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政治 章伯钧提出设立“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提出设立“政治设计院” 史良与章伯钧的友谊 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20世纪50年代初夏的一天,史良坐着小轿车来到章伯钧家。只见浓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

章伯钧家的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

接着,从大客厅里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章伯钧带路,引她到妻子的梳妆台前,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朵朵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便戴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在章伯钧家开会。会开久了,茶喝多了,人们陆续如厕。 史良当日并没有对章伯钧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史部长又来到章伯钧家里,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

章 伯 钧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桌上一放,笑眯眯地说:“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12条。这是两包,共24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的毛巾,都该换了。

”她转身对章伯钧的妻子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伯钧妻子的脸顿时红了,章伯钧也很不好意思。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章伯钧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章妻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子。史良还带话给章妻:“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章伯钧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 史良的丈夫叫陆殿栋,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他的。他的年龄比史良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

当时在上海,史良已经是个名律师,陆殿栋还在巡捕房当巡警。章伯钧在谈到此事时,他对家人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 虽然陆殿栋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

但人们都认为史良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她原本和罗隆基相爱,却因种种原因失去结合的机会。

“反右”时史良揭发章伯钧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气不顺、想不通的章伯钧,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的史良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章伯钧理性得多,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限。

所以她问章伯钧:“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史 良 章伯钧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 史良的问话,并未引起章伯钧的警觉醒来,却引发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大发议论。回到家中,妻子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章伯钧说:“很好。”是的,他的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线。最后,史良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章伯钧。

她说:“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 反右斗争中批斗章伯钧 史良接着又说:“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

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

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

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讯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

.....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章伯钧看了报纸,吃完午饭,把筷子一放,对妻子说:“我相信,史良在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 从此,章伯钧和史良二人再无往来。 章伯钧与张伯驹夫妇的交往 1958年1月,章伯钧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但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

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还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 张 伯 驹 不过在岁月悠悠中,慢慢地,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

他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读高中后,想要学绘画,他决定为女儿物色一个适合的老师。这时,他想到女画家潘素。

潘素是张伯驹的夫人。 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曾被人称之为“民国四公子”。他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 张伯驹藏有李白的真迹《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他收藏有杜牧的字,有范仲淹的手卷...... 张伯驹把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文化部发给了他一张奖状。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章伯钧领着女儿章诒和来到位于什刹海的张伯驹家门口。当他们的车在小门旁停下来时,只见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

她体态丰盈,面孔白皙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

”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章诒和,还没等章伯钧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他们引入了北房。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宽大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作品。听见夫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走出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章伯钧父女,并用手势招呼他们坐下。

寒暄一番后,章伯钧把话切入正题:“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 章伯钧问潘素:“小女孩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在父亲令下,章诒和向老师深鞠一躬。

一会儿,章伯钧父女起身准备告辞。章诒和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 此后,每半个月,章诒和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一次。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她讲述国画的基础法则与技巧。当她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伯驹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 渐渐地,章诒和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听熟人说,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

解放后,一次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旧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

.....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

张伯驹见妻子没有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

有了这句话,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章伯钧的婚姻与子女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学说,她父亲章伯钧在1922年由朱德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因不满当时党的一些做法,脱离了共产党。

脱党后他参与组织了农工民主党并担任该党的领袖近20年。章诒学还说,她父亲可以和民盟的张澜、沈钧儒联明,因为他们政见一致,但就是不能和罗隆基联盟,他俩是一对冤家,碰面就吵,以所罗隆基听说他们结成联盟时,拿着一根手杖跑到章伯钧家一折三截,大叫:“章伯钧,我从前没和你联盟,现在没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明。

”但后来,他们都当了右派后,反倒常常聚在一起,尽释前嫌,像孩子盼过年似的,向往着摘帽的那一天。

章伯钧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在家乡安徽桐城与林氏结婚,生下大儿子章师明(现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第二次是在武汉娶李哲民为妻,但不久,李哲民病逝于北平,去世前,她把妹妹李健生托付给丈夫;当时李健生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章伯钧向她求婚时,她是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下允诺了这桩婚姻,生下两个女儿章诒学和章诒和。

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上级就派人来动员李健生与丈夫离婚,李健生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我做这种事,绝对办不到。

