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香烟——从周久耕抽名烟说起
按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周久耕在全国75万处级干部中实属沧海一粟,假若在北京实属于一个广告牌砸下来死了四个,其中有三个就是他这个级别的那种人,可就是这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由于他坐在国家公务员的位置上一心一意违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置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于不顾,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竭尽全力为开发商鸣屈叫冤,从而落到了“全民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境地。
爱屋及乌(衍生出恨屋也及屋),由此,人们便注意到了他桌上摆放的香烟——
奶奶的,“南京九五至尊”牌,150~180元钱一盒,足够发我地4个失业农民一个月的低保金了......
大家知道,毛主席抽“中华”烟,靠自己相对高的工资;邓小平抽“熊猫”,靠国家对高层领导人的供养,可你一个小小的芝麻官竟然抽如此高档的香烟,靠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成吗?
据说,您周久耕每月抽六条“九五至尊”,按您的地位,想必可以享受到批发价1500元一条,那么,您每月的香烟消费就是9000元;以您的职位,想必每月可以领到3000元的工资,那么,其余钱的来路呢?您吃饭吗?穿衣吗?养家吗?
由此,人们自然对周久耕钱的来路产生了怀疑,于是,人们又看到了他手腕上那块价值10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发现了他屁股底下那30多万元的凯迪拉克轿车,听到了他每件衣服低于1000元不穿的习惯,查到了他鹤立鸡群般独居在几十栋老式破旧楼房当间的第38幢别墅,打探到了他有个在南京天创建设公司当副董事长、在天元吉第项目部当总经理的亲弟弟......
于是,一个新时代的贪官就这样在网民轰轰烈烈的揭露声中闪亮登场了......
那么,官员们所抽的香烟到底是怎麽来的呢?我想,我在80年代后期的一段见闻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一次我省召开的首届节能工作研讨会的间隙,我偶尔注意到了我省经委能源处徐处长的抽烟,他抽的特别厉害,几乎是一支接着一支从不间断,而且他抽的是当时在我地能见到的最高档的“红塔山”牌。由于我和徐处混的比较熟,所以,我开口问他您每月拿多少钱工资?
他有点不解:“300多块,咋啦?”
“您每天抽多少盒香烟?”
“你小子查户口呀?”
不等我搭话他就笑着说:“我知道你怀疑我是个贪官,小子,我清白着呢,”说着话,他续上了一支烟:“每月工资300多块,每月至少抽九条烟......”
“全是“红塔山”?”我有点诧异。
“有时是“”阿诗玛”,他缓缓地说。
“那您......”
我的问话还没开口,他就接上了话茬:“我知道你小子想说‘单你每月的烟钱至少都在八、九百块,还养不养家了’是吗?”
见我笑而不语,他接着说:“靠我的每月工资养活没工作的老婆?两个上大学的孩子?笑话!连我的烟钱都差老大一截呢!”
“那您?......”
“实话告诉你说吧,”他深深吸了口烟:“我给别人跑项目,他们难道不给我几条烟?”
“那是你的工作职责呀!”我有些不解。
“老弟,”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书呆子气了不是?”他又续上了一支烟:“假如说,我手上有个大项目,有好几个企业都有资格索要,你说我给谁?”
“给你送烟的。”
我略带调侃地说。
“这不就结了......”正说着,他抬头猛然叫住了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一个人:“张厂长——”
那人即刻来到了他的身边:“处长,我们厂这些天的资金实在有点紧张,您看您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下周一我就到你们厂去取,要是拿不到,我可就......”
“别、别、别......”
张厂长急了:“我明天就给您送来......”
张厂长走后,我问徐处长:“他们厂欠你啥钱呢?”
徐处告诉我,他给张厂长的单位跑了个2000万元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那你向他们要啥钱呢?
“按规定,我应该向他们收取3~5‰的技术咨询费,可我这人心轻,只要了七八千块的跑路钱......”
此刻,我不由从嘴里冒出了一句不知是在调侃,还是在赞美他的一句话:“清官!”
