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辞别董特首时代 董建华辞职前后的政局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向国务院递交辞职信:“自去年第三季度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的问题。一方面,香港经济已出现了良好的复苏势头,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政治和社会状况也逐渐稳定下来;另一方面,由于年岁渐高,我已明显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基于对香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我经过慎重考虑,现向中央政府正式提出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职务的请求。”
3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董建华辞呈。温家宝总理签署了国务院第433号令,即日生效。与此同时,按照香港基本法相关规定,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即时代理行政长官职务。当日下午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董以高达98%的赞成票,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继安子介、霍英东之后,香港地区第三位国家级领导人。
消息传出之后,特首名望略有上升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在接受《凤凰周刊》约访时表示,目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评分达48.4分,较前上升2.3分。钟庭耀说:“市民对特首施政方针及特区政府表现的不满比率,近来有下跌的迹象。
一般而论,官员在宣布引退或辞职后民望都会上升,大概是基于民众的同情心吧。”钟庭耀说,“1997年上任以来,从民意支持率曲线而论,董建华的名望每况愈下。但在2002年初准备连任时,民望曾经出现转机。”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凤凰周刊》说:“客观评价,董特首在第一任期内更为成功,但在第二任上管制问题较多,中央的建议也多了起来。
”蔡子强说,“董特首最大的成功在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没有出现重大问题。那时,他把过去殖民地的一些官员留下来,还让陈方安生担任政务司司长,显得有信心。”
2005年3月10日下午5点43分,董建华在香港向200多名中外记者宣布了请辞消息。3月11日,《凤凰周刊》致电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时获悉,特首辞职的消息传开后,香港市面一如往常的平静,各方工作没有被特首辞职的消息扰乱,照常运行。
办公室工作人员并称,“无论是金融方面,还是股市方面,我们都密切注意,现在都没有问题。”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向《凤凰周刊》分析:“特首选择在此时辞职,时机是最好的。
现在香港经济在全面复苏,房地产、旅游、出口、零售都呈现好的势头,市民对香港经济充满了信心。也有利于给继任者以进一步发挥空间,便于顺利交接。”
3月1日到10日,
媒体广泛关注请辞传闻
早在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即以“香港头号人物毅然提早下台”为题,指“全国政协是退休高干的出路,董建华接受政协任命,显示他有意提早下台。”又说,“董近月已淡出实务,让曾荫权在他下台后担任署理特首。”
翌日,香港媒体开始广泛报道特首请辞的消息,称“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健康和压力为由,已经向中央政府提出请辞”,美联社和路透社也以急电报道。
《星岛日报》消息说,董建华是在“农历年前提出辞呈,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后获得接纳,中央安排他出任政协副主席一职,正是为他的离任铺路,预料中央和特区政府会在短的时间内公布有关安排。
特首请辞传闻一时成为香港社会的焦点话题。
媒体不断抛出谜团:董特首为何现在提出辞职?是炒鱿鱼还是真辞职?成为接任大热门人选的曾荫权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商人治港”时代的告终、“政务官治港”时代的开始吗?董班子会“树倒猢狲散”吗?
从3月1日传出消息到3月10日董特首公开宣布请辞的10日间,香港的问责局长和行政会议成员面对传媒采访时,都称并不知情,中联办官员亦并不确认消息,国务院港澳办官员则称“这些讯息都是猜测性的、推断性的。”
此间,本刊记者致电行政长官办公室,得到的答复是:“不评论揣测性报道。”
而据港媒报道,“由于事出突然,左派人士在辞职消息传出后,不知如何回应记者追访,有的继续挺董。中央为避免信息混乱,近日四处通知人大政协各方好友,让他们不要否认辞职‘谣言’,只要中性表态,让中央多点时间善后便好。”
港媒相信,“天机”其实在更早已有泄露。据报道,“早在2月25日,曾荫权就知道了董特首请辞的消息”。该日,曾对一位立法会议员说:“3月11至13日之间,香港会有大事发生。”等到传媒报道董特首请辞,这位议员才想起曾荫权的话。
另据香港某媒体报道,更早在2月18日,董建华与工联会3名立法会议员会面商议第八份施政报告,董当时说了一句:“这份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休养生息,是我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当时他们以为董只是太疲劳,一时失言,后来才想到:“董当时可能心直口快,说漏了嘴。”
中央的处理“既高超又现实”
政协委员何鸿燊“两会”期间在回答香港媒体关于董建华辞职的消息时称,中央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绝招”,并指有四五个方面的好处。虽语焉不详,但肯定了中央的处理方法相当高超。而在此之前,海外媒体曾对董特首请辞事件做出种种解读。
