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实我是演说家稿子 我是演说家演讲稿
引导语:《我是演说家》这一节目定位,满足了观众的需求,受到了广泛欢迎。据了解,《我是演说家》去年十月首播即在央视索福瑞34城调查报告显示收视率破1。随着节目的推进,这档真人秀更是跻身同时段综艺节目前三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我是演说家》演讲稿,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是演说家》演讲稿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生命在本质上是脆弱的,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命运。但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选择生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死的权利。
从2010年开始,我就长期与肿瘤病房结缘。肿瘤病房是我觉得待得最难受的地方,那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光头的、瘦骨嶙峋的、眼神完全空洞的病人,哭着说:让我死去好了,让我死去好了。
我的妈妈,就在那样的地方,勇敢地与病魔作战了两年。妈妈去世前一个月,毫无防备的脑转移,使她突然不再认得我,她只会喊着叫着,说痛。几针吗啡打下去,即便进入了浅昏迷状态,她都仍然死死地咬着被子,甚至是手脚都被绑在病床上。
那时候我心都要碎了。但令我更难过的,是妈妈大小便失禁的时候。她只要能有一丝清醒,能说一句话,哪怕都不知道我是谁,她说的话都是:“我能不能直接死掉。”我知道那是妈妈一生中最苦的时刻,一生中最没有尊严的时刻。
无奈之下,在临终病房里,我只能把止痛换成了比吗啡药效还要强80倍的芬太尼,那会使她看起来好受很多。而用上芬太尼的结果,就是导致深度昏迷。
深度昏迷的病人,几乎属于脑死亡的状态,因为只靠输液和能量维持生命,各个器官开始快速衰竭。在最后的时刻,病人会因为器官的衰竭导致无法呼吸,大口大口吸气,然后停止呼吸,再大口大口吸气,再停止。
那个过程,是家属很难承受的。所以很多家属都选择在器官衰竭但尚有心跳的时候,选择拔管。
我不想为妈妈做任何生死的决定,我希望她活着。但是现实就是,我必须为她做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她做的决定。而那个决定,不是可以选择她生,仅仅只是可以为她选择临终镇痛方案,选择是否临终抢救,选择是否拔管。
作为女儿,签字画押的那一刻,意味着我亲手将最爱的妈妈送往死亡,这是一个死路一条的决定。我希望另一个世界,会让她再无痛苦。
后来我常常会回想起妈妈那些痛苦的时刻,回想起她的泪水,我觉得比什么都苦。我不想经历像妈妈那样痛苦的过程,更不希望像妈妈那样,到了最后时刻也没留一句话给我,我有太多太多的遗憾。所以我更害怕的是,自己毫无意识地死去,我希望至少,能在最后时刻,能留一句话,给我的儿子。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在鼓吹安乐死。但事实是,在今年年初,父亲进了icu重症监护室,我做出的是另一种选择。
那时候我在广东,父亲在湖北。当时医生在电话里说:“如果现在插管,你爸爸或许有一线生机,但也很有可能因为插管太痛苦,在10分钟之内就没命了。如果不插管,不可能到明天。”
因为不想放弃一丝机会,所以我立刻做了插管的决定。第二天清早赶回老家,幸好他活着。而另一个跟他同时进了iuc的病人,当晚死于插管。这让我非常的后怕。爸爸在经历了86个小时的危险期后,苏醒过来,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无论我对我的父母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结果是生是死,我终身,都会为做出的选择而内疚和痛苦,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生死。所以,对于同样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或许终有一天,会面临两难的抉择。
一方面,走向生命终点前的挣扎,让很多人意识到有尊严的死去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因癌症去世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所呼吁的那样,“能不能不要再做无谓、无可奈何的、痛苦的挣扎,使病人有尊严地加速离开?”
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安乐死,那么无论从法律、医学、伦理上,我们都很难去界定怎么样的情况才算符合安乐死的标准,而且生命的价值可能从此无处安放。
我想很长时间之内,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我也给不出任何答案。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走向死亡过程中,我们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留下的遗憾。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应该等到病人已经失去作决定的能力时,才由家属去做一个无论如何都会是错误的决定。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美好地积极地活着,包括我自己。但是,如果我有那么一天,活着已经不能再让我感觉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能够有选择死的权利,我希望是自己去做人生中最后一个决定,一个会让我和我的亲人永不会后悔的决定!
