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回忆录 《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第四章见证中美关系

基辛格于是提出采取三个主要步骤,这些步骤不至于刺激保守派的议员们,也是对中国试探性的举措。第一,允许美国游客采购价值100美元的由中国制造的非商业物品;第二,取消对中国旅游的禁令;第三,允许向中国运送粮食。尼克松批准了头两项,但由于保守派议员的反对,没有批准第三项建议。

正当美国要宣布这些步骤时,1969年7月16日,有两个美国公民的船在香港附近翻船,他们漂流到中国领海,被中国边防军抓住。基辛格就建议等几天,看中国的反应,结果中方没有任何反应。到了7月21日,美国就宣布了上述两条举措,而且不要求中方做出任何互惠的表示和行动。中国方面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而在7月24日释放了被抓的那两个美国游客。这样双方有了第一次善意的交流,但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

在这之后,尼克松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每到一个国家,他都对当地国家首脑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提出的建立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制的主张,对苏联提出美苏独霸世界的问题也不予考虑。他最明显希望转达给北京的信息是他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谈话。

1969年8月1日,尼克松告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他个人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被美国政府的其他人所接受,这就是在亚洲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被孤立的话,亚洲不可能取得进展,美国绝不会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计划。

尼克松并且表示,希望叶海亚·汗总统能把他的这些想法转达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又过了两天,在8月2日和3日,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又向齐奥塞斯库总统重复了上述观点。尼克松开始以为中国更希望由罗马尼亚转达他的口信,因为罗马尼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过些时候他才了解到,中国宁愿让巴基斯坦作为传达的桥梁。

他和基辛格以后还认识到罗马尼亚的通道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罗马尼亚很可能有一些亲苏的官员。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些行动并没有经过国会对华政策的讨论,而是临时的决定,别人基本上不知道。除了尼克松的公开声明,其他内容都是保密的。当然这也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摩擦,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有争议的中国问题拿到国会里公开辩论,他们就不会成功打破美中关系的僵局。

中国没有立刻对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作出反应,基辛格就想采取进一步措施,如撤走在台湾海峡永久驻扎的美国军舰,代之以美国军舰的定期巡视,并再一次要求巴基斯坦方面转达美方的意见。基辛格还考虑利用在华沙进行的美中大使级谈判,虽然谈判已经中断一段时间了。

9月9日,基辛格指示回华盛顿休假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Stoessel)在华沙的社交活动中找到中国大使,转达美国准备和中国进行严肃会谈的信息。

1969年10月3日,斯托塞尔大使在华沙文化宫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看见中国的临时代办雷阳,斯托塞尔大使试图走向雷阳并且转达美国总统的口信,但雷阳马上就避到楼下去了。斯托塞尔大使终于把躲到男厕所里的雷阳的波兰语翻译找到,转达了这个信息。

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转达的信息确实来自美国政府而不是他个人的意见,美国国务院就在一次例行的会议上宣布斯托塞尔和雷阳已经进行过交谈。周总理事后曾和基辛格开玩笑说:“斯托塞尔几乎让雷阳犯心脏病。”因为雷阳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处理和美方接触的局面,所以他想法逃掉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就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中国和美国可能要开始大使级会谈了,而且已经开始在高层秘密接触。我和其他几个人已被指派参加这项工作,我的其他所有工作都要服从这个工作。他还要我马上开始看一些必要的文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我早有预感。中美两国好多年前就已开始大使级谈判,这两个世界上的大国迟早要建交的。

从那时起,我的工作性质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以前,我的所有工作都是技术性的,虽然也有很强的政策性,但那是保证我的技术工作的,也就是不出差错地为国家领导人口译。政策性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比较难,因为我可能今天为总理和非洲国家首脑做口译,明天为总理和欧洲国家大使做口译,第三天又为总理出访亚洲国家做口译。

而现在,罗贵波副部长告诉我,我还是周总理的主要口译人员,但工作重点改为中美关系。我口译中的政策性更强了,工作任务也更重了,我可能突然被召去日夜工作,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妻子。

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有我从朝鲜时期就并肩战斗的好朋友三剑客之一的过家鼎,还有毛主席的侄孙女王海容以及唐闻生和其他一些人,我们都在曾做过周总理第三任口译的章文晋大使的领导下工作过。

