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纪念文集:许建国同志传略/任远 韩大南(下)
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 1945年8月,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第一座城市张家口。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兼任公安局长的许建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组建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和群众性的基层治安组织,进行伪职人员登记,开展户口调查,加强侦破工作,严厉打击敌特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很快稳定了社会治安秩序,并且制定了治安、户口、交通等管理条例,摸索出一套适合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
他在中央通报过的《怎样管理城市》的报告中曾详细地进行了总结,成为城市公安工作建设的雏型。
1947年n月我军解放石家庄后,社会部先后派陈叔亮、王应慈、张季良同志率领一批在阜平训练有素的民警随军入城,接管伪警察局。他们在许建国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建立起市、区及派出所三级公安机构,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在侦破特务间谍、审查清理战俘、搜索残余敌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两方面都进一步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以后解放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开展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以后,许建国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1951年12月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公安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等职;1954年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
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他根据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高屋建停瓴地指导城市公安、政法工作。
在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同恶霸、把头、刑事犯罪分子、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中,在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间谍的斗争中,在公安工作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中,都有重要建树,为维护大城市治安秩序,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平津战役打响后,许建国带领干部在胜芳县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城市公安工作的特点,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做了深人细致的人城准备工作。1949年1月15日,解放天津的战斗一结束,第一批干部便立即进人天津,按照预定的计划接管国民党机关,搜捕战犯、特务,恢复社会秩序。
人城后第三天,许建国召集旧警察局全体人员,向他们晓以我党政策,宣布接管办法。到21日,搜捕战犯、特务的工作基本完成,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这一成果是与周密的情报及重视保护敌伪档案分不开的。天津市人民公安机关建立以后,他强调指出:公安部门的一系列工作“都应该首先研究国家的性质和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安工作是依靠大多数人来统治和惩罚少数人的,这与反动阶级的警察迥然不同”。
他要求公安保卫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区分敌我界限。他把高度的责任心、坚定的阶级立场、熟悉业务、服从命令、执行政策、经常与群众联系这六项要求规定为公安保卫人员必须具有的品质。
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干部和人民警察的政治素质,要求搞好警风和警民关系。在整顿警风、调整和充实组织、建立和加强公安部门的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显著成效。
如上海解放后留用了大量的旧警人员,来及时进行严格审查。1952年夏,开展了整顿组织和警风的工作,对犯有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包庇犯罪分子、腐化堕落、侮辱妇女等“六害”的人员进行集中清理,纯洁了组织。
同年7月建立了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从而大大提高了人民公安机关在群众中的政治信誉,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同年冬,在全国第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时,上海的措施得到了肯定。
上海经过三期镇反、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以及“清理中内层”等运动,肃反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建国在1954年12月第三次上海公安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五年来的工作检查与贯彻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方案》的报告,指出“敌情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肃反斗争已进入隐蔽、复杂的新时期。
今后的方针是加强队伍建设与隐蔽斗争,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翌年6月中旬,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罗瑞卿部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并就贯彻中央指示作了具体部署。
7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上海贯彻中央指示在布置集中搜捕城乡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展开了内部肃反。
许建国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十分重视严格依法办事,力求把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在干部中反复强调“要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经常指出“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办案”。
1956年夏,根据中央部署,亲自检查清理积案的工作,主动纠正了一批错案,从而减少和避免了冤、错案件的发生。这与许建国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长期主持晋察冀分局、中央局工作的刘澜涛同志说:“许建国同志是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他不随风倒,不看人脸色行事,这对于担负特殊任务(指公安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尤为可贵。”刘老精辟的语言可谓知许深矣!
