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然而这句话在80年前的中国,实现却并不那么容易。80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妄图灭亡中国的危难时刻,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发动和团结的全民族抗战使抗日战争具有了空前的规模和无比深厚的力量。在这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
历史的先声:最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3年6月,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前夕,毛泽东在闽西
当时间的步伐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全面侵华灭亡中国的步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出兵,一举吞并中国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进逼华北,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巨大危险下,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现实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早在1933年1月17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一起联名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3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
这3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4月15日,毛泽东再次和项英、张国焘、朱德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再次重述在承认前述3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当年国内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明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然而,在全国人民高呼抗日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无视日本侵略的巨大威胁,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次次地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联合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势力,并推动全国抗日的浪潮,1933年5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3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在此后不久即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了对中央苏区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处境被动。
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1933年11月,被蒋介石部署在福建“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却突然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红军和十九路军在此时结成统一战线,那么不仅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五次“围剿”将全盘泡汤,而且红军还可以借此出击到江浙等省,直接威胁或袭取国民党空虚的后方,同时可以推动全国抗日的热潮。
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后来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福建事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好几次与晏道刚同坐汽车时,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乱舞,显然,蒋介石已经乱了方寸。
因此,这时已经被中央“左”倾领导人排斥出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当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同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在军事上互相配合,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却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的中间派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无法打破“围剿”而被迫长征。
重大的转折: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7年5月,毛泽东在欢迎国民党中央调查团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合作将是长期的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引起了中国革命形势新的变化,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这成了摆在当时党中央面前的首要问题。但是,这时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他们不仅没能正确地顺应形势,反而作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
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情况下,他们提出的竟然是“武装保卫苏联”这种离题万里的口号。
而面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他们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阶级也有抗日的要求,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他们认为这些有抗日要求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要对蒋介石,同时对想与我们结盟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第十九路军也“要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之”。
这样做,只能把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白白浪费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好机会。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余怒难平,他在几篇笔记里这样写道:博古等人搬来斯大林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道:先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说要拿主要力量来打倒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
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乎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着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
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做敌人,这是世界革命史上独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
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开始总结反省“左”倾路线的错误。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结束“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长征胜利结束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关键形势,开始正式提出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此前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虽然这份出自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为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减轻了阻力,但是在会议讨论时,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仍然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主题发言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军阀、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
党应该克服关门主义这个主要的危险,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12月27日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此前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民族统一战线、人民共和国、国际援助4个部分对这一时期的基本形势特点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方法做了深入阐述。
毛泽东认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党必须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来规定自己的任务。在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今天,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抗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有变化的可能,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
同时,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在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中也不完全是统一的,也是可能产生分化的。
在这种形势下,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组成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明确批评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出当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目前的时局,要求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为适应争取一切可能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还提出用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国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关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开始在全党建立起来。
此后,毛泽东通过大量的公开讲话、发表文章、通电和给社会知名人士及国民党元老高官写信等方式,努力向全国各界人士宣讲“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道理。在毛泽东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党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在“抗日反蒋”的旗号下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积极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形势的形成。
关键的抉择: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身处陕北进攻红军最前线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开始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1936年4月19日,张学良等一行4人飞抵延安。这天晚上,他们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同周恩来进行了彻夜长谈。
在这次谈话中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形成了很多共识,而这次会谈中张学良所提出的“联蒋抗日”的方针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此后,中共中央调整了策略,不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始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9月,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精心挑选,中共中央派出叶剑英、彭雪枫和潘汉年等人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往保安代表团的人马,突然离开保安城,进入正在此“剿共”的东北军的防地,再换乘汽车,直奔西安而去,进入东北军和西北军总部驻地。
这支派往东北军做统战工作的神秘队伍,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很快,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张学良和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条秘密热线,双方不断密电往来,仅1936年10月,西安城里发往红都保安的密电,就达18次之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蒋介石被捉后,国民党内出现分裂的危险,而延安不少干部群众乃至一些高级干部则纷纷提出要公审蒋介石,为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面对这一复杂局势,毛泽东审时度势,非常清醒地看到只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的再次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的抗战实力,避免再次陷入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内战之中。
因此在事变解决过程中,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经过后续一系列的艰苦谈判,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还同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或达成协议,建立起包括全国各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
1937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任务。这次会议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电并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此后不久,经过和国民党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统一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中参加全国抗战。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那个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始终以他高远的战略眼光,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要求和时局的变化,不仅适时地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历史任务,还具体制定了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一系列正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