章文晋大使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资深外交家,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修养很深,英文也很好。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道德水平很高,很有同情心,他和他的夫人张颖都为周总理工作了好几十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对章文晋大使夫妇有很高的评价,但周恩来夫妇一贯的作风是对他们最信任和喜欢的人要求最严格。

章文晋在解放后被任命为天津市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后又担当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工作,包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

他自己非常细致,在工作中善于抓住问题的主要环节。他也跟周总理一样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但又对他们表示出强烈的关怀和同情心,而对不公正的现象则表现出极度的愤慨。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会尽力去纠正这些不公正的现象。

我个人得到了他许多帮助,我之所以能从一个好的英文打字员、速记员,变成一个驻外大使,当然首先要感谢周总理的谆谆教导,但是如果不是章文晋经常在我身旁助我一臂之力以及其他老干部帮助的话,我恐怕早就跌倒了。基辛格对章文晋大使非常尊重,认为章文晋是中国最好的大使之一。

1969年12月11日,斯托塞尔受邀来到中国大使馆,以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都是在一个第三国提供的场所。这是建国后受邀请到中国大使馆的第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这次会见时,斯托塞尔就提出正式恢复华沙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是接到华盛顿国务院指示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非常吃惊,总统和安全助理那么积极主动地寻求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他们唯恐这样做会威胁到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认为只有美苏关系才是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关键问题。

美国亲苏派的头头,就是原美国驻苏联大使勒外林·汤普森,是国务院首席苏联事务专家,他甚至提出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美中接触的所有过程都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通报。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虽然声称自己不同意汤普森大使的观点,但敦促美国总统好好考虑这一提议。这些意见却都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否决了。

同时,国务院根据一贯规定,向美驻海外重要的大使馆以及同美国友好的国家政府通报斯托塞尔和雷阳的会见情况。这个做法很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忧,尼克松因而叹气说这样做会使美中关系胎死腹中。由于他们的关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控制就逐渐转到白宫。

1969年12月19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解除到中国的美国游客只许买100美元物品的禁令,还允许美国在海外的分公司同中国做买卖。几乎在同时,罗马尼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Gheorghe Macovesco和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阿哈·里拉利(Agha Hilaly)告诉基辛格,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信息已经转达给中国。

罗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说中国方面很有礼貌地听了他讲的情况,并告诉他说中国对同西方建立正常关系很感兴趣,但除此之外没有具体的行动措施可以转达给美国。

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大使则转达给美方更多的口信,包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带给美方的中国人愿意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地恢复华沙会谈的信息。

1970年1月20日,中断两年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在华沙恢复。在这次会议上,美方第一次正式宣布,美国正考虑向北京派一个正式代表,以便直接正式讨论,或者接受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雷阳就念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说:“我们愿意考虑并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设想和建议,因而真正有助于减少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从根本上改进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这些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级一级进行,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者由双方接受的其他渠道进行。”

1970年2月20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上,中方正式接受美方提出的派一名使节到北京去的建议。那时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就如何处理今后同中国会谈问题而产生的矛盾更加激化了。美国国务院坚持在双边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之前不可能派一个代表访问北京,尼克松和基辛格则认为中国首先对讨论全球势力均衡的问题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这个问题是关键的首要的问题。

因此二人考虑采用其他途径深入地和中方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因为如在大使级会谈上讨论就要通过国务院。

这时中美双方还在继续研究第137次会议的时间,但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就宣布预定的1970年5月20日举行的第137次会议是不适宜的,至于何时再开始会谈要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1970年10月1日,我接到通知,和往年一样被派到天安门上做主要翻译。这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都由我承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就靠边站了。红卫兵攻击我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当红卫兵中最激进的一派由于包围外国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而失宠后,我又被认为是“真正革命派”了,因为我一直坚决反对那些极“左”的做法,所以从1970年10月1日以来,我又可以上天安门当翻译了。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在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身后站着,随时准备接受任务。我突然看见周总理带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向毛主席走来,我赶快走上前去为毛主席和斯诺做翻译。毛主席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他们解释游行队伍是怎样进行的等,还告诉斯诺说,在国庆节庆祝典礼结束之后,他要好好和斯诺谈一次。

一开始林彪元帅站在他们旁边,但他很快就躲开了。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和斯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这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以前只有各国国家首脑和共产党书记才有可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照相。这一次在神圣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一个普通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个美国人在一起照相,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斯诺自己就在1971年7月30日的《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上的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这件事明显说明,毛主席本人表示对中美关系很有兴趣,但就像基辛格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这些比较粗枝大叶的西方人完全忽略了这个举动。”虽然如此,美方的粗心并未造成什么损失,因为那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美接触在战略上的必要性,也认识到建立两国直接对话的迫切性。

