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外交内涵 王逸舟:外交转型需赖国内体制革新
——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文
本刊记者
张墨宁 发自北京
美国和欧洲的相对衰落、中国在全球经济座次中的上升,使原有的世界格局发生位移。债务危机来临之际,西方对中国的需要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而中国第一艘“航母”海试却让他们的担心有增无减。
“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包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寻求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在外交舞台上,中国如何从当前的不适应、不积极转变为富有建设性?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中国应有创造性介入的姿态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都在积极争取增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尤其是美国的债务上限和欧元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外交应该抢占高地的呼声在国内比较高亢,怎么看待中国外交现在的外部环境和作为空间的改变?
王逸舟:现在的老牌大国看上去比较乏力,我们称之为“民主赤字”,但是国内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灭亡的时候是极端的说法,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并不代表我们自身就可以免疫,我们不能以西方的危机来宣告自己的胜利。
中国寻找自己的全球角色不是弥补真空,也不是对原有角色取而代之,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消长和平衡来看,新的大国的崛起是对旧秩序的冲击和粉碎,甚至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官方称为和平崛起。
我提出一个“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也就是用积极的态度、更大的参与意识和手法,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外交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所突破,比如斡旋缅甸、帮助苏丹政府解脱国际困境、傅莹外交方式的成功等等。我们目前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显得不够熟练,甚至有些笨拙,在话语权、下“先手棋”、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还远远不够,离建设性的角色还有距离。
制度状况影响中国外交作为空间
《南风窗》:您所说的“创造性介入”如果没有一个更富有战略性的外交原则作为依托,它会不会停留在手段和技术的层面,只是在权力空间中寻找缝隙?
王逸舟:中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出色一定是以国内体制的再造为前提的,没有国内的深刻变革、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的良性互动,创造性介入就是空话。创造性介入要依托国内源源不断的改革提供外部的更大动力,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要转变,在新的时代是不是还要用旧的逻辑安排我们的制度和生活。国内的政治制度要更多体现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内在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外交官只能做一些微调。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提倡民主化,在国内更没有理由不推进民主进程;如果在国内官员蔑视法律,那么,在国际关系中就会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对于国际法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只看眼前利益;我们提出了和谐世界观,但如果在国内,到处都是矛盾,和谐世界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因此,谋求更大的国际角色不是手段上的完善,而更多要基于国内的变革、进步、国民权利意识的成长、社会对于国家的监督和塑造,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外交才会有新姿态。
《南风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作为空间依然比较狭小,近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在逐渐提高,但是影响力却较弱。在中东、北非动荡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局面,这是否说明,我们过去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体制是对外交的束缚?
王逸舟: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胃口贪婪的经济怪兽,到处买矿藏、石油和资源,到处投资、攻陷市场来堆积GDP,经济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提供政治制度和公约、制定国际规则、帮助弱小国家、提供方案上,却做得很不够。这是国内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改革的一个外化。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上,我们不太善于应对NGO,不仅是因为外交官缺乏必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就通常把NGO看成一个麻烦,这样的思维投射到国际场合,就不可能善待它们。
再比如,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常常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在劳工的保障、法律意识方面都比较淡漠,这跟他们在国内的表现是有联系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们在国内按时纳税、遵纪守法、重视劳工权益,到国外会突然转变,他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国内体制的一种折射。所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短板,是跟国内的不充分发展密切相关的。
《南风窗》:中国目前发挥影响力的领域,是否只能停留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问题上,例如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而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作用的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地区安全等方面,话语权却有限,中国积极地介入这些所谓的边缘领域,比如积极推动节能减排方案,对于增加影响力的实质帮助在什么地方?
