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人杰费孝通 姜人杰与费孝通与苏南模式有关吗?
从宣布出事到维持一审死刑原判,姜人杰案已是六年有余了。姜人杰之人之案很快会划上句号了。也许时间长了点吧,对二审维持原判的议论并不多,网上仅见一文,维持原判传递了什么信息?一曰:反腐决心坚挺;二曰:检举立功有用也没用,该杀的还得要杀。或许对贪官会触动神经,你以为检举出两个人来会赦你不死,没用,该诛当诛。
怎么会出这么个冷不丁的话题,姜人杰与费孝通与苏南模式有没有关系?其实,这个话题早就提出了,知道的议论的少罢了。现在,快时过境迁了,该提出来多说两句的时候到了。这个话题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姜人杰成为亿元贪官,有没有地方因素,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没有必然联系?
从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看出贪官的,很少。秋末以为,挺有意思的。说姜人杰与费孝通与苏南模式有没有关系的,前有《三联生活周刊》,后有曾任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惠海鸣。真正研究的是惠海鸣。他文章的题目叫:《苏南模式中的亿元贪官姜人杰—一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之一》,足有两万字。惠海鸣是费孝通的弟子,北大社会学博士,做过昆山、吴江市长助理。费老英文版《中国绅士》为他所译。
姜人杰发迹与费孝通有没有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说,姜人杰人生转折,追溯起来要从结识费孝通开始。1969年姜人杰当上了庙港公社红卫中学的教师,后来到公社文化站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学者费孝通。80年代初,只是文化站普通干部的姜人杰曾两度接待前来考察的费孝通,深得费赏识。
只是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两人的惟一共同之处,不过是他们同样出生于吴江而已。第一次转折的机会在姜人杰34岁那年到来,1982年,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
惠海鸣说,《三联生活周刊》说的姜人杰和费孝通的关系全属谎言。对此,他调查了当时有关的吴江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和当时的庙港镇书记等人。他们并不讳言,是他们推荐和提拔了姜人杰,而费孝通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推荐姜人杰。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时,当时在镇文化站的姜人杰参加了统计工作,至今在江村留有一张他站在后排的照片。
秋末看来,姜人杰的人生转折与费孝通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并不重要。事实是,姜人杰的发迹与费孝通关系不大,可以说全然没有关系。姜人杰协助工作做得好,费老赏识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推荐上大学,则与费老无关,说句把小伙子可以多读点书的话也有可能。若说与费孝通有关,就是姜人杰的发迹和走上犯罪之路与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有没有关系,这正是需要深究的。
秋末理解,惠海鸣文中所指的苏南模式,不单指费孝通说的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模式或苏南乡镇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是指学界所言的苏州模式。他说,在过去30年历程里,苏州是中国的最亮点之一,它的特殊性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
苏州经济发展不断保持高速,一年净增的GDP,以及财政收入、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早已位居长三角和全国的前列。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超脱一般性。他所说的一般性,指: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相适应。
由此产生贪污腐化严重,贫富悬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环境污染。经济不可能离开政治而独行独远,苏州模式可以说得光芒四射,但离不开这种特殊性与一般性。姜人杰及其同类正是这种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