1959年以后,许建国同志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他在先后担任我国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正确执行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在罗马尼亚任职期间,他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正确认识国际关系的见解和建议,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周总理的称赞,从而加深了我国对罗马尼亚内外政策的理解和中罗两党两国的友谊。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67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造反派闹腾着夺权、陈毅副总理处于困难的时候,许建国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查询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由罗瑞卿部长交办的关于调查江青20世纪30年代历史问题的一封匿名信的处理情况。
许建国据实以告,并说问题没有查清他就调离了上海,结果如何他也不知道。
在场的张春桥狂妄地责问:“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许建国说:“你当时是市委的一个宣传部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碰了钉子后,气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此后,造反派几次来抄家,索要材料。
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为防止意外,一方面将多年积累的材料及重要笔记忍痛销毁,一方面向他的夫人方林同志作了嘱咐和交代:“我可能被捕,而且短期内回不来……要相信党,我总会回来的。”果然不出所料,许建国很快就被外交部造反派“隔离审查”。
不久,他又被转走,下落不明。几年之后,方林同志才打听到他被关在北京郊区秦城监狱。在十年浩劫中,秦城监狱关满了受迫害的老干部,饥饿、镣铐、各种恶作剧式的折磨,闻之令人发指。
许建国被关押以后,方林同志也被赶到江西外交部干校劳动,四个小孩子到外省插队落户。天涯路远,各奔一方,一个幸福的革命家庭弄得支离破碎了。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通过他与“四人帮”坚决而巧妙的斗争,阴云密布的我国上空透出了一线曙光,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处境有所改善。
这一年的5月,年逾七旬的许建国,在黑暗的监牢里度过了26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走出监狱,重见天日。
由于长期的单独关押和百般摧残,他出狱时已身心交瘁,形容枯稿,令人惨不忍睹。使人更为愤怒的是,这位赤胆忠心的无产阶级战士是背负着“四人帮”强加给他的政治帽子和精神侄桔,被送往安徽六安“养起来”的。
直到1977年初.发现患了肺癌之后,专案组的掌权者仍然无视本人和家属的一再申诉,甚至拒不接受到京、沪等地治疗的正当要求。1977年10月4日,许建国含冤负屈,病逝于安徽省合肥市,终年74岁。他在临终前写给党中央的申诉书中曾发出这样的呼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许建国借角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法庭上讲过的壮怀激烈的名言,表达了他心中的无比愤慈,也表达了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的坚强信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笼罩在我国上空多年的阴云终于消散,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大地。1980年3月,党中央为许建国同志平反昭雪。公安部、外交部在中山公园联合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乌兰夫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李先念同志出席了追悼会,会上宣布了对他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
在许建国的灵堂上挂了这样一幅挽联,精确地归结了他光辉悲壮的一生的写照: 党国英杰,无私无畏,一代忠良功垂青史。
被白发,系狱秦城,魔蹈中天,饮恨离尘世; 人民卫士,有胆有识,半生戎马誉在津申。覆红旗,移骨宝山,春回大地,挥泪祭英灵。 前公安部长赵苍璧同志致悼词时沉痛地指出:许建国同志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位优秀的外交战士。
追悼会后,许建国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后记 《许建国同志传略》是以刘澜涛、姚依林等六位老同志合写的《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忆许建国同志》一文为主要依据而撰写的,写作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问。
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档案室提供了许多历史资料;苏毅然同志为校勘和审阅本文的史实付出了许多精力;姚依林、刘澜涛、罗青长、刘复之、钟子云、江华、李振远、张友恒、张建南、郭北辰、刘景平、赵玉林、刘克人、陈叔亮、张季良、苏育民、江涛、桑仁政、方林、赵明、王志贤、郑凯、苏健、谢远达、马光荣、顾仁根、陈关福等同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情况和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笔者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曾经长期在许建国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深知他的为人。他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感染和教育着我们,他的光明磊落、光彩照人的形象鼓励着我们不计笔拙地把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如实地写下来,奉献给战友和后人,使他们能够在缅怀革命前辈、继承革命传统、建设和保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得到鼓舞和启迪。
由于笔者政治水平所限,工作上还不够深细,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谨请识者批评指正。(1987年5月14日) 浏览:1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