在我国,要说香烟走上腐败路,大概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虽然,纵观香烟在我国存在的历史也不短。
按史书记载,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大约是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已有起码400年以上的时间,可如果按照近年来在湖北郧县五峰乡一座汉墓中出土的铜质旱烟锅来看,我国的抽烟史则能要提前到1900年前了。
烟草初入中国时,名字五花八门,有叫“相思草”、“烟酒”的、有叫“金丝烟”、“八角草”、“仁草”的;还有叫“淡巴菰”的。而烟草一词的正式出现,则是清代中期的事。当时,人们吸烟的方式,有口吸斗烟,即“旱烟”;鼻吸斗烟,即“鼻烟”,沿海一带也有吸水烟的。
一八八三年,美国人本杰明和杜克兄弟俩利用詹姆士杜·邦萨克发明的卷烟机制造了卷烟(香烟),约七年后,上海的美国洋行老晋隆将卷烟带到中国销售,并于第二年运来机器就地生产。于是,以上海为发端,中国人开始了抽吸香烟的历史。
过去的达官贵人抽香烟是图个派,太太小姐则图个拽,地痞流氓就耍个歹,而老百姓想抽烟,就只能在腰里别个旱烟袋
70年代以前,在我地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省“牡丹”、县“前门”,公社书记逛“宝成”,普通干部赶“羊群”,百姓只吹“喇叭筒”。
记得那时的牡丹牌香烟每盒为0.51元、大前门0.34元、宝成0.21元、羊群0.07元,而所谓的“喇叭筒”即贫下中农用报费纸或旧书本自卷的旱烟卷。
在当时的情况下,香烟的牌子是主人地位的象征,那时,谁要是能拥有一支或一盒越级香烟,则必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包含在里面:
在我地,乡下人砍点柴火到城里卖了,大都会到门市部里买上一两支高档的“牡丹”或“大前门”(那时的香烟都是拆装零卖的)香烟,蹲在墙旮旯窝里偷偷享用,一是怕别人看见说自己穷摆富,二则怕人家夺自己的“君子之爱”。于是,偷偷摸摸点燃烟卷,只用短短的三、两口长气就把一支烟的魂都吸到五脏六腑之中,就图个痛快;
一般干部想抽到越级烟,大概只有两个途径,一是逢年过节给家里买上一、两盒,用来招待前来“亲切慰问”的上级。在给领导点烟的同时,自己也同时也得点燃一支,尽管自己抽着心疼,可为了免遭“叭儿狗”之嫌,也只好忍痛割腕。二是有事到领导家,得到领导的关爱,抽上一、两支领导家的高档烟开开洋荤;
至于县级以上的干部抽高档香烟的机会那肯定不会少:自己买、开会发,偶尔还有给别人办成事之后别人给一盒、两盒的。可话又说回来,每月收受的香烟绝对不够自己抽。举例为证:
7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前夕,我们单位每人发了两张“大前门”香烟购烟券,当时,即便拿烟券购烟,也要排队,于是,单位上的一位女同胞便让同科室的一名男性公民给她代买,孰料,那该死的爷们竟然实施了“调包计”,把自己抽的“宝成牌”香烟抽出来给塞进了人家“前门”烟盒里调了包。
女科员不知情,乘着过年逛娘家,兴致勃勃地把两盒“大前门”孝敬给了自己的父亲。有着副科长职务的父亲很高兴,于是,把它当作贵重礼物原封不动地送给了他的顶头上司——县委副书记手中,不久的一天,副书记在家用受贿得来的“大前门”招待书记时露了马脚,副书记灵机一动:“我一家四口全靠我每月60几块钱的工资养活,哪有闲钱抽好烟呢?......不过装装门面罢了......”
不料,事物的转化往往出乎人民的意料之外,就这事,使得这位副县长落下了“清正廉洁”的好名声,不久,他一下子就上窜了两级,当然,女科员她爸也由“副”转“正”了,喜的她爸逢人直夸女儿好。
真正的香烟腐败现象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上的物质产品丰富了,凭票供应香烟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了,这时,只要有钱,似乎连鬼推磨都可以买到,可当时,嘴上能天天吊上支名牌香烟的人却为数不多。
开始时,是一些“投机倒把分子”,然后是刨出了自家老祖宗埋在地下装有“变天帐”和银两瓦罐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孙和被平反了的“五类分子”的子孙们,蓦然间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花,于是,就可着劲儿穿时装、喝名酒、抽名烟,满大街摆谱。
当时,一般正派人都看不起他们,人们满以为这些社会渣滓迟早会得到政府的收容管教。孰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给这些人的肌体里倒注入了兴奋剂,一夜间,这些人的身份顿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了政府敲锣打鼓赠送奖牌、彩电、农用车的“致富能手”......
