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利明实力很强 为什么南宋经济实力很强 但军事实力很弱呢?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如果不能理解跛足的军事科技会带来什么后果,那就难以理解南宋对外战争双方(注意是双方)的军事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再说的明白一点: 很多人觉得黄天荡韩世忠领着一群连自己皇帝都不知道是生是死的水军堵着金军打是理所当然。

却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什么宋军就是不能从以骑射见长的北方国家手里夺回中原。 PS:截止目前为止,我是真心没看出这题下面有哪几个回答能看的。 ===================================================================== 看到评论里有人说“根据你这段话我只说一点,最后蒙古是用水军打败了南宋” 诶哟我去!

敢情重文轻武的套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到头来南宋怎么亡的都不知道吗? 先发干货:王曾瑜的南宋亡国的厓山海战评述 里面明确提到了里面明确提到了“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可见元朝不是采取相应的对策,制服宋军的战术特长,是无法取胜的”。

再来一篇:【萧启庆】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 我说,指点江山可以,但麻烦能不能多翻翻书? 既然是谈一个王朝的军事问题,那么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能不能先搞清楚? 古人为什么说“亡宋贼臣,整罪居首”?叛逃的宋臣多了去了,古人既然如此认定,总是有他的道理。

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 不论古人的观点是否正确,起码元灭南宋,元朝水师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这是常识。 什么叫“跛足的军事科技”?指的就是军事技术存在明显的缺陷,这种缺陷可能是由于某项战争资源的缺失(比如缺马匹、缺铁矿),可能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比如缺少工匠、缺少懂这方面的人才)。平时可能这种缺陷看不大出,但是一旦到了特定情况下就会爆发出来。

蒙古军队和金朝军队很长一段时间缺失水军的军事技术和人才,在对手比较弱或者同样水军不行的时候看不出来,可是一旦与体量较大、精于水战且地处长江流域的南宋时就经常性地显得一筹莫展。

金军以及蒙哥汗都曾经试图用迂回的战略抵消这个问题。但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遭遇临河而建且防御严密的要塞,金军元军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宋军的援军坐着船一批一批地进城。

这样的城打得下来才有鬼。 正如我前面说的“如果不能理解跛足的军事科技会带来什么后果,那就难以理解南宋对外战争双方(注意是双方)的军事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金元受制于水军,难以突破南宋的长江防区。

南宋同样受制于马政,很难北定中原。在河流相对少,且运河难以为继的华北平原,北伐的后勤问题一直是缺乏马匹的南宋难以克服的问题。 马匹的缺少,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后勤,毕竟在蒸汽机车出现以前,马车可以说是效率最高的运输工具。

后勤问题解决不了,就意味着不能进行持久战。问题是无论是绍兴以后南迁以前的金朝还是早期的蒙元帝国,它们看起来像是打个两仗就全国崩溃的样子吗?希冀依靠短暂的连续的战术胜利彻底灭亡或者从一个帝国手里取得大量土地,你手里的军队和将领素质必须远远强于对手。

而这种情况,大部分王朝通常只有王朝初期才能看得到吧?所以你们在期待什么? 缺少马匹的另一个问题是骑兵水平的低下,战马少,平时的练习机会和参训人员自然也要少,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自然容易缺失。

而骑兵的重要意义即使在火器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可替代的,骑兵的严重缺失自然会影响军队在平原地形上的战斗力。这也是为什么岳飞主导的绍兴北伐那么关键,宋军连续在野战中击溃金军的主力骑兵部队,体现出来的战斗力明显要强于对手。

可惜碰上个千年难得一见的蠢材坐在龙椅上(日常完成)。 ===================================================================== 最后再说点有的没的: 南宋第一个在河北正面刚金军的统帅叫做宗泽,是个文官。

他带出来的将领里有一个叫岳飞。 宋元战争刚开始的前几年里,成都就被蒙古攻破过,四川连续被打穿了几次后,在公认“蜀中残破”的局面下,愣是靠着山城防御战略把四川战区盘活的人叫余玠,是个文官。