据3月3日的《联合早报》报道:“去年12月20日,胡锦涛在澳门听取董建华的述职报告时,虽然对董建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但是也寄语港府‘总结经验,找出不足的地方,继续提高管治水平’。
随后,曾庆红在今年1月份访问拉美五国时,分别在26日、27日和29日密集地针对香港管治和其它问题发言,认为港府‘要提高管治水平’。”但报道同时认为,董请辞与此无关。
而同日的香港《明报》报道:“中央今次果断地接受董建华的请辞,除了因为胡、温强硬及务实作风外,亦有感于董建华政府无力驾驭日渐复杂局势,深恐香港会再一次陷入失控局面,遂毅然壮士断臂。”
港媒还指出,“正因国家主席胡锦涛不满董建华政府处理领汇上市计划不当,去年底在澳门出席澳门特区成立5周年庆典时,才临时改变接见董班子的形式,由原先客气地与一众领导班子排排坐的座谈形式,突然改为‘罚企’(罚站)形式,凸显胡主席训斥气氛,并将有关片段原汁原味地让传媒播出街。”
但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曾有记者问社会上有传言指董特首离任是中央劝退,董建华予以断然否认。
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也对《凤凰周刊》说:“我同意何鸿燊的说法。中央在处理方法上,既体谅香港,又体谅董先生。”田北俊进一步解释说,“中央避开了争议性问题,既安排董先生做国家领导人,又让反对董先生的人没了话。”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则向本刊记者分析,董建华请辞一事,中央的处理“既高超又现实”。王家英说:“中央对董建华没满任而请辞的正负面影响,都有充分的评估和把握,这表明中央对香港的考虑更实际。
中央愿意面对现实,有了问题及时处理,是负责任的。相信历史会记住中央的决策。”
董获得了民主派和“倒董”人士的尊敬
据香港媒体的报道,目前香港各界,最失落的或许不是“挺董派”,而是“倒董派”。
董建华在任上时,一些议员和民主派动辄要求特首辞职,现在特首真的辞职了,民主派又“忧中央劝退损两制”,或藉口“中央舍董推延普选”,似乎并不愿意接受特首辞职的事实。而香港《文汇报》更以《“倒董”突失目标,民主派乱方寸》为题刊发评论。
评论称,民主派“过去一直以‘倒董’为己任,如今就‘忽然挺董’,声称董不是自己请辞,而是中央迫下台。”“多年来嚷着‘要求董建华下台’的所谓民主派,面对‘美梦成真’时,不但没有半点兴奋,反而呈现一盘散沙、没有共识的窘态。
”“‘倒董’本来是所谓民主派的‘进攻武器’,现在没了这个‘武器’可不行,于是他们‘忽然挺董’。”
2003年5月14日,独立议员陈伟业曾批评特首董建华处理SARS危机表现差,因此在立法会提出动议,要求董建华辞职。
今年3月8日,陈伟业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董先生有他的长处,善于把握中央的政策,其失误就在于用人不当。”陈伟业说,“朱基总理以前也曾批评董建华先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按我的理解,董先生现在实际上是‘退休’了,希望他不要在香港再担任职务。”
2003年,一个名为“民主倒董力量”的联盟在《苹果日报》刊登全版广告,要求特首董建华辞职。
董建华辞职消息传出后,“民主倒董力量”的负责人之一刘山青告诉《凤凰周刊》:“一个月前我们已解散了‘民主倒董力量’。”但他们坚持认为,过去“董建华颟顸无能、领导无方、偏听徇私、官商勾结,加上问责制有名无实、领导人议而不决,结果社会整体陷入一片混乱,信心全面出现危机。”
但特首在经济好转时急流勇退,获得了反对者的尊敬。据香港媒体报道:“多年来屡受狠批的特首,在预料他邻近退休之际,多个政党在回顾其工作时,均认为董并非一无是处。自由党杨孝华赞扬特首推动CEPA、自由行带动经济;民主党主席李永达也认为特首重视教育,接到意见如小班教学、教学语言问题,都‘坐言起行’;陈伟业指施政出现问题,政党及议员也要负责任。”
路程崎岖时坚守岗位,顺境急流勇退
在3月10日的请辞记者会上,董建华回顾了近8年的崎岖路程:“一路过来,我们历尽艰辛。面对泡沫经济爆破,经济转型和沙士带来的冲击,八载风雨路崎岖得很,市民的痛苦、忧虑和对政府的期望,我从未敢有一刻忘怀;为纾解市民的痛楚,我鞠躬尽瘁,从未敢有一日懈怠。”
1997年底金融风暴席卷香港;1998年4月首次出现禽流感,全港杀鸡;1998年7月新机场混乱;1998年11月胡仙案;2000年特首宣布“八万五”房屋政策已在1998年不存在,同年发生民调事件;2001年初陈方安生提前离任;2002年特首连任后推行高官问责制,迅即发生仙股事件;2003年SARS爆发,夺去香港近300性命;同年,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和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辞职,董特首及特区政府面对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特区政府回归5年多后,准备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计划,引发2003年7月1日数十万市民上街游行。
那时香港面临严重困难。当月香港《文汇报》的一则评论称:“对于董特首个人来讲,‘去’,是一个不难做到的决定,但会使社会政治稳定出现重大变量,香港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留’,则要面对更大的困难,承受更大的压力,需要更大的付出,要有极大的勇气。为了香港的利益,董特首毅然决然,选择了坚守岗位。”
回头来看,媒体和社会各界对董当年的坚持不乏赞赏。
《明报》最近发表社评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董建华的领导下,经历了罕见的政治和经济风浪,如今虽然逐步走出谷底,但回首这一段日子,仍触目惊心。”中联办主任高祀仁赞扬董建华“积极妥善地处理了香港一些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在香港成功实践,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
对此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向《凤凰周刊》表示:“董先生缺乏担任公职的经验,与市民没有有效的沟通,与媒体沟通也不好,造成很多批评;更加上回归后时运不济,形成很大挑战。”胡祖六说,“尽管在金融风暴中香港没有新加坡表现出色,但董先生也一直在致力于面对环境的挑战,处理危机。”
