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事迹 从历史深处递过来的灯——史学家郑樵伟大的一生
在莆田文化史上,郑樵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通志》,使他毫无争议地跻身于中国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中间。他着述《通志》时居住的三间草堂,数百年来虽然隐没在广业里的茫茫群山中,然而今天,它却是莆田文化地图上一条不可不提及的记忆之路。
郑樵字渔仲,世称夹漈先生,1104年(即北宋徽宗三年)3月生于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溪西村一个书香门第。这一年离理学家程颐去世还有三年,离文学家苏轼去世还有八年,离北宋灭亡还有二十三年。同时代活着的名人有司马光、王安石、蔡京等人。
郑樵的父亲是个太学生,家世并不显赫。郑樵自幼在家读书,日诵万言,常攀藤到霞溪对岸的溪东书堂与从兄郑厚切磋学问,纵论天下大事。十四岁时,郑樵立志读遍古今书,他和郑厚一起裹被负粮,到处借书求读。他走的是一条千百年来被车轮轧出来的坎坷土路。一阵雨过后,路就烂了--南北宋时一个读书人的生活就是这么一片泥泞。
1119年,十六岁的郑樵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打击:父亲郑国器自太学返家时病故于姑苏途中。郑樵冒着酷暑,徒步千里扶父柩归葬家乡越王山。他在山中搭盖草庐,守孝三年。1123年,与郑厚一起把书房搬到夹漈山间的芗林寺,拜田夫野老为师,观测天象变化,了解动物情性,观察鸟兽生活,专心研究各种学问,通读经史和诸子百家。1125年10月,金攻打宋朝。12月,徽宗禅位,宋钦宗登基成为历史上的亡国天子之一。
1126年(即靖康元年),国难当头,郑樵郑厚联名上书枢密院,要求抗金报国,两人又一起出现在坎坷土路上,千里迢迢赶到河南汴京,以期得到朝廷起用。但报国无门。1127年,金兵掳走宋徽宗宋钦宗,抢走宋朝廷三馆四库所有图书,北宋覆灭。同年五月,宋康王赵构于河南商丘重建宋王朝,为宋高宗,南宋开始。
1128年,朝廷恢复以诗赋经义取士。这一年郑樵25岁,深感入仕如海市蜃楼。他不愿再下山应试。他从普天下排队求仕者的行列中走了出来,回到借书求读的游历路上。对郑樵来说,这是一种生存态度。
当时,莆田是全国藏书最盛之地。十年间,郑樵读遍了方氏望湖楼、方略万卷楼、方万一经堂、方渐富文阁、方于宝三余斋、谢洪经史阁等十几处藏书,进而搜尽东南遗书、古今图谱、前代鼎彝、四海碑碣、残篇断简。他的全部生活就是阅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路上。他以罕见的热情和高度的献身精神对待自己的信仰。他为书而活,这样的人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1132年,郑樵在芗林寺旁筑修史堂,开始漫长的修史着书生涯。他写出《诗辩妄》等一系列着作,批判当时的儒学、经学,言词尖锐,给沉闷的中世纪学术界带来一股清新空气。他的影响渐渐超出兴化郡和东南一带。显然他的世界在夹漈山之外。在修史上,郑樵极力反对空言着书,主张从事实出发,让历史事实说话,因为历史是生动的实例和经验。
1135年,郑厚入京会试,考得礼部奏赋第一名,授泉州观察推官。郑樵孤身一人在修史堂晦暗的光影里写书。他内心的骚动和执拗的性格是难以捉摸的。1138年,郑樵三十五岁,他被举荐入朝应对,要求朝廷支持他撰写一部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史》。
正如一位历史家受到他所描写的时代的限制一样,郑樵也受到生活于其中的形势的限制。当时秦桧当政,法治让位于强权,文化上的压制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也得不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史料和纸张笔墨。郑樵的请求没有得到朝廷的准许。统治者需要的不是文化。
史学家是体制内的封号,作为史学家的郑樵却没有生活在体制内,他以布衣之身在夹漈山中尴尬地活着,“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1143年,郑樵四十岁,小弟郑槱病亡,家境更加贫困。
1145年,郑樵娶陈氏为妻。有官员多次举荐郑樵,都被郑樵拒绝。厄运接踵而至。两年后陈氏病亡,幼儿郑惕随之夭折。秦桧之子秦火喜为博取荐才美名,举荐郑樵为右迪功郎(相当于科级),郑樵拒不接受。
1148年,郑樵四十五岁,他又一次出现在行旅上。这回他徒步一千里,打算将140卷自着新书献给宋高宗。他在商贾云集、青楼林立的杭州等了近一年时间,最终希望落空。1150年,修史堂被官方查封。郑樵只好在夹漈山主峰侧一个必须穿过大片荒野林莽才能到达的虚谷中另筑三间茅屋隐居,这就是着名的夹漈草堂。
在草堂的纸灯笼下,他对史学架构和纂述体例思忖于心,从漫漫无涯的史料中爬梳剔抉,从林林总总的文本建构中寻找话语的行踪。一切始于寂寞中的思索。山中的生活极其粗糙,装束和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1151年,郑樵续娶游氏为妻。
次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1157年,《通志》初稿完成,一个山林穷儒凭一己之力构筑了中国史学上的一个神话。
1158年,即南宋绍兴二十八年,五十五岁的郑樵二度进京,在迩英殿受宋高宗召对,上呈《修史大例》,授礼兵部架阁(管理文书档案官员)。随即遭到弹劾,改为监潭州南岳庙祠职,奉旨归夹漈山缮写《通志》,所需笔札由官府供给。郑樵一生的抗争似乎有了结果。
1161年,郑樵五十八岁,二百卷《通志》终于抄写成书。前后历时三十年。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草木虫鱼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图谱之学。《通志》全书六百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继《史记》之后又一部规模宏伟的纪传体史书。
九月,郑樵最后一次离开夹漈草堂,进京献书。他没有再回来。危险、死亡和功勋吸引着史学家。11月,郑樵得授枢密院编修,兼摄诸房文字。南宋表面的灯红酒绿、风花雪月掩盖不了乱世的凋敝,郑樵一直远离政治,但他还是看不到他面对的政治传统和那个王朝是没有前途的。
1162年3月,郑樵一病不起,于当月初七宋高宗命进《通志》上殿之日,郁郁病逝于临安馆舍,政治乌托邦破灭了,郑樵归入真理,留下一部巨着和那个时代的一种心碎表情。
“破碎”是郑樵所处时代的特征。但在人生的碎裂声中,郑樵却奉献了一部完整的着作,并将它置于中华文化的价值中间。郑樵在每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内,在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另外,在氏族学,谥法知识乃至音乐领域,也有不可忽视的成就。郑樵死后,《通志》书稿被朝廷秘阁搁置,直到一百三十年后才得以刊印流传。
为什么郑樵会成为郑樵?在见证了数百年沧桑的夹漈草堂上,对他的研究刚刚开始。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通志》这部伟大的作品,我们发现,这部书籍已被赋予了令人惊诧的长久性,它是不朽的,它和作者将永远活在伟大的历史中。□杨雪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