宋元战争时期,襄阳一度被蒙古占领,率军收复襄阳并且把其筑成要塞的人叫李曾伯,也是个文官。

更不要提鄂州之战让忽必烈无可奈何的文官贾似道以及大家传唱至今的文官文天祥了。 当然咯,武人里也不是没有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上面说的刘整,可是地地道道的武将。 ===================================================================== 评论里有人提到枢密使和北宋禁军数量的常识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重点说一说: 先说枢密使的问题 首先强调一下: 北宋武臣担任枢密使或枢密副使的不止狄青一个。

北宋武臣担任枢密使或枢密副使的不止狄青一个。 北宋武臣担任枢密使或枢密副使的不止狄青一个。 下面是名单: 武职出身正职 枢密使: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王继英、曹利用、杨崇勋、王贻永、狄青 知枢密院事: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马知节、王德用(后改枢密使)、夏守赟 武职出身副职 枢密副使: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柴禹锡、王显、弭德超、张逊、马知节、曹利用、张旻(后改名耆)、郭逵 签书枢密院事:杨守一、韩崇训、曹玮 同知枢密院事:赵镕 、种师道 同签书枢密院事:郭逵 至于评论里有人说“出身行伍的有几个?占的比例有多少?武将担任管理军队的枢密使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反而变成了稀罕事?” 我只能说了解历史不要搞得自己和微博公知一样老是抒情,动不动就“定体问”“我陷思”。

古代王朝除了王朝初期,什么时候行伍出身成了高级军官主流的?仔细回忆回忆,你记忆中的那些名将有多少是官二代出身或是直接空降到部队的?!

卫青、霍去病都是外戚出身,根本不是从基层一路爬上来的。 戚继光、李如松都是世代将门,有些职位都是世袭拿到的。

没错,古代军队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个黑暗的地方,虽然爬到高位需要用军功一步步积攒,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没个好出身,你连积攒军功的机会都不会有。 回过头来说枢密院,我在回复里就提到“枢密院本身就不是军事机构而是近臣参谋机构。

” 这句话我先放在这,我们先看史料:谈谈枢密院_宋朝吧 首先,枢密院最初是一个宦官机构 “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

”---------------------《新唐书》卷二百七《马遵亮传》附《严遵美传》所以为什么我说枢密院是一个“近臣机构” 后梁朱温惩唐代宦官专权之失,以士人充内职: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 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

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翔为人沉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馀年,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

翔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难近,人莫能测,惟翔能识其意趣。 崇政院(即枢密院)最初的职责是“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 而知崇政院事敬翔则是朱温的首席谋士,“少好学,工书檄。

乾符中举进士不中,乃客大梁。”是一个科举落第的读书人。而且他落第多半不是因为他学识差,而是乾符年间李唐科举被世家把持,大批出身寒门的读书人屡试不中,不得不到各个节度使的幕府去寻求出路。

《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载: “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李)袭吉齐名。

”可见敬翔在当时是文学著称的名士。 也就是说,枢密院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武人的机构。因为枢密院本来就不掌兵。““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没有一个字提到掌兵。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又载: 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

帝(指石敬瑭)惩唐明宗之世安重诲专横,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及刘处让为枢密使,奏对多不称旨,会处让遭母丧,甲申,废枢密院,以印付中书,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军国大政的议政权,正常来说属于宰相,但五代皇帝不与宰相议政,而与枢密使议政,事实上侵夺了宰相的议政权,所以石敬瑭罢废枢密院的时候,是直接把枢密院的执掌交还给中书门下,也就是宰相。

而当时的宰相是谁呢?长乐老冯道。 《旧五代史》卷八十一载 宰臣冯道等上表,请依旧置枢密使,略曰:“窃以枢密使创自前朝,置诸近侍,其来已久,所便尤多。顷岁枢密使刘处让偶属家艰,爰拘丧制,既从罢免,暂议改更,不曾显降敕文,永停使额。

所愿各归职分,岂敢苟避繁难。伏请依旧置枢密使。” 宰相冯道本人是不愿意将枢密院的权力交还给中书门下的,他给出的理由是”置诸近侍,其来已久,所便尤多“。

五代皇帝走马灯似的换,”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而外朝大臣却相反,给谁打工都是打工,冯道本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而长乐老之所以长乐,是因为以“避事保身”为行事原则,这就要求以他为代表的外朝大臣尽可能的远离军国大政的谋议,只做好一般性的行政工作。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载: 晋祖曾以用兵事问(冯)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

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 也就是说冯道只以”守历代成规“为己任,也难怪当时人说“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如禅僧不可呼鹰耳!

