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我的家 作家谈家风 我家写日记的三代传承

我出生在沈阳,原籍营口。父亲胡庆荣十几岁只身闯荡沈阳,当了一名勤杂工,后来到红星制药厂工作。虽然没上几天学,但他自学成才,以快板、数来宝等形式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且收获颇丰。1953年,《沈阳日报》曾专门采访报道过我父亲的事迹。

我父亲能取得如此成绩,全凭日常观察、记录生活。我曾经读过父亲的日记,记的都是“某月某日,世宗探亲回家”等日常琐事,但它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我也开始记日记了。

我的早期日记是从1956年9月开始的,那时我13岁,在沈阳市第二十二中学读初一。我在当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上课听见一个消息,同学夏再山告诉我,他家生活困难所以不念书了。我听他这样说,心里很难过,差点哭出来……”同学感情跃然纸上。刚开始不是每天都记,后来上了沈阳第二师范学校,我才坚持每天写日记。

在第二师范读书期间,我担任校刊《园丁之路》主编,每天都用心观察、记录、还原师生之间发生的故事。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师生下乡劳动,同学们的嬉戏、赛歌、当炊事员起早贪黑的辛苦、老师的关怀,还有参加市区诗歌活动,如赛诗会、诗歌讲座等内容,都成了我日记的题材。

我早年的日记本,几乎每本的扉页上都写下这样一句话自勉:“假使你对生活热爱,就不该让日记有一页空白!”

1962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我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战士期间,白天训练,我就利用晚上时间读书、写日记。站岗结束,我偷偷地躲到洗漱间,读书、看报、写日记。不站岗时,我就悄悄地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坚持读书、写日记,把每天的经历记录下来。

量的积累产生了质的飞跃。一年下来,我发表在军内外各类报纸上的诗歌、文章达40多篇。当时,首长给全团全年在报刊上发表100篇稿件的指标,我一个人就完成了一半。

1965年,我受邀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见到刘白羽、茅盾、老舍、周扬等文化界名人。特别是会议期间,能与自己敬仰的贺敬之、李瑛等诗坛前辈面对面地座谈,使我更加坚定了努力的方向,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日记是创作的素材,诗歌是日记的提炼与升华。

我统计过,在我的日记中,光记录部队生活的内容就达300多万字。这些日记宛若一部军旅史诗,记录着我的成长,也记录着中国军队的变革和前进。

我的日记依然如影随形。我把写日记当做和自己心灵的对话,日记成了我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我看来:凡是经历过的生活,没变成文字就等于白活。

工作中,我接触、采访过很多作家、诗人,我把这些经历写进日记,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如:我对记录与臧克家、贺敬之等44位著名诗人交往的日记素材进行提炼,写成两本《当代诗人剪影》,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前些年,著名诗人柯岩逝世,沈阳日报编辑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接受任务后,翻开与柯岩交往的日记,其中的素材信手拈来,6000字的长文一气呵成。这都是日记给我带来的益处。

如今,退休后的我与日记缘分难舍。不论是参加会议,还是朋友聚会、外出旅游,我都要将相关内容记入日记,以备日后查询。2015年3月1日至5月26日,我携老伴参加了一次为期86天的环球旅游,途经三大洋、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途中即使再劳累,我每天也要以日记形式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与朋友共享。

我根据1979年、1986年两次重走长征路的日记总结、提炼、创作的长篇作品《重走红军长征路》和长征诗集《雪葬》出版后在读者和朋友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因日记获益的我,不但在日记中每天记录子女成长的经历以及与子女交往的故事,而且引导子女从小学习写日记。

海泉12岁就开始写日记。他在1987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我刚刚睁开蒙眬的睡眼,发现窗外铺了一层白雪,这雪好大呀!……整个世界变成了玉石的世界。我真想大喊:我爱你,世界!我爱你,祖国!我爱你,生活!我爱你,家乡!”

毕业后,海泉只身一人闯荡北京,开始了艰苦的北漂生活。其间,他一度与一名外来打工者同住一间锅炉房,他在日记中描述:“晚上睡觉前,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煤气味道,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样睡下去还能不能醒来?”

无论是顺利还是挫折,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受人追捧还是被人批评,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经历的这一切。这时候,经历就变成了一笔财富。

日记记录了海泉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他通过日记记录自己、总结自己、提升自己,特别是这种在日记中任意驰骋的思维,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今,我的309本手写版日记已被沈阳市档案馆收藏。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记录超过半个世纪生活和感受的 《胡世宗日记》,共十七卷,972万字,也由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些文字记录的生活和思想更是收藏在我的内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