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喽啰刘庆棠出狱后美化干娘

前不久在《作家文摘》开会认识了北京青年报记者陈徒手,这个名字我比较熟悉,他正在做着抢救历史的工作,采访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如果不是他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不会去做一时还很难公开发表并难有经济效益的工作,所以陈先生的做法令我钦佩。

陈徒手对刘庆棠做了多次采访,刘庆棠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但40年前他可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不少女生宿舍里挂着《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的剧照,那就是刘庆棠。尽管洪常青的第一个影视形象是王心刚,比他帅也比他正直,无奈江青喜欢刘庆棠,也就把他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成为“跳而优则仕”的代表。

也许还要简单提一下刘庆棠,他1932年生,辽宁盖县人。早年学习舞蹈。建国后,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回国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任演员、演员队副队长。1961年,实验芭蕾舞团首次赴缅甸访问演出。这是中国的芭蕾舞团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天鹅湖》和《海侠》。国外观众认为中国芭蕾“已接近世界水平”。当时女一号是白淑湘,男一号就是刘庆棠。尽管刘庆棠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很多坏事,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他为发展中国的芭蕾艺术事业作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刘庆棠深得“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的赏识,江青喜欢帅哥是公认的事实,刘庆棠、浩亮、庄则栋都被提拔为部长级干部,都是江青一手操办。刘庆棠有“干娘”撑腰有恃无恐,整起人来就如同服了吗啡,兴奋之极。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

团内个个诚惶诚恐、如坐针毡,把刘庆棠视为“新时代的恶霸”。刘庆棠踏着无辜者的生命和血泪步步高升。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此君一贯风流成性,有了权力在芭蕾舞团明规则潜规则双管齐下,以至于他被隔离审查后不少女演员就怕他扛不住交待出来,尽管她们是被逼无奈的受害者。

这一切都给刘庆棠凑足了罪恶,“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文化部群众在批斗他的时候,很多受他迫害的人向他啐唾沫,可见民愤之大。较之浩亮、于会泳,他的认罪态度最差,经过多日取证和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出狱后文化部给他分了一套两居室,如果刘庆棠当政绝不会这样人道。

曾经受到江青提拔的浩亮、庄则栋等出狱后从不谈论江青,既不美化她也不落井下石,而刘庆棠却对“干娘”一往情深,出狱后讲了江青不少好话,这倒应了毛泽东一句名言“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陈徒手先生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了刘庆棠的口述,刘庆棠回忆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刘庆棠还回忆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江青对刘庆棠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京剧大师裘盛戎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刘庆棠毫不隐晦地夸奖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他回忆江青为样板戏呕心沥血、谦逊好学,曾对刘庆棠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刘庆棠深情表白《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

陈徒手先生是原汁原味地记录的,他的高明之处是自己不加任何评论,他留下了史实,当事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说。

我们也不怀疑刘庆棠回忆的江青是虚构的,但是看江青决不能顺着刘庆棠的思路走。他从一个演员变为中央委员、部长,他眼中的江青当然是感情化和感恩化的江青。老百姓不会忘记江青判决书上的滔天罪行: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

而从细节来讲,仅仅她害怕30年代在上海滩的风流韵事,就把数百人投入监狱,几十人死亡。这仅仅是她累累罪行中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看刘庆棠回忆江青,很容易误导,对于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也许会对江青产生敬佩之情和对文革产生颇为公平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