”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枢密院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皇帝毕竟不是神仙,强若明成祖,也需有内阁来备顾问,而能够出任枢密使,“备顾问,参谋议“的,也自然是如敬翔一样愿意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心腹近臣。

也因此,有学者提出,五代王朝的运作方式,存在以行政官僚为主的一般行政体制、以家臣群体为主的战时体制二重系统。 这种局面在北宋建国后发生了改变,改变的契机是赵普入主中书门下。 宋太祖黄袍加身后,立即任命自己的心腹谋臣赵普为枢密直学士,平定李筠叛乱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建隆三年,又拜赵普为枢密使、检校太保。

一直到这个时候,宋太祖仍然坚持了五代时期的做法,即以范质等前朝”贰“臣为宰相,以自己的心腹赵普为枢密使。

但是,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同日罢,宋太祖拜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赵普拜相为契机,中书门下开始逐渐收回在五代时期被枢密院侵夺的军国大政议事权——赵普作为宋太祖最信用的谋臣,不可能像冯道那样”避事保身“。

而在宰相逐步恢复权力的同时,枢密院的权力虽然被压缩,但是它”参谋议“的职责在宋初并没有变。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枢密院》载:“祖宗时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

” 这从太祖、太宗对枢密使的寄望中可以得到很明显的反映: 太平兴国六年(981)任命石熙载为枢密使的制书中,开篇即称“文昌之设,益重于六官;温室之任,聿参于万务”;并且说“职兹宥密,以奉论思。

”所谓“文昌”、“温室”,实际上都是指汉代以来相对于“外朝”而言的“中朝”。将枢密比作“文昌”、“温室”,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 《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王显枢密使”条载其除拜制书曰: 汉以尚书平章奏议,魏以中书参掌机密。

邦国之务,率系于枢衡;军旅之谋,多出于帷幄。授受之际,厥惟艰哉!具官王显,器量恢宏,襟灵秀拔。尝事藩邸,备极公忠;累践荣班,遂膺显用。

…… 将枢密使的职责与汉之尚书、魏之中书相提并论,正反映出在时人心目中,这一职任特殊的性质。 事实上,早在王显担任枢密副使的时候,太宗便对王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上召谓显曰:“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

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 ”儒门“、”学问“、”典掌万机“、”博览群书“,这里面有哪条是对武将的要求? 与之相呼应,宋初枢密院长贰人选也颇有五代遗风。 太祖亲擢的三位枢密使,即赵普、李崇矩、曹彬。

其中,赵普自太祖“潜龙”之时即与其结成的密切关系自不必说,李崇矩后周时亦“与太祖同府厚善”,只有曹彬不是太祖近臣。太祖时期的几位枢密副使中,李处耘,原系“太祖帐下都押牙” ;王仁赡,当后周时“太祖素知其名,请于世宗,以隶帐下” ;沈义伦,“太祖辟在幕府” ;楚昭辅,“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 。

可以说个个是太祖称帝之前的亲随。 太平兴国六年,文臣石熙载出任枢密使,这是赵普之后北宋第二位出任枢密使的文臣,“用文资正官充枢密使,自熙载始”,但细究起来,石熙载原系赵光义所辟泰宁军掌书记,光义尹京邑,又表为开封府推官,也就是说,他和赵普一样,都是皇帝的近臣。

这种”宰相之外复有一宰相“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宋太宗淳化元年,当年十二月,宋太宗采纳左正言谢泌建议, “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

”这一分工将枢密院的执掌确定为”机事“,但是”机事“不是武事,枢密院后来与中书门下对执文武二柄,是中书门下权力扩张的结果,而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制度。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九月,王钦若、陈尧叟并拜枢密使,其制书仍然称“任总枢机,事兼军国”。 而在这之前,早在太平兴国八年王显独任枢密使之后,太宗旋即以太平兴国初期被拔擢的进士张齐贤、王沔担任资秩较浅的签署枢密院事。

枢密院长官的选任从此不再拘于勋旧圈内,雍熙三年北伐失败后,王沔、张宏、赵昌言乃至寇准这些”天子门生“相继成为枢密副使,出自科举的文臣便已经在”事兼军国“的枢密院站稳了脚跟。

随着王朝的巩固,近臣勋贵逐渐淡出,文臣执掌枢密院已经不可避免了。 以上是干货,如果要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枢密使这个职位从来都不是看你是文人还是武人,重点要看你是不是皇帝的“自己人”!