生活如日中天的他们心绪也水涨船高,再也不满足于眼下的“万元户”了,于是,他们想到了攀官员找工程项目、找银行搞资金贷款、寻关系给子女解决工作、傍大款寻求更高的刺激。
他们有关系的找关系,没关系的用财色。这时的市场上也为他们准备好了档次越来越高的名烟名酒。“敲门砖”般的礼品使他们在政府机关如入无人之境。于是,官员和这些人成了“亲戚朋友”、“哥们弟兄”,于是,政府的工程项目便人为地膨胀了起来,导致银行出现了越来越庞大的呆账、死帐。于是,政府官员和银行的实权派以及这些社会渣滓都过上了奢侈糜烂的腐败生活,这一切,在香烟上尤其体现的明显——
一等烟民"大熊猫",祖宗三代党全包;二等烟民"精南京",民脂民膏全刮尽;三等烟民"软中华",想要干啥就干啥;四等烟民"盖玉溪",这种干部也牛逼;五等烟民万国牌,抽多抽少人送来。
有关香烟的腐败案件在当今的我国实在数不胜数:
大贪官装穷只抽“廉政烟”。2003年,“涪陵区房管局原局长王秀禄,因替建筑商提供‘方便’10次,受贿120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条爆炸性新闻在闻名中外的榨菜之乡——重庆市涪陵区不胫而走,当地群众议论纷纷:“王局长不是很廉洁吗?怎么成了大贪官?”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对王秀禄办公室的搜查也收获不小,除发现40余万元现金、存单外,还查获了一些高级香烟及名酒等物品,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还发现了几颗“伟哥”。
江西省上饶县水利局原局长鲁国华,平时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生活俭朴的“好干部”,直到上饶县人民检察院查实他大肆侵吞水利工程款、包养“二奶”的行为后,善良的人们才发现,这位“俭朴局长”原是一个腐化堕落的贪官!
鲁国华为了制造清廉的假象,有时也会装模作样地将礼品上缴,并趁机大唱高调。对于别人送来的名烟名酒、名牌服装等物品,他从不自己享用,而是适时拿去变卖换钱。饶县城里开百货店的汪某是鲁国华信任的一位朋友,从1992年起,这位朋友就成了鲁国华家中高档烟酒的“固定经销商”。
鲁国华在他店里变卖的名烟、名酒平均每年在2万元以上。平时,鲁国华用公款送礼也常常先从自己家中取来名烟名酒,然后找人开具发票予以报账。“合理合法”地用公款买自己家中的烟酒,鲁国华对这一招非常得意。鲁国华手中大权在握,却从不抽高档香烟,口袋里装的常常是几块钱一包的低档烟。
2006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最近发生一件怪事:该旗一位科级干部搬家时竟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在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
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这位已经离岗退养的犯罪嫌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上周三被检察机关移送起诉。院保卫做梦也没想到,民工会从他的旧宅中拆出巨额存折,这消息很快传得家喻户晓。
他赶紧打听存折落在谁手里。经过几番周折,他了解到两个存折分别落到一个开发商和一个民工手里。惊喜不已的院保卫买了一只羊,亲自送到这位开发商手里,赎回37万元的存折;另外,他又买了两条红云烟,从民工手里赎回10万元的存折。
熟悉院保卫的人不相信,因为他平时生活节俭而低调,抽烟只抽两三元一包的,家里摆设简单,鲜见奢侈品。他本人天天骑一辆“嘉陵”摩托车,独子结婚装修新房,100多平米的房子他只给了1万元装修钱,买的洗衣机还是个单缸的。
香烟变成了“特别通行证”。1999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原公安局长韩健为了升官,一次就送给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中华烟一箱!
