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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纪录片制作人王小龙:看到每一个人的存在

20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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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王小龙,1954年出生,海南琼海人.在上海出生长大,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图中,他(前排左)和同事们正在拍摄一部上海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一

□王小龙,1954年出生,海南琼海人。在上海出生长大,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图中,他(前排左)和同事们正在拍摄一部上海的历史题材纪录片。

□《一个叫做家的地方》拍摄期间,王小龙抓拍的一幕,那天,里弄有人结婚,大家都出来看新娘子。

□王小龙在电视台会议室。《从悲情故事到生活喜剧·一个纪录片人的趣味随笔》即将出版,这是他对职业生涯的一次整理。

□有一年,黄浦江上沉了一艘船,王小龙和同事跟拍了两个月。这张照片,是在凌晨的船只上,摄制组正在拍摄打捞沉船。/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把镜头对着上海。

不论拍什么,他有句一样的话:

光拍高楼大厦,那是炫富,土豪。

上海?上海都在两层楼以下。

他自然晓得,两层楼以下的上海,局促、潮湿。

那么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拜访纪录片制作人王小龙。

时间久远了,一个真实的影像会散发出一种动人的光芒

“王老师……”

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王小龙算是个“老人”了。午饭时间,在台里两幢白色高楼之间溜达一圈,不时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也会收住脚步,问上几句,“格腔忙啥啦?”“生活(上海话,工作)做好了哇?”……他穿着件土黄色的夹克衫,脸色也有些黑黄,一条烟酒嗓——除了说话声调低沉沉、笃悠悠,“王老师”看起来更像从前车间里的“王师傅”。

王小龙曾经是纪实频道、艺术人文频道的首席导演,不过,对他来说,在电视台这二十年,其实只有一个身份:纪录片制作人。

“我自己也拍过几部纪录片,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帮助台里的同事们,还有电视台外头的人做纪录片。哪个做片子碰着困难了,我就去帮忙看看。”

电视台出去不远,就是吴江路。王小龙怀念以前的吴江路。纪录片摄制组,导演、摄影、录音、灯光、司机,还有他,经常在吴江路上吃饭、谈天、聊片子,尤其是一家叫“吴青”的小饭店。

“‘吴青’很小,一个半地下室的店面,人气却煞是了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吃客把吴江路上任意一家店的菜点端来都不会遭白眼。常客在‘吴青’吃饭,一般总会从隔壁的‘东方快车’端一碗糯滑爽口的红烧狮子头,再去另一边的‘小杨生煎’要四两的生煎馒头。

看着自己的店堂里每桌都有街坊邻居的主打菜,这需要多么宽阔的心胸啊!”王小龙和北京同行陈晓卿的见面,也会约在“吴青”。当年尚未拍摄《舌尖上的中国》的陈晓卿很喜欢“吴青”流露出来这一面的“舌尖上的上海”,遂撰文“纪录”。

有一次,摄制组去舟山东极岛拍纪录片《穷海》,记录当地渔民龚老大一家的生活,除了一个当过海军的摄像王锋,其他“小朋友”晕得七荤八素。回到上海,王小龙带大家去“吴青”小小慰劳一下。吃饭吃到一半,导演接了一个沈家门打来的电话,一户渔民家庭的女主人说,东极岛上有位老太不行了,恐怕就在一两天。

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老大”的一条“规矩”:纪录片要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变动,变动最见人心。“一部片子里如果死了个把人,这片子分量就重了。”摄制组全体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黑夜登车直奔大海。第二天赶到,老太太已经缓过来了,正端着碗喝粥。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回忆了,如今的吴江路,面貌全变,多年的记忆无从附着。而到了盛夏八月,王小龙,也要退休了。

星期日周刊记者 (以下简称星期日):王老师,大概“服务上海三十年”这个年数,我们至今已经采访了好几位临近退休的人。那我也想问你同一个问题:快退休了,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王小龙 (仰头看看电视台大楼):

……心有不甘啊。

星期日:牵挂着什么呢?

王小龙:总觉得以前做过的片子可以做得更好,总觉得我们不在场的情况太多了。几百万工人下岗,我们有一部纪录片吗?做了一辈子的老工人,最后一天,更衣箱收拾收拾东西离开厂,我们拍了吗?没有一个镜头。我们很多都没有在现场,没有尽到责任。

星期日:我是因为“服务上海三十年”的专栏来拜访你的,你觉得,你对上海的“服务”是什么?