皇帝的“自己人”是太监的时候,那么枢密院里都是“胯衫给事”。 皇帝身边的自己人都是谋士的时候,那么枢密院里自然就是读书人为多。 而且枢密使的工作不是带兵,主要是负责参谋和“机事”,这就要求枢密使需要一个好记性的脑子和必要的口才与文才。

而有文才、记忆力超群的人一般也能考出个功名,那么北宋的枢密院里有大量文臣很奇怪吗? ===================================================================== 然后是关于北宋军额的问题。

节选自宋朝军制初探(增订版)北宋的军队数: 1、太祖朝 吕陶说:“艺祖受命之初,国家之兵十有二万。

” 到宋太祖后期的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共有军队三十七万八千人,而禁兵马,步军为十九万三千人。 *此时禁军十九万三千人 2、太宗朝 宋太宗末期的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共有军队六十六万六千人,而禁兵马、步军为三十五万八千人 *此时禁军三十五万八千人 3、真宗朝 到宋真宗末期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共有军队九十一万二千人, 而禁兵马、步军为四十三万二千人 *此时禁军数四十三万二千人 4、仁宗朝 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共有军队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而禁兵马、步军为八十二万六千人。

*此时禁军数为峰值,达八十二万六千人。

5、英宗朝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据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说,宋朝有禁兵为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兵为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主人,共计一百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这个数字实际上也应反映宋仁宗末期的兵力削减情况。

宋英宗在位时,又裁减一些兵力,最后共有军队一百十六万二千人,其中禁兵马、步军为六十六万三千人。 *英宗朝禁军数从仁宗末年的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降至六十六万三千人 6、神宗朝 经过撤销番号,缩编指挥和裁汰冗兵后,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兵数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比宋英宗时减少近十万人,元丰年间,禁兵数又增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由于当时将教阅厢兵二百五十一指挥升为禁兵,故禁兵数实际上仍是继续减少的。

当时各地厢兵数达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禁、厢兵合计八十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人,连同开封府界和太常寺等寺监的厢兵约几万人, 则军队总数应在九十万以下,低于宋真宗时的水平。

*禁军数从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到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7、哲宗朝 宋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增加河北禁兵十一指挥,河东禁兵五指挥,陕西禁兵十指挥,开封府界禁兵六指挥, “在京”禁兵五指挥。

七年(公元1092年),又“置沧州振武第六十七、六十八两指挥,以五百人为额”。 当时共有“禁军五十五万馀人”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在环州和庆州各置捉生军一指挥。 四年(公元1097年),又在陕西增蕃落军十一指挥,保捷军四指挥。

元符时,陕西、河东增置蕃落军十六指挥,保捷军四指挥。 河北增置步兵保捷军二十九指挥,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新创马兵广威军二十七指挥,每指挥“以三百人为额”,共计二万多人。

在南方,宋哲宗时也增设有马雄略军四指挥。 据以上不完全统计,则宋哲宗时共增禁兵一百三十六指挥,估计应有五万人左右。 *总计增加禁军数5W,按神宗朝末禁军数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此时应有66W禁军 8、宋徽宗朝 王增瑜《宋朝军制初探》 “光从兵籍上估计,宋徽宗时的兵力又多于宋哲宗时,创造了宋神宗以后的新记录。

然而当时宋军的腐败糜烂和编制不满员的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

李纲说:“熙丰盛时,内外禁卒马步军凡〔五十九〕万人,承平既久,阙额三分之一,失于招填。” 他所谓“阙额三分之一”之说,看来也还是偏低的。例如“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为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

” 上面是王增瑜教授的原话,这里我想分析一下,神宗朝禁军总数不过59W,哲宗朝又扩大了5W,徽宗朝崇宁三年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开封府界创置马兵三十五指挥,“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兵七十二指挥,“以崇武、崇威为名”,“合三万六千人”。

也就是说徽宗朝账面上的禁军不过就是59 5 3.6=67.6W,其中还有不止1/3的缺额,就算只有1/3的缺额有如何,那禁军实际数也就是40多W。 *所以,徽宗朝禁军的账面数字是67.