《我是演说家》演讲稿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有一个超级妈妈,她有个外号,叫气象局,原因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第二天穿什么,她就帮你想好了,我的朋友小胖,我们两个从小就会一起去上学,那个时候她已经穿上了这个白色的t恤,而我已经开始穿上一个棉袄,比她还要胖,她就站在那个楼道那等我的时候会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呀,穿成这样丢不丢人啊!”那我只能告诉她:“对不起,你还小,你不懂,世界上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这是我的妈妈,后来上了大学,大学同学给她送了一个外号,叫江湖夺命连环call,为什么?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多久会跟家里人联系一次,一天一次可以吗?你们能接受吗?你在摇头好吧,一天三次呢,那肯定不能。我妈妈曾经打破过一天打9个电话的记录。每个电话的内容就是:你在哪儿呢?你吃饭了吗?你回家了吗?记得穿秋裤。
这就是她,但是,尽管这样,我们的关系很和谐,从来没有过特殊的矛盾。所以我的朋友就会说:“小溪你看你多幸福,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对,说这话的是我的朋友小q,她从小跟她的爸爸就是武力对决,解决问题,一个女孩子哦,有一次巅峰对决的战果就是:她的鼻梁骨里面还留着当时的骨头渣子。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也会说:“小溪,你看你多好,妈妈每天还会给你送饭,都是皇家级别的待遇。”对,说这个话的是我的朋友小a,她跟她爸爸见面的次数:第一次还是短发,她第二次就已经长发及腰了。最让人觉得心酸的原因是,她爸爸送走她的时候还会特别客气地说句:“那个,慢走啊。”亲爸。
对,我有一个好爸爸,特别的好,他崇尚富养女儿,怎么样姑娘们,听到这个特开心吧,富养意味着什么,我有一个大我九岁的姐姐,从小就开始学唱歌学跳舞,十二岁之前她已经把全世界各地好像都走遍了,然后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丈夫。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吧他就会主动地给我妈妈买一件两千多块钱的那个翻毛皮的大衣,特别时尚!到现在我的妈妈每天都还在说:“你看你爸多爱我。”他也会很爱我,应该,也许,大概,可能......
原因是因为,在我三岁半的时候,我的爸爸因为是肺癌还是胃癌,我已经记不清了,他就离开了,我就只能偷偷的把他的照片然后拿到厨房里偷偷地看,这个男人怎么回事,来了又走了,他人呢,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给我带来的这个缺失,是任我后天看多少书做多少努力都填补不了的。
所以每当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问我:“你看怎么办,我又跟我爸吵架了,他又是这样,每天都烦,磨磨叨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想打断他们,我特别想问:“哎,你能告诉我,跟爸爸吵架顶嘴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吗?”或者说,你能告诉我:“你放学有一天你放学,你突然发现那个高大的身影在那接你的身影,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再或者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那双大手拉着你,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告诉我,叫一声爸爸的感觉是什么?
我站在这,说一个我以前从来都不会在众人面前说的话题,揭开我内心的一个禁区给你们,并不是想告诉你们我有多惨,相反我一点也不惨,我只是想试图去揭开你们心灵上的那层纱,想告诉你们,任我们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你依旧无法停止爱他的脚步,因为你发现,这种爱是本能,它超越生死。
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它特别用心良苦,如果它能的话,它一定会告诉你说:“嘿,宝贝儿,你知道吗?我给你的所有的磨难、折磨,都是想在告诉你,你可以变的更好,要知道伤害你的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尽管这个帅帅的男人离开了,但是,他其实依旧在,因为我妈妈每天的九个电话当中有一半是在替他打的,就像我能够接受妈妈这种肆无忌惮的爱一样。我也要给她,她缺失的爸爸的爱。
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也只有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到现在还会对你说:“过道看着点儿车啊!”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还会对你时候:“记得吃饭喝水......”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觉得你穿秋裤漂亮的人。
这就是他们,岁月很长,然而我们能够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太短,请你们去理解他,最后我想去说觉察。光有爱还不够,因为你必须觉察到他的创伤,他的那份痛,他的隐忍,他的敏感;请你包容他,原谅他,就像现在一样我依旧感谢这个巨帅无比的男人,谢谢他来到我的生命里,谢谢他给我这份爱的力量,让我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每一次看到妈妈给我送完饭,离开的背影,我就想到龙应台《目送》当中的那一句话:“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们的缘份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不必追。”
《我是演说家》演讲稿三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虽然大家说,让我说你们听,但我想申请一下,能不能我唱两句给大家听?
