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功书记 “把派性扔到黄河里去!”——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忆1986年彭真的故乡之行

201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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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李立功(1925-)山西交城县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交城县区委书记,交城县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晋源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共青团汾阳地委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第二书记,中共隰县.吕梁县委书记,中共晋南地委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书记.中纪委委员.1981年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务书记.书记.1992年任山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党的第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问:1986年彭真回家乡时,主要讲了哪些内容?答:彭真是19

李立功(1925—)山西交城县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交城县区委书记,交城县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晋源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共青团汾阳地委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第二书记,中共隰县、吕梁县委书记,中共晋南地委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书记。

中纪委委员。1981年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务书记、书记。1992年任山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党的第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问:1986年彭真回家乡时,主要讲了哪些内容?

答:彭真是1986年5月31日,正值晋南的麦收时节,回到家乡山西省侯马市的。当时我是省委书记,全程陪同。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他第一次回家乡。

彭真在家乡讲话的主题是要大家放下包袱、解除顾虑,大胆放心地去抓工作,特别强调团结,消灭派性。

问:当时为什么要强调团结,强调消除派性?

答:当时山西群众当中,干部当中,“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性遗风还很重。山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夺权较早,造反派分成什么刘格平派呀,张日清派呀,你斗我、我斗你,武斗、死人,结下很深的仇怨。夺权之后,在林彪、“四人帮”的支持下,互相翻来覆去地折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派我去山西工作,当时山西有大量的冤假错案需要解决。这里边“文革”中各种运动遗留的冤假错案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于闹派性搞成的。刘格平掌权时把另一派抓了判刑,当那一派掌权了,又把对方好多人抓起来,关起来,互相斗。这样就有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记得当时胡耀邦说:“山西疙瘩多。”而且这些疙瘩又大又多又紧,有不少死疙瘩,解不开。

这个东西对我们干扰比较大。干部不团结,思想搞不到一起,对我们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中心工作转到发展经济工作上,干扰、影响很大,有一段时间,工作相当困难。在一起开会时,你同意的我不同意,你不赞成的我赞成;在一起不讲原则,不讲是非。当时我们省委需要用很大的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正好这个时候彭真要回山西视察,而且要回侯马。他是侯马人,“文化大革命”中彭真是受迫害最严重的,家里死了几个人。当时他的老母亲已8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农村老太太嘛,在家里一天到晚地干活,纺线呀、织布呀。

“文化大革命”1967年6月,造反派把老太太整死了。她是彭真的亲生母亲啊!还整死了彭真的二弟傅茂信、侄儿傅汝正。说他们是地主、现行反革命,“文革”中简直把彭真搞得家破人亡。彭真本人在“文革”中受的迫害更是首当其冲,比他家人还要厉害。

听说他要回来,省里大部分人,包括我们心里都是欢迎的。他多年没回来了,家乡的人也很高兴。可是,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感到恐惧。什么人恐惧呢?就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还有一些人,也无所谓是造反派,只是“文革”中跟着起哄的;还有村里“文革”中当干部的也害怕。

其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村里人并未怎样,没有动。后来是北京来了一拨来点火的大专院校学生,他们是北大、清华、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造反派,聂元梓、蒯大富的一些人。

几个学校联合去的。批判侯马死水一潭,没有造反精神。还直接去了彭真的家乡。当时侯马的一些劳动模范,凡是和彭真见过面的,汇报过工作的,都被揪斗。如全国有名的种棉劳模,在棉花种植的改革上有很大贡献的吴吉昌,他和彭真很熟,经常去看看彭真;还有当时很有名的模范团支部书记孟凤鸣,很崇拜彭真,他们都被关了起来。

现在听说彭真是委员长了,要搞这些“文革”中整过别人的人,不用彭真开口,地方上就可以收拾他们。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这些人很紧张。

问:彭真回山西除了到侯马,还有哪些活动?