我心甘情愿和章伯钧一起当右派。”妻子的支持,让待在家里甚少活动的章伯钧得到一些安慰。后来,在彭真的帮助下,章诒学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分到北京机电工业局下属一个单位,搞光谱仪器的研发工作。

章诒学在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位置上工作到快退休时,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调她去任专职秘书。章诒学和章诒和的子女都在国外谋生。 “文革”中史良遭批斗 1966年“文革”爆发。

一天,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章伯钧去王府井东厂胡同(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章伯钧徒步而归。 章诒学等人著作章伯钧夫妇 章伯钧把妻子和女儿章诒和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

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

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他所说的是指1957年以前。 章诒和她母亲李健生 章伯钧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罗隆基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的字)就是不给,把风流余韵系于纸墨之间。

现在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 “健生,”章伯钧唤着妻子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这个批斗会,成了章伯钧和史良之间最后的会晤。 1969年章伯钧病逝。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1967年春,正是“文革”中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的时候,同时也迫害被划为“右派”的人。

“大右派”章伯钧是“章罗联盟”的头号人物,在年初就被民盟机关的“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一间空办公室内,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让章伯钧坐卧,在门口北侧放一张小木床,是看管他的人使用的。

他不能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都有看管人跟随。一般干部不准进囚室。看守的人叫姚振中,他看到六七十岁的章伯钧睡在稻草上,于心不忍,于是让章伯钧睡在床上,自己睡在稻草上,为此他还受到批斗。

一天,在东院的会客室里,有三个青年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燎原队”队长领着章伯钧走进会客室,他向三个调查的人介绍章伯钧后就走了。调查的人最初比较客气,让章伯钧坐在靠南墙的沙发上,他们三人坐在靠西侧的大沙发上,被叫来担任记录的阎秉华(与章伯钧是熟人)坐在写字台东侧,与章伯钧对面。

章 伯 钧 一个年纪稍长的外调人员对章伯钧说:“我们来是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希望你讲真话。

你讲实话,对你有好处,将会给你改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你的主要反动言论是主张我们国家实行两院制。我们查到,这话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早在1956年底一次国务会议上就曾提出在我国实行上下议院的两院制主张了;你是在1957年春天才提出来的,可见你那个两院制的主张,是从刘少奇那儿听来的,你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

” 章伯钧听完这番“启发”“诱供”的话后,沉默了一会儿,微微一笑,然后平静地说:“你们一定了解我的过去,我曾到外国留学多年,我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得早,知道得多。

解放前,我们搞民主运动,就有效法欧美实行两院制的主张,拥护实施宪政的活动。我的这些所谓政论、政见,解放前是公开的,许多人都知道。

说刘少奇提出的两院制是受了我的影响还可能像点(说时发笑,边笑边说)。至于刘少奇1956年底在国务会议上讲没讲过在我国也实行两院制的话,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

我讲的两院制是我自己多年来的想法,与刘少奇无关!” 当章伯钧讲到“与刘少奇无关”时,三个调查者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吼叫起来,虎视眈眈地盯着章伯钧,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章伯钧却若无其事地背靠着沙发,低着头,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头,平静而严肃地讲道:“我正是凭良心,讲的是老实话。

我在什么时候参加过哪一次会,或者没有参加哪一次会,事隔十多年,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我没有听见过刘少奇讲实行两院制的话,这是事实。

我的错误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与刘少奇无关!”章伯钧讲最后一句话时,两眼盯着记录者,记录者会意,急速记了下来。 调查者反复追问,软硬兼施,但章伯钧始终不为所动,或沉默不作声,或重复说过的话。那三个人纠缠了将近一个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吩咐说:“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写材料交给我们,对你有好处。

你知道吗?你走吧!”章伯钧站了起来,看看记录者,调转头时,轻蔑地微微一笑,眨了眨眼,走了。 这三个外调人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

三个“调查”者向他提问题,是妄想从这位“大右派”口里捞到一颗重型炮弹,把1957年所谓的“右派向党进攻”的重大罪行,加在刘少奇的头上,加重打击。 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说: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的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统战部长李维汉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讲伯钧可以在座谈会上谈论可否在我国试行西方的两院制问题。

章伯钧在解放前就与共产党很近,支持共产党。解放后一切听共产党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