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很穷 余永定:假如早几年让人民币升值 痛苦要比现在小很多

《21世纪》:就在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经济数据的当天,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迫切需要让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中性,以抑制资产泡沫的发展。他还在文中提出,目前依靠财政力量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推动经济反弹的做法,对中国并非好事,经济的轻度减速并不可怕。您对这些观点怎么看?

余永定:我同意这个看法。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太快了。这么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你要想避免产能过剩,就只能降低效率。现在投资率不断上升,这是一种不均衡状态,本质上是无法持续的,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让投资率降下来。

另外,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连续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以稳定出口。今年出口退税方面的预算是6700亿元人民币,实际支出可能超过8000亿。这么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是没道理的,哪个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应该高一点,哪个行业应该低一点,正确决定是很难做出的。

价格扭曲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口退税也不一定对促进出口有多大效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又容易激发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据了解,现实中,出口退税率调高以后,外国采购商都将这种上调后产生的利润空间压榨掉,国内出口企业并没有获得多少实惠。

我们的财政支出与其花在出口退税上,不如直接花在帮助企业转型以及由于转型而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身上。

现在我们在投资和出口上的很多政策都有问题,但假如停掉了这些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合理的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我个人认为,中国合理的经济增速应以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为标准,也就是8%-9%。

假如大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就不要追求更高的增速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成熟,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还会下降。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但问题在于这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是这么看的,但老百姓能接受这点吗?地方政府能接受这点吗?这就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了。

《21世纪》: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二十国集团(G20)中第一个开始退出经济刺激措施的国家。目前中国经济反弹非常强烈,因此关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讨论也在升温,您对此怎么看?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更多地考虑结构调整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反弹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过于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把结构调整的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

实际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调整迹象,而且速度还比较快。这种调整是否可以同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结合起来呢?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市场化的利率机制。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对国内的利率形成机制进行自由化改革,让利率随时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

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显然过于宽松,信贷增长速度过快,利息率过低。在中国推行低利率政策必然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本来是希望用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来筛选出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但在这么低的利率下,关系等因素会成为获得信贷的主要条件,而非回报率。这样一来,急需贷款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必然难以得到贷款。

此外,这里面还有社会公正的问题。老百姓辛辛苦苦赚一点钱放在银行里,得到的利息那么少,这合不合理?同时,银行可以在国家管制的利率下吃一个稳定的利差,银行大部分的利润也来自利差,而企业则获得了廉价的信贷资金,这等于是在用储户的钱去补贴银行、补贴企业。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我们除了应该降低信贷增速、适度调整基准利率外,还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而利息率的自由化是今后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大概是比较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21世纪》:您刚才谈了中国经济存在的很多结构性问题,但假设现在的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您对中国经济未来两三年的发展持什么观点?

余永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外,那么我认为未来两三年中国依然可以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比如8%-9%。但这种增长模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形势发生变化的主要标志可能在于中国财政状况的恶化,比如当出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外部冲击时,中国的通胀问题也会重现,到时候利率会上升,政府想继续通过低息发债弥补财政赤字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这时候问题就会比较严重。

我个人认为,在此之前我们可能还有几年时间去做结构调整,以避免类似困局的出现,但我们拖的时间越长,未来的局面可能就越困难,调整的成本也会越高。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恢复正常增长(9%左右的增长率),有关方面似乎已经把结构调整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远景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