答:彭真这次回来,在太原住了三天,后去了侯马,从侯马去了河南。在太原市,彭真参观了几个工厂,有重型机器厂、电解铜厂,还有太原第五中学。太原市第五中学原是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是彭真的母校。这个学校是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是一所好学校。

彭真在这里读书时参加革命并且入了党。我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高君宇毕业于这所学校,党的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贺昌也曾是该校学生。这是一所很进步的学校。彭真这次去,还给第五中学写了校名。老人家在太原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行各业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很高兴。彭真看到生产管理有秩序,听了厂里、学校里的汇报,对他们给予热情的鼓励。

在太原市,彭真对省直机关厅、局长以上干部以及太原市领导干部讲了话。在临汾时听了地委干部的汇报。后来去了侯马市,又去了他的家乡侯马市的垤上村。在垤上村家乡院里开了个群众会。在侯马市,在火车上听了当地干部的汇报,和市里干部、地区干部都进行了座谈。

问:彭真的故居是什么样的?

答:是一户普普通通的农舍,迈进小门,是一个长不足20米,宽不过10米的小院,迎面是两孔上百年的破旧土窑洞。洞内家具十分简单,只有两张小桌,一把椅子,一盘土炕,炕上铺着一幅白床单,放着一条用土布做的薄被。墙正中挂着他父母的黑白遗像。

问:彭真祖籍是山东桓台,后来怎么到了山西?

答:彭真的祖父傅象仪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从山东桓台和妻子领着儿子傅维山、傅维河及女儿,逃荒到山西,先在运城盐池打工为生,后到曲沃的侯马镇。开始时露宿街头,后来发现在镇南垤上村西沟有两孔被遗弃的破窑洞,就领着一家人住了进去。

他在河滩开了几亩荒地,又租了地主的地,一家人在这里苦煎苦熬,过着贫困的生活。大儿子傅维山长大了,给地主扛长工,1901年同山东逃荒到曲沃的农村姑娘魏桂枝结了婚。1902年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傅懋恭,这就是彭真。

彭真是化名。彭真七岁时,就跟父亲下地干活儿,晚上跟母亲在窑洞里纺棉花。17岁时在曲沃县立第二高小上了三年小学,毕业后于1922年考取了太原山西省立一中。1923年,他由高君宇、李毓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北平从事地下斗争。抗战时在晋察冀开辟抗日根据地。他父母、弟弟、妹妹在家种地。

解放后农民翻身了,垤上村的许多窑洞都不见了,在彭真故居附近,一座座砖房盖起来了,但他们一家还住在窑洞里。年代久了,土层薄了,老鼠打洞打到了窑顶,晴天掉土,雨天漏水,亲友们都建议窑洞该翻建翻建了。一生勤劳、俭朴、慈祥的魏桂枝老太太不答应,坚持要原样地保留这座老窑洞。她老人家死后,她的二儿媳妇——现在近90岁的老太太还住在那里。1985年乡政府为了防止窑洞倒塌,派人在上面添土砌砖,保存得比较完整。

问:彭真以前回过家吗?

答:1961年、1964年他两次回家,那时,我在晋南地委工作,接待过他。当时生活很困难,老百姓吃饭是“瓜菜代”。山西省压了十几万城镇人口去农村。彭真为了看看群众的生活状况,他去了不少地方,听了省地市的汇报,还看了晋南的蒲剧。

彭真非常喜欢看蒲剧。他很关心蒲剧的发展,并且和一些蒲剧演员,如王秀兰、阎逢春等都很熟,和他们一起开座谈会。他和山西作家马烽、李束为、西戎、胡正,俗称“西李马胡”也很熟。

算上1986年这次回老家,他在解放后一共回了三次山西老家。

彭真家属出来工作的不多。他的好几个弟弟都是农民。他没为家里人批过条子,说过什么话。彭真不允许家里人用他的关系在当地搞关系,也没有因他的关系给家乡拨过款等。

问:请你讲讲彭真回到垤上村后的情景。

答:彭真到垤上村时,群众自发地来了,人山人海。彭真在他家的院里见了家里人,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尽管院子里晒得很,还是在院里摆了几个凳子,他、他老伴儿张洁清,还有傅彦的姑娘小燕及身边工作人员都坐在院子中。

他给大家讲话的意思是:我来看看大家,问乡亲们好!村干部中有的人向他做检讨,说自己没有做好工作,彭真不让他们讲下去。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对我们国家的破坏很大,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但这些责任不在下边,更不在村里哪些人,责任在中央。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希望。大家要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过去你斗我、我斗你都不要提了,把这些恩恩怨怨,把派性都扔掉,扔到汾河里(垤上村靠近汾河,汾河流入黄河),扔到黄河里边去,让它漂得远远的,把它忘掉!