2007年,陕西延安的小梁因为机场停车费问题,与机场公安分局局长闫富军发生口角,闫当场留置了小梁,并认定他触犯《治安处罚法》,要拘留他。小梁花3000多元买了5条苏烟送给闫之后,没受到任何处罚便离开了机杨分局。
2008年9月25日,湖南省交警总队在岳阳、益阳、常德、衡阳、邵阳、怀化等6个省级考场,统一进行了销毁贿考香烟的警示教育行动。烈火熊熊中,价值6万余元的高档香烟被付之一炬。
原来这是湖南省交警为了严肃考风考纪,将当天收缴到的一些考生贿考时用的香烟进行公开销毁。而且,这些价值6万余元的高档香烟实际上大多是从考生中一包、二包中收缴到的
香烟盒里隐藏着罪恶。2007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因受贿罪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据魏湘滨在受审时交代,他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信贷部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帮助陕西省宝鸡市毅武集团申请企业贷款的过程中,先后于2002年下半年及2003年春节前,两次收受该集团贿赂款共计11万元。
2003年新年前后,魏湘滨在办公室收到了两条好猫香烟,打开纸盒子一看,里面装着10万元人民币,都是百元面值。
1999年,南京的香烟促销广告做得越来越诱惑人心,令烟民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在这家专卖店里,日本的七星香烟正在做促销宣传。营业员热情地拿给记者一本宣传小册子,上面标明集齐5个七星烟盒可以换取一个旅行包,10个烟盒可以换取一只精美打火机,而集齐50个烟盒更能获得一件很不错的外套。
一位中年男子看了促销广告后便问营业员上面标明的衣服还有没有。当得知还有衣服可取时,该男子竟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5条七星香烟并要开发票。当记者问他这么多烟半个月内怎么能抽得完时,中年男子笑了笑说道:“反正是公家报销,现在一下子买5条还能换取一件不错的衣服,何乐而不为呢?只要回家把里面的烟拿出来放进铁盒,把空烟盒拿去换奖品就行了。”
政府机关扮演者香烟腐败的主角。2007年,山西省河曲县在今年召开政协换届会议时,由县财政拨款万多元,给380多名与会者,每人发了4包中华烟。河曲县曾是忻州市的11个贫困县之一,目前河曲县农民人均年收入并不高,至今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而县政协的一个会议光烟钱就花了6万,由此可见贫困县并不“贫困”。
2007年,陕西省沂州市河曲县原政协主席在一次开会时,花6万多元公费购买了150多条中华烟,为参会者每人每天发一盒。
2007年,被称为国家贫困县的山西河曲县政协开会换届,用公款给与会代表购买了价值500元钱每条的中华牌香烟135条,总价值达到了67500元。
同样是河曲县政协,2008年向上级主管单位上报了一份“关于批拨教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上年度县政协例会决算为17.3万元,而当年仅提出换届所需费用要比增加44.58%,其中,伙食费增支1.35万元、工作人员补助费增支0.8万元,而要求香烟费增支却高达6万元。
贪官的家里大都收藏有名烟。2004年4月21日,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海南省农垦总局原组织部长郭钦龙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行贿罪判处原海南省国营龙江农场党委书记黄笃昌有期徒刑1年。
在郭钦龙家里搜出了28个未拆开却在信封上写着送款人单位、姓名的“红包”。拆开“红包”一看,多则2万元,少则5000元。细细一算,28个“红包”共计人民币335100元。还有洋酒XO和五粮液60多瓶,中华牌香烟20余条。
成都市金牛区副区长,成都国贸实业公司的幕后操作者马建国,因犯挪用公款罪、销毁会计凭证罪,于2004年6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马建国在2004年8月至2005年11月川西监狱服刑期间,先后向时任川西监狱长的巫邦志、刑罚执行科科长向瑞忠、一分监区长刘波、一分监区教导员罗雅林等人行贿人民币298058元、乌木观音两尊(价值人民币8000元)、香烟25条(价值人民币9500元),钱物共计人民币315558元。
小香烟囊括了大社会。官员抽名烟,家里存名烟全且不说,就连官员们的三亲六故乃至于小车司机的家人都成了名烟的受益者。现在,不管是政府抑或是垄断行业官员的小车司机,不但自己抽名烟,而且,连自己家人、狐朋狗友等都会享有和官员们一样品尝名烟的口福。
反正,官员们整天都忙着干“大事”,对于自己身边的烟酒一般不会在乎,大多官员经常会不时给小车司机许多好烟好酒,一是为显示自己的“大气”,二则是为了笼络司机,因为,小车司机对自己上司的丑恶行径一般都了如指掌,官员们往往怕在小河里翻船,而大多小车司机的手脚也不干净,常常会随意偷拿上司烟酒,不信的话您可以打听打听,哪个官员小车司机的家里没有成箱的名烟名酒?
反正消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财,与官员们无关。所以,即便官员们发现了,也从不会啃声。唉,当今的社会,连抽烟都有这么多的名堂:
抽着阿诗玛,办事处处有人卡。抽着红双喜,请客送礼靠自己。抽着红塔山,小车接送上下班。抽着三个五,吃喝嫖赌又跳舞。抽着芙蓉王,洗脚桑拿又上床。抽着大中华,你想干啥就干啥。抽红塔山,这样的干部很一般。抽一支笔,这个干部还可以。抽小熊猫,有吃有喝又有捞。抽芙蓉王,骗吃骗喝又上床。抽大中华,你想干嘛就干嘛。
"春城"无限好,大(都宝)永不倒!红塔山、红黄山,这样的干部太一般;七匹狼、一支笔,这样的干部还可以;软中华、硬玉溪,这样的干部才牛逼。
穷三塔,富塔山,傻冒抽着山海关。穷带烟富带火傻逼带烟又代火。天天抽红河感情一辈子受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