显然,阚治东在接近耳顺之年,已然深谙“耳顺”之意,闻过则喜,听之任之。
布局东方系创投王国
如今的阚治东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创投王国,其麾下“东方系创投”以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为核心进行布局,尉文渊任董事长,阚治东任总裁,目前已有近10家公司,散布在深圳、上海、安徽、河北等地,投资业务全面铺开,管理资金规模数十亿。
为外界提及最多的投资,是阚治东等一同力排众议投资的一家风力发电商——华锐风电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阚治东决定投资华锐风电时,中国风电规模总共70万千瓦。
“当时连公司都还没成立,名字也是大家共同商量的,叫做‘华锐风电’;注册地也是我们共同商量的,”阚治东不无得意地说,“五年不到,华锐风电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风电整机制造商。”如今华锐风电正谋划A股上市。
正是这个项目的成功,鼓励了阚治东旗下创业团队继续投后面的项目。“不然,可能就此收拾包袱结束了,”阚治东开玩笑道,“那之后,大家对我的眼光和判断就比较尊重了,对我的意见比较重视。”
阚治东感慨,十年前他做深创投的时候,没人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他的工作就是培育员工、教育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会做投资人,他的工作还是教育市场。
就在访谈前一天,阚治东刚刚与宁夏政府代表团谈定合作方案,后者要成立一个中小企业投资发展基金。此前,阚治东在“东方系创投王国”中已布下了东方现代、东方汇富、奥锐万嘉、河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徽商创业投资基金、深圳东方资本创业投资公司、上海东创万富投资公司、合肥高新创业投资公司等棋子。——阚治东正渐渐地将“东方系创投王国”之路铺得越来越远。
对话阚治东
做创投,摆脱体制内弊端
《机构投资》:假如用一种色彩来形容过往二十年,您会选用哪种色彩?
阚治东:心情好工作顺时,就是火红火红的;心情不好工作不顺时,或者就是灰色了。人有时就在一个周期里,起起落落,很正常。
《机构投资》:您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多个第一,其中哪个第一对您最重要?
阚治东:首先要纠正一点,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创造了这些第一。不要归功在我个人身上,我不想贪功为己有。从证券市场角度说,有几个很重要的节点,如第一个A股、第一个B股、第一个营业部、第一个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青岛啤酒等。另外,我们成功推出第一个官办VC——深创投,这个也挺重要。人家说官办的都办不好,不管怎样,我们做好了。
《机构投资》:时隔十年,重回创投界,是否有对证券业的失望?
阚治东:说失望,谈不上吧。在我整个资本业、金融业从业的30年中,前面十年银行,中间十年证券和创投,后面十年创投,每十年的过渡都很自然。
第一次离开证券业,是离开申万证券,有禁业期,不让做证券业,那么当时有做创投的机会,只能去做。第二次离开证券业,是离开南方证券,是自己辞职离开的,之前曾多次请调,但领导不同意,让坚守岗位。既然如此,自然也不可能再做证券了,我也只好选择其他金融机构,如我现在做的创投。
当时也有很多其他机会,但创投这一块对我来说比较熟悉,人脉也有了,经验也有了,我又擅长做这个。另外,到了创投,不用接受一些体制内弊端的约束。
《机构投资》:体制内的弊端指什么?
阚治东:体制内尤其国企是存在弊端的。这个弊端至今仍未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的政体是具有优势的,如面对金融危机,可以迅速有效集中全国人力物力等。但国企体制弊端是很明显的。如做基层党组织的党委,拥有重大人事任免权、重大业务裁决权等,但不承担责任。一旦出事,处罚的都是做事的人,如总裁,从没见过处罚党委书记的。
我对这种体制非常痛恨。既然不承担责任,为什么要参与决策?既然要总裁行政班子承担责任,那么平时就不要一直故意干涉总裁行政班子做事情。好好的一个企业,搞出两个一把手,企业内耗非常严重。
我们实在不想搞内耗,但受到体制限制,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企业机构臃肿,董事会、监事会、党委、纪委、行政班子、工会等,班子很多,开会一大圈人,每个人都在发表意见,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压倒行政班子,但真正做事情的就一个行政班子。
《机构投资》:重回创投业之后,您陆续成立了东方现代、东方汇富、奥锐万嘉、东方资本等一系列创投公司,有十几家之多。担心过项目资源枯竭么?
阚治东:看项目眼光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谁来看。很多人是用负面眼光去看项目,这种项目主管永远投不了项目。
我对投资团队有个小规定,连续若干次投资决议上都投反对票的,就退出投委会。任何项目都可以从团队、市场、营销、产品未来升级换代等角度找出其价值,若你永远找不到项目价值所在,那么说明你对项目没有判断、没有感觉。
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什么东西都要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我投资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十全十美的项目。所谓好项目,都是成功之后就是好项目了;没有成功之前,都不是好项目,看到的都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