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得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不太方便,因此更多依靠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好意斡旋。1970年10月25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尼克松就向即将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提出,希望他带给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信息:美国把中美关系和中美和解看得极为重要,美国永远也不会加入美苏独霸世界,反对中国的结盟,美国准备向北京派一名高级的、秘密的使节,来讨论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最终走向和中国友好。

1970年11月10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和周总理会谈时,提出要和总理私下谈话,顶多只要一个翻译参加。因此,总理就跟我说:“小冀,你跟我来吧。”那次谈话中,巴基斯坦总统就转达了美国总统的口信。

自那以后,我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绝密的中美会谈问题,很少有时间做其他事了。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翻译处的新主任马牧鸣大使同我以前的上司很不一样,他对下属非常支持和照顾。他了解我为总理当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完全支持我。

他也了解我时常要加班至深夜的情况,所以如果第二天上班我稍微晚到一会儿,他也不会责问我。相反有几次发现我精疲力尽,他就要我赶快回家休息。从这方面来讲,我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但另一方面,我的处境更困难了。

因为我那时已提升为翻译处副主任,主任马大使虽然完全支持我,但办公厅里和处里有一两个“通天”的人物时常找我的麻烦,一会儿说我没有帮助马主任“继续革命”,一会儿又说我对那些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极“左”分子太软了。

此时那些极“左”分子都已被打成反革命了。翻译处的情况极其复杂,但这种对我经常的骚扰同我以后的遭遇相比,只不过是温和的前奏曲而已。虽然极少数人总想把我永远从外交部赶出去,但总理和多数外交部的领导以及那些了解我的人,一直是积极支持我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送给我的名言“我的财富就是我的朋友”,确实使我一生中很多时候化险为夷。

在叶海亚·汗总统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后,双方开始了一些秘密接触,都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方的意见都是周总理在和毛主席讨论后亲自拟定的。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已患了癌症,病得很厉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攻击,攻击不仅来自红卫兵,还有来自党内的野心家。

周总理尽管一再努力保护陈毅元帅,但陈毅元帅精神上已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位身经百战、赴汤蹈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一生的可敬可爱的元帅,最终凄惨地病在医院里。

这样他就不可能考虑外交工作了。周总理拒绝解除陈毅外交部部长的职务,当时的第一副部长姬鹏飞曾长期在陈毅元帅手下工作,事实上就代理外交部部长了。外交部方面,姬鹏飞、黄华、乔冠华和章文晋,还有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主要负责准备同美方谈判的有关政策性文件。

在同美方会谈时,特别是基辛格和尼克松来访问时,黄华和乔冠华是外交部周总理的主要顾问,这两个人也是中方派出的和基辛格一起制定出至今仍是中美关系准则《上海公报》的人。章文晋则是具体负责的,而我们所有人都直接向叶剑英元帅负责,他是那时在总理以下的仍旧拥有权力和威望的唯一高级官员。

在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传来的口信后,周总理就在1970年的12月初通过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给了尼克松一个答复。答复中说,中国一直愿意采取和平方式来进行协商。为了讨论美军从中国的领土台湾撤军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一个特使到北京来。

信中还专门说到过去虽然通过各种渠道从美国方面收到各种信息,但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息转达给另一个国家首脑”。美方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亲密朋友,所以很重视这个信息。

12月16日,尼克松总统在给中国的一个答复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台湾问题。在北京的会面将不仅仅限于台湾问题,也要讨论为了改进关系和减少紧张局势而采取的各种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逐渐减少时,美国也会减少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个答复于1971年1月5日传达到中方。

从那时起,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交换了一系列的信,所有的信都既没有信头也没有信尾,有时还没有日期。这些信都是英文的,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手写的。信的翻译全由我和过家鼎、唐闻生等少数几名翻译承担。

但由于越南战争的升级,战火蔓延到了老挝和柬埔寨。中国感到不可能再继续华沙会谈了,觉得必须公开谴责美国这种把侵略战火扩张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行径。跟两年前完全不同的是,这次中方没有对尼克松本人进行直接攻击,只一般性的攻击对方为“美帝国主义”。尽管如此,中方还是要考虑如何使中美关系的球滚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