王小龙:对上海的感情,倒是想过的,我的服务是什么,这个倒真是没想太多……我的服务就是我的职业吧,就是给上海增添一份真实、动人的影像记录。

我们今天看到一些老照片,不管是八十年代,还是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三十年代……你会被它迷住的,对吧?一个真实的影像,时间久远了,会散发出一种很动人的光芒。我工作的意义,就在这儿。

剪的是生活

制片人,是需要一些三头六臂的。缺钱、缺人、缺关系,往往要制片人出面去搞定。有年航拍《俯瞰上海》,为了拿到拍摄许可,王小龙不晓得和管天空的机构打了多少趟交道。

而比“外交”更重要的是判断:同事们报上来的题目林林总总,要不要拍?拍什么?换言之,为上海增添一份什么样的真实影像?“严格说起来,每个中国人都值得拍一部纪录片。”王小龙说,“但人太多了,总归要有所选择的。”

2002年,一位同事拿来一张报纸,指着一篇报道说,我要做这个,拍这个擅长剪纸的农村大娘。

王小龙读完报道,没感觉:很一般啊,何况北京台已经有过一部纪录片《剪花娘子》,有必要再做一部吗?

不过,当他的目光逗留在大娘的剪纸作品上时,心里一动:她剪的鸡啊、猪啊长着三个脑袋,像是在吃食。原来,窗花、刺绣用的花样大娘也剪,那叫“闲花”,可她真正喜欢的是剪打水、做饭,剪老伴吸烟、孙子捣乱,剪村里人家的婚礼、当地记者的采访。

她说,我剪的是生活。

王小龙坐不住了,叫同事马上就去找这位大娘。半年后,这部名叫《干妈》的纪录片出炉,还得了大奖。

星期日:剪的是生活,大娘说得真好。

王小龙:大娘没读过书,一辈子过得艰辛,可是她剪出来的尽是美好的日常生活情境,了不起。

星期日:大娘剪生活,纪录片其实也是“剪生活”吧。

王小龙:上海的纪录片,到我做的时候已经十来年了(2002年,王小龙出任《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的制片人——记者注)。1990年代初,上海电视台有一伙人,原来都是记者,扛机器的,都想用影像做深度报道。

那时候大家都在找出路,就拍起了纪录片。1992年,《纪录片编辑室》成立,当时,大家形成了一个思路:拍小人物,说真话,出了《毛毛告状》、《德兴坊》、《重逢的日子》……一批片子,影响很大。

星期日:好像除了《舌尖上的中国》,那是上海人最喜欢看纪录片的时候。

王小龙:是啊。不过到我去做的时候,上海做纪录片的,有些困惑。有外国同行说,今天看了四部纪录片,两个瞎子,一个傻子,一个瘸子,你们中国不正常的人真多啊。所以我想的是,能不能走得再踏实一点。 2000年以后,我们有了一个认识,“悲情故事”不妨继续,但有没有可能真正关注常态,记录常态中的生活喜剧?这不仅是题材的拓展,而是想让更多的平凡人进入纪录片,这样民间影像进入屏幕和影院,才有更大的可能。

在这样的“制作意识”下,上海出现了一些“生活喜剧”纪录片。

李晓的《厂长张黎明》,说一个厂长受命去应付破产和几百号没有着落的工人;梁子和干超的《房东蒋先生》记录了一个六十多岁、“独守空房”的“上海小开”;张瑞东的《邬老板的世界杯》,跟拍了一个义乌老板,他制作的红色三节塑料喇叭“呜呜祖拉”,闹翻南非世界杯赛场,而邬老板自己写的一幅对联——“订单不断,烦恼不停,进退拎得清;官司未了,债务未清,横竖摆不平”,道尽了浙江乃至全国的民营小企业的生存况味。

而其中,最“扎劲”的一部,要数破天荒的12集“纪录片连续剧”《婆婆妈妈》。

2002年的一天,编导吴海鹰找到王小龙,兴奋地给他看了一些素材:上海凤城一村动迁。

1950年代,上海陆续建造了一批工人新村,时称“两万户”,供劳模和先进工人居住。凤城一村位于杨浦区控江街道,是“两万户”中有名的一片。半个世纪过后,这些房屋显得越来越窄小和破旧,尤其是经历了1990年代的产业调整,工人大批下岗,生活局促。家家户户盼动迁,又怕动迁:没钱补差价的窘迫、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年老体弱者对偏远的新居没有医院的忧虑……一池水被搅动了。