这是一首古老的蒙古族民歌,我的爷爷是个牧民,他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总会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还挺好听的吧?但它的背后藏着一个很悲壮的故事。
土尔扈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蒙古族部落,这个部落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搬到了伏尔加河的下游去游牧,他们当时是为了躲避战争。
但没有想到,过了一百多年,沙皇俄国又再一次地入侵他们的草场,沙皇想奴役他们。
这个时候,土尔扈特部落年轻的首领渥巴锡汗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要回到祖国,我们要往东走,回家去。”
部落的人几乎没有人同意,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伏尔加河下游水草肥美,是游牧人生活的天堂,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他们敢走,沙皇一定会派大批的骑兵阻击他们,他们没法活着回去。
面对百姓的质疑,渥巴锡这个年轻的可汗做了一件事——他没说话,他转身用火把,点亮了他自己的宫殿。这个宫殿只亮了一下,然后就彻底燃烧起来。部落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大家四散开来,仅仅过了一小会儿,整个土尔扈特部落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就这样,十七万土尔扈特人开始了回家的路。在这条路上,有饥饿、有严寒、有骑兵的追击、当然还有死亡,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祖国,是故乡。
在经历了一年的时间,走了上万里的路,终于他们来到了清朝的边境。
我不知道,这些土尔扈特人他们踏上清朝土地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清楚地知道,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族群而言,回家、回乡不需要理由,不回家、不回乡才需要理由。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说,有人就因为出去打了一瓶花生油,然后再也回不去家了,你们相信吗?
有一个人叫吴采桑,他19岁,早上妈妈跟他说:“你去城里面打两斤花生油回家。”吴采桑过了五十年才到家,他只能在妈妈的坟前添了一把土。
有一个人,他23岁,他工作的地方和他们家的距离,不过几里路。他有一天上班去了单位,但回程他走了63年才回到家。
有个29岁的人叫李任水,新婚燕尔。他跟夫人说:“我去附近几里外的地方拿点豆花回来,一会儿咱们做饭。”他夫人说:“好啊,我等你。”这一等是47年,等到的不是李任水,等到的是一个李任水还活着的消息。
这已经足够让他的妻子欣喜若狂,她到处去找她丈夫的踪迹,找那个五十多年没有谋面的男人。最后她找到的时候,李任水在家已经去世了。
大家可能要问我,你从这漫漫的历史中,挑出了这三个如此奇特的离别的故事,你想告诉我们什么?
对不起,这个故事一点也不离奇。因为这三个故事,发生在同一个中国只有15平方公里大的小岛上。这三个主人公,他们因为相同的原因,失去了回家的可能性。他们和家的距离只有1600米,很窄很窄。但却成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有一个姓韩的士兵,他有一天出门给妈妈买药,结果被抓了壮丁抓到了金门去。
他每天在金门的工作是瞭望,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工作对他来说,因为他妈妈得了重病。他每天能瞭望到他们家的房顶,但他回不去。他特别着急,1600米,隔着他和他妈妈,隔着他兜里还揣着的那个药。
姓韩的士兵最后忍无可忍,他找了一个深夜,他抱了一个橡皮圈就跳进了大海。他游啊游啊游,游了整整一晚上。但遗憾的是,那天晚上的风浪太大了,他上岸的地方不是厦门,是金门。第二天早上他上岸的时候,对着他的,是十几杆钢枪。他上岸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先别杀我,让我去看一眼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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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执行枪决之前,他见到了主审的法官。他跟他说:“如果有一天通航了,我想请你把这个药还是给我妈送过去。你告诉她,我那天真的去买药了,就是没能回家。”
关于两岸,政治、经济、教育、历史,我们谈了太多。
我们一谈就谈的特别深入,但我们总是忘了我们因何而出发。
我们是人哪,两岸是家。人回家不需要理由,不回家才需要理由。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今天《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我们见到了那么棒的黄国伦的音乐、寇乃馨的倾诉,李帅的睿智,胡先生的深厚,当然还有忘不了陈秋实的幽默。还有我今天站在这儿,穿着蒙古袍,跟大家唠唠嗑。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997年7月1号的晚上,那个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还没去过香港吧,但这不影响我们当时也热泪盈眶;
1999年12月20号的晚上,对澳门的印象,好像也就是那个小小的,香香的蛋挞,但这不影响我们大家都拍红了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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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大家都在想,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会是哪天呢?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也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会在这儿等,我们会一直在这儿守着,守着那些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亲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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