6W,实际数字仅40W多一点乃至更少。 总结一下禁军数 太祖朝19W 太宗朝35W 真宗朝43W 仁宗朝82W 英宗朝69W~66W 神宗朝56W~61W 哲宗朝55~61W 徽宗朝67W(实际数字最多40多W) 也就是说,北宋除了宋仁宗时期军队特别多以外,其他时候都在七十万以下,中后期长期维持在六十万左右。

所以麻烦不要老是用“百万禁军”来扯淡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谈谈60万军队多不多的问题。

宋辽战争最后一次大战的史料: 初,契丹自定州帅觽东驻阳城淀,遂缘胡卢河逾关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於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

知州、西京左藏库使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礧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觽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

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觽犹二十万。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於是大开北门,下钓桥以待之。敌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门者,乃环过攻东门,良久,舍东门趋故城。

夜,复自故城潜师过城南,设伏於狄相庙,遂南攻德清军。钦若闻之,遣将率精兵追击,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全照请於钦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其伏兵略尽,天雄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

敌遂陷德清,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子三班借职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并死之。 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觽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

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方为先锋,异其旗帜,躬出督战。威虎军头张緓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但时遣轻骑来觇王师。

这段史料里两个数字,瀛洲一战辽军损失三万人,负伤约六万,再刨去这些人后,辽军的规模“其觽犹二十万”。也就是说,澶渊之盟的作战中辽军在河北的总兵力约有三十万人。 再看西夏: 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骪、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 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

始大补伪官,以嵬名守全、张陟、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 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逋、克成赏、都卧、侬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

置十八监 军司,委酋豪分统其觽。自河北至卧罗娘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 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 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三十余万。

西夏境内的驻军一共有三十余万人。 知延州范仲淹言:「昨贼界投来山遇,尝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万,余皆老弱,不任战斗。

这个八万说到底是指西夏军队的精兵数,还是范仲淹为了给仁宗壮胆编出来的有一定争议,因为有观点认为这个八万实际指的是山遇兄弟所掌左厢宥州5万 右厢甘州3万的兵力。

不过西夏军队能够调集八万以上的军队入侵北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有更夸张的,比如永乐城之战: 於是悉发境内引弓之民,诱召吐番诸处兵。以为不足,又乞於契丹。

步骑三十万,欲以全兵取胜,以报朝廷五路之役。因此理论上,辽和西夏可以同时对北宋出兵,在北宋两个方向的国境线上部署近四十到五十万的军队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北宋的北方防线是由陕西、河东、河北三个方向组成。

陕西五路是由五个相对独立的战区组成,相互支援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就假设五路每一路各驻扎五万禁军,河北为了抵御契丹,我觉得部署三十万左右的军队应该是可以的,毕竟辽军和西夏军的骑兵都比较多,即使宋军部署与其相等的兵力,在战场上也经常是辽夏军队攻击宋军一个防御节点的以多打少的局面。

那么,河北三十万,陕西二十五万,这就五十五万出去了。以六十万总兵力计,开封也就只能留一支五万人的预备队作为支援和反击之用。可以说,六十万正规军其实还是很不足的。

而且熟悉中国古代军事的人都知道,唐代府兵六十万,明代九边驻军五六十万甚至更多,清代八旗绿营也是六十万八十万的往上走。可以这么说,为了守住中原,王朝保持一支六十万到一百万的常备军是必要的。

所以我不是很理解为啥有人觉得“八十万禁军”是黑点。 还是那句话: “定体问”这种现在微博上都没人信的东西,还强行往历史问题上凑。何况很多人所谓的“宋自身制度、领导层造成的一系列原因”有多少经得起推敲真的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毕竟某些所谓的体制问题本源不过是民国大湿拍拍脑袋搞出来的脑洞。

不要把历史当做一个个段子在看,历史如何发展的,生产关系如何变化的,气候、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区域和政权的。不了解这些就谈历史,只能用四个字概括:叶公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