看了素材,王小龙当即对吴海鹰说,能不能这样?从现在开始,你建一个组,把这个片子拍下去,时间不受限制,需要什么支持你打报告。

这一下去,就是两年多。

2004年,吴海鹰拿出了《婆婆妈妈》样片,一部长达13集的“纪录片连续剧“。王小龙和几个同事,躲到南浔小镇的一个房间里看了三天,三天不说话。全部看完,王小龙说,吴海鹰,祝贺你,这个连续剧是成立的。大家听了,喜笑颜开。接着,这制片人又来了句:能不能压掉一集?“13”听着讨厌。

不久,12集《婆婆妈妈》上映,连播两个礼拜,收视率一天比一天好,甚至超过了电视剧。

星期日:当时立刻决定支持《婆婆妈妈》,看起来你很确定这个题材的价值。

王小龙:是一种预感。“两万户”对上海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而且我对“两万户”的生活是很熟悉的。我年轻的时候住的是铁路大院,但17岁进了厂,师傅、师兄弟很多就住在“两万户”。我厂里的同事,一家人那么多年来没有完整地睡过。因为家里有孩子上中班。晚上12点钟下班回来,全家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房子太小,两张床板,一横一竖,顶着门放的,他一进来,全家人都要起来,等人进来,再放下去。

星期日:所以你对素材中上海人的生活是有感受的。

王小龙:我就是底层出来的,太了解了。吴海鹰的视角也抓得好,《婆婆妈妈》主要跟拍的,是凤城一村居委会的几个阿姨。她们一方面要协助政府,说动居民搬迁,一方面自己也面临着和邻居一样的难题,人多,拿不出什么钱补差价。而且,很悖论的,她们工作越热心,失业得越早。因为动迁了,居委会也解散了,她们连这点微薄的收入也没了。

星期日:你前面说,拍纪录片要抓住变动,这些婆婆妈妈遇到的变动,真是很抓人的。她们的处境,我听了蛮难过的。你为什么把这类的纪录片,叫做“生活喜剧”?

王小龙:我自己拍过一个片子,《一个叫做家的地方》,讲长春坊的李阿姨养了个上海人说的“外快孙子”,小男孩父母离婚,爸爸跑了,妈妈一个人带不过来,就把孩子寄养在李阿姨那里,每个周末来看看。我在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小男孩和爷爷一起种香葱。

葱极易成活,可乐罐、曲奇盒、破沙锅和旧脸盆,都可以用来栽种。也不用管它,随便放在窗台、墙脚和屋檐下,想起来浇一杯水,就笔直地蹿了上来。我用它来象征城市平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志,象征黄昏时分在河边奔跑的孩子们,也象征着我们,所求不多,活着,尽管不太潇洒。

星期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生活喜剧”纪录片,不论拍的是什么人,在意的是人的一种生命力?

王小龙:日常生活有它自己的欢乐和磨难,所有的人文纪录片讲的都是一件事,人的尊严。

星期日:你所说的尊严,是什么意思?

王小龙:我们讲到尊严这两个字的话,已经讲到底了,就是不能无视一个生命的存在,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存在方式,多么屈辱和低微。

星期日:那么你说的尊严就是不要伤害别人?

王小龙:倒也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作为人的存在,作为生命的存在。这是一种底线。如果一个国家不把人的尊严当回事,这国家的尊严也是屁话。

星期日:我转换一下你的概念,你说的“人的尊严”就是要看到每一个人的存在?

王小龙:对,我们纪录片深入地去表现普通人,就是这个意思。我前面说的,每个中国人都值得拍一部纪录片,也是这个意思。看到每个人的存在,才能相互了解、沟通。

每个人都是幸存者

王小龙拍片子,有两个习惯,一个是“等”,一个是“找”。《一个叫做家的地方》,拍了三年。故事的发生地长春坊在苏州河边,王小龙和同事借了内河航运公司的仓库,以便接近拍摄对象。直到几个月后,长春坊的居民在镜头前不再防备和躲闪,拍摄才算真正开始。

而他在拍摄上海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时,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幅画面:在某条马路上来来回回走,然后站定,掏出手机,打给上海史专家:“我现在就站在那里,可以确认了。”

1999年,上海解放50周年,王小龙接手了一个特别节目的拍摄《决战上海》。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后,他冒出了两个疑问:“1949年,解放军分别从浦东、浦西迫近吴淞口,但之前讲解放上海,讲得多的是宝山,浦东这支部队为什么讲得很少呢?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原来说过的,解放上海后,部队可以放假一天,进城看看。

