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夏志清 夏济安书信集》出版:兄弟个性不同
核心提示: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学者,他俩生长在战乱年代,49年后迁移海外,即便在美国也各自居住在东西海岸。2013年底,夏志清先生去世后,遗孀王洞女士开始整理夏先生文件,共整理出兄弟两人的通信612封。
这612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1965年2月23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18年,从未间断。学者王德威谈到这批信件说:“由于战乱关系,二十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
夏氏兄弟1947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惘惘的威胁’。”
在整理出这批信件后,在王洞女士的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对这些信件打字编注。2015年是夏济安先生逝世50周年,《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陆续在台湾出版,大陆版即将由活字文化出版。本文系夏志清的夫人王洞女士为《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所作前言,回顾了两兄弟的成长、求学和学术生涯,由活字文学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二)书影
志清晚年的愿望是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及他与长兄济安的通信。
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鸡汤,鸡汤从鼻子里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协和医院(St.Luke’sHospital)急诊室。从我家到医院,只需过一条马路,所以我们是走去的,以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点,志清口干肚饿,叫我回家给他拿热水和香蕉。
不料等我回到医院,他床前围了一群医生,正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很大的管子往他嘴里塞,让他用机器呼吸。原来护士给他吃了优格(yogurt),掉进了肺里,即刻不能呼吸。这管子上头有一个大球,放在嘴里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声,后来就在他脖子上开了一个小口,插上通气管,志清即不能说话。
有一阵病危,他向我交代后事,用笔写下保存张爱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庄信正来替他完成心愿。信正是济安的高足,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自是最合适的人选。志清经过六个月的奋斗,居然取下了通气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里,可是不良于行,精力大不如前,《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监督下由我完成,于2012年《联合文学》出版。
2013年志清进出医院频繁,他每日念叨着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医院、疗养院看他、陪他吃饭,替他刷牙,不等我离开,他已经睡着了,没有机会让他读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夏志清给夏济安的信
济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柏克莱(Berkeley),志清带回济安所有的遗物,包括他们的通信、邮简及明信片。济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给他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个绿色的铁盒子里,放在他书桌底下,预备随时翻阅。
他给济安的信则分散在四个长方形纸制的文件盒子里,放在我们的储藏室,也有260封,共有612封。如要全部发表,需输入计算机,外加注释,是一件耗费时日的大工程,如选一部分发表将失去连贯性。我选择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打字上,实在难以启齿。
我没有找信正,预备自己做,7月间买了一台苹果计算机,想利用它的听写功能把信念进去。没想到这苹果智慧不足,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词用语。我只好改用键盘操作,先把信文输入,再加上“按语”,如此费时两周,才做完10封信,按这样的进度,估计得花上五年的功夫,才能做完这些信件,太慢了。
我就请王德威教授给我介绍一位可靠的学生打字,把信文输入计算机。德威盛赞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水平,推荐由季进教授领导,参与信件的编注。
2004年季教授曾访问过志清,事后写了一篇名《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登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志清看了很喜欢,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学者倍加赞许。德威将这篇专访收录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联经出版公司,2010)。
志清大去后,季教授也应《明报》邀约,写了一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怀念夏志清先生》的悼文,对志清的著述有独到的见解。2008年季教授曾请德威和我到苏州、镇江、无锡游玩,共处三日,我和季进也变得很熟了。我写信给季进,请他帮忙,他一口答应,承担起编注的重任。
德威计划在2015年4月为志清在中研院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希望在会前先出版一部分书信,我就选了前121封信,由志清乘船离沪来美至济安离港赴台。在这段时间,国共内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毛泽东成立了人民政府。
多数知识分子及人民向往共产政权,济安却毅然离开北平飞上海,乘船至广州,落脚香港。济安在信里,时常报导政局战况,对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关注,时常想念滞留在北大的同事。济安非常喜欢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阮囊羞涩,也常常向志清诉苦,对在港的亲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谓来自上海的“白华”,时有详尽的描述。
夏志清(后排右)、夏济安(后排左)1947年摄于上海照相馆,前排依次为夏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
济安从小有理想,有抱负,广交游,有外交长才。志清却是一个随遇而安,只知读书的好学生,他除了同班同学外,没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济安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宋奇来访,总是看见志清安静地读书,偶遇济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战末期,济安去了内地后,宋奇仍常来看志清,谈论文学,借书给志清。
志清在上海初会钱锺书也是在宋奇家里。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宋奇寄给他许多书,特别推荐张爱玲与钱锺书,对《小说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宋奇是中国戏剧先驱宋春舫(1892–1938)的哲嗣,家道殷实,相形之下,夏家太穷了,所以在济安与志清的笔下,常说他们家穷。其实他们家境小康,不能算穷。
他们的父亲夏大栋先生,因早年丧父,辍学经商,娶何韵芝为妻,育有子女六人:济安居长,大志清五岁,三个弟弟夭折,六妹玉瑛,比志清小十四岁,与济安相差十九岁。父亲长年在外经商,济安就负起管教妹妹的责任。玉瑛对大哥有几分敬畏,对二哥却是友爱与依赖。
特别是父亲与济安到了内地以后,家中只剩下母亲、志清与玉瑛。志清对幼妹,非常爱护。他母亲不识字,生活全靠父亲接济,父亲的汇款,不能按时收到,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与沪江的同学相比之下,也是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