大家很好地团结起来。乡亲们都是好的。邻居们都是好的。村党支部要领导大家搞好生产,团结起来把生活搞好,让大家都富裕起来,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弥补上。过去无论有什么过错,也不要有顾虑。不要讲恩恩怨怨,要讲团结。村里有水电,过去生产搞得就不错,现在应搞得更好。

听了他的讲话,大家都很高兴,也很受鼓舞。特别是那些整过别人的人,原来有恐惧,现在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看到彭真对大家那样亲热,也没有问当年哪些人斗了他家里人,根本不提这事,不少人才松了一口气。大家在一起哈哈大笑,十分亲热。

吃饭时,他单独和家里人,弟弟、妹妹等谈了话,让他们和村里人搞好团结,服从村里支部领导;家里人更要团结,不要互相埋怨。

会后彭真带了花圈去给他母亲上坟。他母亲的坟在野外。在母亲坟前,彭真夫妇向母亲三鞠躬、默哀。然后回到火车上。

问:彭真在会见领导干部时讲了哪些问题?

答:彭真此行讲话特别强调团结、消灭派性。他在群众中讲,在会见省、地、市领导时的讲话就更清楚了。因为是在领导干部中讲话,讲得就更明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一定要消灭派性,讲团结。他说:我们山西大部分地区是老区,根据地多,大家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团结。上下团结一条心,全省干部团结起来,才能把山西的生产搞好。

(2) 党风问题。他指出:这是全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党风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老百姓要负责,现在我们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重点是要抓经济工作、抓生产。不要搞那些恩恩怨怨,既扯不清,也没意思。要讲团结、讲党性,要增强党性。

(3) 民主和法制问题。他强调:要依法办事,人大常委要很好地做这件事。不要把人大当成是虚设的,当成是安排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的地方。人大是有权威的机构,它是在第一线进行有权威的工作。要向大家讲明人大工作的重要性。只有实行民主,群众才拥护。

(4) 对省里的工作的鼓励。他高兴地说:看了山西的一些地方,听了汇报,觉得省里的工作搞得不错。

问:彭真的讲话在山西反响如何?

答:彭真此次讲话在群众中反映最强烈的、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消除派性的问题,当时我们省里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彭真视察时对这一问题的讲话,使我们对解决消除派性的问题更有了动力,有了武器。老百姓说,彭真毕竟是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是老同志,十分大度。

他本人在“文革”中受害最重。“文革”一开始,中央文件里就传达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问题,点了他的名,他本人被关、被斗,家里人也受到迫害。因此,他讲话最有说服力。

他讲要团结、不要有怨恨,把怨恨扔到黄河里去!话不多,但有分量。让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我们也就有好的比较了,牺牲个人利益,考虑全党利益,从大局出发。彭真的话对下边人影响很大。我们通过新闻媒介,报纸呀、电台呀,广泛宣传,学习彭真的讲话。

因为那时山西的派性不是局部问题,是全省的问题,从上到下,甚至在我们省委常委里都有此问题。彭真在这方面确实是最好的典范,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把山西的派性解决好,解决得彻底,才能对得起彭真的苦口婆心。直到现在,人们谈起1986年前后那段历史,对他不计个人恩怨,从大局出发,讲党性、讲团结,为消除山西省的派性,增强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是很感慨的。

彭真对山西的工作很关心。每年开党代会、人代会,在会议期间或会后,山西的代表总要去看望彭真。山西有一个引黄工程,就是把黄河水引到太原来,彭真讲过鼓励的话,他还派女儿傅彦去给工程捐过款,这是前几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