结果,打到黄埔江边‘向后转’,从浙江一路打下去,打到福建。这个部队的军部现在还在厦门坂头。那我就带着摄制组到坂头,找到了当年那些老兵。

有一个老人当场就哭了,他说,什么也不说了,今天上海电视台来采访我们,说明上海人民还没有忘记我们。”王小龙说。“第二个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龙华陵园写明七千多人?当时上海已经有很强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了。

没解放,就已经在‘回力球场’大地板上做红旗了。这些士兵是怎么牺牲的?为什么牺牲那么大?了解下来,这些士兵大多战死在宝山,钢筋水泥碉堡难攻,一批死去,再上一批,一直到毛泽东发电报来,说一定不要着急,还是先要研究怎么打。

这些给我刺激很大。我在北京采访张震,老人家刚退下来,他说,上海绝不是喊一声前进就冲进来的,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想我一定要把老前辈的意思表达出来。”

厦门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王小龙,打到黄埔江边时,有场战事很激烈,发生在当时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储油仓库。“我们就去了高桥一带,礼拜天,来来回回地开,总能找得到一点依据吧。然后就看到一片老房子,很高很大,有点像。

我跟门卫讲,我们电视台的,进去看看。他说你进来看,这是上海什么石油公司。我心里一动,上海不少地方,以前干什么,现在也是干这个。以前是监狱现在还是监狱,以前是巡捕房现在是公安局对吧?我们就进去了。摄制组架起机器拍,我就在周围转转,结果看到,墙上很多红砖块上刻着字母A。

亚细亚开头字母是A对吧?还真叫我们找到了。每个现场都走到,细心琢磨,总能发现些蛛丝马迹的。”《决战上海》送审时,顺利通过,只在一些细节上有所分歧。

影片在追溯“七千多士兵缘何牺牲”的历史时,王小龙加入了一段真实的素材:当时部队答应,解放上海以后,每个人半斤肉,这七千多人,连这口肉都没吃到。“当时审片时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最好拿掉?我说我不同意,我知道这个事实,心里很难过。后来这段就保留下来了。”

星期日:你为什么要确认这些历史上的细节?

王小龙:你拍的东西要真实还原,才能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我创造过一个名词,叫“情景记忆”,对所有的采访者,你要引导他进入情境记忆。你不要跟我说那些天天天下雨,淋得我们难过死了。那不行,怎么冷法?怎么难过法?

人一进入情景记忆,那些套话、那些概念东西都没有了,全部是他亲身的经历和切实的感受。

星期日:嗯,你是要人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王小龙:不要讲重大事件,一般事件,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天我男朋友给我一朵花,好感动。“摄像机不能拍这种‘大概’。这里面有两个东西太概念,花,什么花?感动,怎么感动法?感动是一个概念。重来。他送给你一朵什么花?什么情况下送的?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当时拿着这束康乃馨,我一下子就蹲下来了,浑身力气也没有了,就知道哭。”这就出来了。处理小事情是这样,处理大事件也一样的。

星期日:你拍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今天,有个脉络是一样的,就是此前你说的,看到每一个人的存在。

王小龙:你要有一个交代,不好忘记的。许多士兵是刚刚拿起枪来,就是我们说的“刚刚翻了身的农民”,好日子没过上,就死在上海了。你不要光看龙华,今天郊外每一个区县都有烈士陵园,都埋着这样的士兵。很早以前,我读过一首诗看到,大意是,我们能够今天在路上行走,是因为很多人替我死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幸存者。

星期日:你从事了二十年的纪录片工作,关注着上海人的存在,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那么,在那么多年里,人的存在,或者你说的人的尊严,你观察到了哪些变化?

王小龙:现在的人当然比以前过得有尊严,毕竟时代不同了。调到艺术人文频道后,我们做过一个纪录片《对话龟兹》,讲一个上海的艺术家、和上海的商务印刷集团、上海最好的裱画师傅一道,把遥远的龟兹洞窑壁画复制到上海来的,真是精益求精,这里有种上海人特有的尊严。但另一方面,怎么说呢?……我这么跟你说,海葬你看过吗?

星期日:海葬?没有。

王小龙: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我正好有一个学生的爸爸是干这个的,现在退休了,他带我去看了一次,我想我要拍。海葬,就上海做得好,上海人比较看得开。殡仪馆专门成立海葬服务部,你参加海葬不是你交钱给他,而是政府补贴的,豪华大巴、船都是政府补贴征用还贴你钱的。工作人员尽量提供应有的服务,现在已经组织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