王逸舟:据我观察,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其他很多领域都是被中心化、被聚焦的,我们的经济很活跃,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其他大国必须要学会与这个庞然大物和平共处,因此要分享一部分权力,出让一部分决策和领导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画面。但我们在南海问题、国际贸易和金融谈判方面还不是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
重视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南风窗》: 近几年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表态和行动,但是在涉及中国的一些核心利益,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时,似乎一以贯之,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王逸舟:变化还是有的,两岸关系就是最显著的一个。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尽管被官方定义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它的确涉及中美关系等非同寻常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们着急把台湾统一过来,台湾的一些极端势力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剑走偏锋。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着急马上统一,而是着力于做好现状。
过去我们提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就不排除动武。现在从我们的许多做法来看,岛内无论是哪个党执政,只要不搞台独,就可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我甚至认为台湾问题是本届政府处理国际关系当中最成功的案例,未来联系两岸的将是一个血脉共同体。只要发展两岸民生就行了,政治上大可不必着急。
《南风窗》:南海问题近期比较紧张,中国与美国和几个邻国都发生了矛盾,一些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之所以显现,是因为中国此前一直将外交的重心放在美国身上,而忽略了邻国,所以才导致互相的不信任和邻国对中国的担忧,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向来只有一个笼统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您是怎么看的?中国外交应该在此方面如何突破,才能避免擦枪走火?
王逸舟:我们近几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原本是设想有了经贸关系的紧密,在政治上就不会有大吵架,现在看来事实不是这样,重经贸、轻政治并不能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戒心。
所以,他们一方面跟中国搞好经贸关系,一方面引入其他大国来跟中国对冲。在很多问题上都下“先手棋”,比如在主权问题上做了很多周密的防范、用国际法来约束中国,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想得很少,就是简单地经济逻辑出发。
所以,未来中国一方面要继续着手于经贸,一方面要从法律角度拿出一些安排和设计,让他们感觉到和平发展和共赢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一方面要发展自己的硬实力,海军和渔船必须走出去,否则谈判时是不硬气的,这是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要懂得国际法和海洋国际关系,提供谈判的文本方案,用现代的、文明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个主权上的宣示,对国际法可能还是有些忧虑,有人担心一旦上了国际法庭,南海岛屿的归属就会判给东南亚国家,事实上,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国际法不会做出明确的归属判定,不会断给某一方,国际法只是对各方能够接受的次序的认定,是以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为基础做一个安排。
改进国内状况比对外展示形象更重要
《南风窗》:要破除“中国威胁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对外形象的问题,姚明对中国的宣传效应可能比孔子学院和国家形象宣传片要大得多,这是很多习惯传统“宣传”思维的人难以理解的。
王逸舟:我们的形象宣传要不就是让外国人看不懂,要不就是看懂了但更害怕。我们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强调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的民族复苏精神,而缺乏亲和力,这也是我们举国体制的一种表现。美国虽然很强大,但他们推出的英雄往往是那些让人感动的普通人。再看孔子学院,它更像是一种公关,暴露出我们体制大而无当的东西,取得的效果可能恰恰是相反的。在我看来,改进国内的状况远比国家力量的展示更重要。
《南风窗》: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观,往往并不能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共鸣和理解,比如“和平崛起”一词,反而引起西方的过度阐释和解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逸舟:“和谐世界”应该跟具体的事务对接起来。比如派遣维和部队、提供更多兵源,在上海合作组织或者朝鲜半岛提供无核化的平台。当它变成对国际社会有所改良的措施的时候,号召力就会显示出来。
《南风窗》:同是地区性的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有相似之处,都是西方国家和邻国防范的对象,但是俄罗斯在对北约和欧洲的关系上,远远要比中国强硬,这对中国来说,有没有能够获得启示之处?
王逸舟:俄罗斯的强硬与其领导人的个性及历史文化有关,长久以来,他们就有主动出击、依靠军事拳头的战略文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变成了现在GDP大体上只有中国1/3的国家,造成了这一代人的衰败,所以说,他们的强硬赢了面子,但是不一定能赢得老百姓的生活。
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的某些东西,比如俄罗斯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凡事争先,在各种会场提议案,不管有没有实力,总是抢着发言,他们的风格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而中国则是尽量不说、后说,或者只做不说。这是未来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需要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