过去香港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结构性的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提供给本刊的调查显示,“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信心的下调,其实是由于香港特区政府的多番施政失误。回归后不久,市民对本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已由超过六成跌至不足四成,再在低位徘徊,明显是不满政府处理亚洲金融风暴的表现、处理禽流感的方法、和因为搬迁机场而引起的大混乱。”
然而在学者看来,八年间香港遭遇的一系列问题基本都是结构性的。对此王家英向《凤凰周刊》分析:“在2003年,特首民望处于历史的低谷固然是一不争的事实,但简单地将之归咎为特首缺乏领导能力,必须下台负责,却有欠公允。
事实上,从回归以来香港所经历的政经形势的发展看,造成特首民望不断下滑的因素主要是结构性而非个人性的。”
王家英认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回归前数年所形成的泡沫经济过于严重,使得回归后香港的经济调整来得特别深刻和缓长。
”王家英进一步分析说,“更不幸的是,在香港经历泡沫经济爆破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正加速进行,对香港原来已极不合理、偏重楼市而弱于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经济结构,带来更多的调整困难。再加上在调整的过程中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九一一事件和SARS等危机接踵而至,更使特区政府应接不暇,难有喘息的空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特首的民望反复下滑,并不令人意外。”
在2003年的游行事件发生后,《大公报》刊发的社论也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特首由于出身商界和上层,对社会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和想法理解是不足的,但他一直没有很好察觉到这点;同时,部分市民对特首的施政方针和思路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如此在双方沟通与理解不足之下,隔阂与误解以至反感就积聚成为所谓的‘民怨’了。”
对此胡祖六说:“过去香港的问题有董先生的因素;但不能认为换了人,香港就可以高枕无忧。”据胡祖六预测,“短期看,在一两年时间里,香港的经济是令人乐观的,前景不错。”
宅心仁厚博港人赞
银发平头,敦厚的笑脸,出席各种场合总显得精神焕发;谦虚、勤奋、廉洁,特首任上的董建华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这位老上级,代理行政长官职务的曾荫权在3月12日的记者会上这样评价:“我和董先生共事了七年,这么多年来,我们认识的董先生没有一刻不是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带着热忱,领导特区政府,关心香港市民的福祉。
他尤其关心社会上处境不幸的人。他曾亲身探望过不同的家庭,聆听单亲父母及独居老年人的心声,了解刻苦攻读的年青人对未来的期望。以民为本,体恤有困难的人士,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一直都是董先生施政主要目标之一。
近日《明报》的社评既认为“董建华欠缺政治技巧,不懂争取民心,这是当政治领袖的大忌。”但也赞扬,“他有一项重要的优点,就是宅心仁厚,坚拒用肮脏的政治手段整治异己(例如运用统治机器—税局或警察等—去调查反对派的政治人物或者不听话的传媒),令香港享受到海峡两岸以至港英时期都没有的高度自由,这是他在任接近八年的一项政治贡献。
”
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也对《凤凰周刊》说,“虽然董先生有时不果断,有时施政上走三步退两步,但他是个厚道人,是个好人,他提出的‘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话,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田北俊说,“我们是代表工商界的政党,而董先生作为行政长官,他会听取我们的不同意见,他会综合,可惜难以落实下去。”
另据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开的特首董建华投资、利益申报资料显示,其妻子名下的公司、董氏家族基金名下公司分别拥有两套住宅,此外在旧金山市和纽约的两套公寓由以其子女为受益人的基金拥有。
董建华在东方海外公司有8000万股,但由董氏基金拥有,他没有表决该批股份的权利。
董建华1937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7年随全家迁居香港。1960年董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1969年返港处理家族集团生意。1980年代董氏企业遭遇危机,1985年中国银行贷款5000万美元给董建华,从此开始了董氏家族与中国大陆的接触。1985年,董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10月任港英政府行政局议员。
199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陪同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卡斯特罗到达深圳。当天,他约见了香港15名重量级富商,董建华便在其中。1996年10月18日,董建华正式宣布参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东方海外集团同日发表声明,宣布董建华已辞去集团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的职务。
1996年12月11日,董在选举中获胜,同年12月16日被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就职。2002年2月28日,当选第二任行政长官,同年7月1日就职。凤凰周刊·宋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