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 临钟繇千字文 行书

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卷,是一件传世有名的墨迹,为历代收藏家所宝重。原帖纸本,凡八接,纸质细腻光洁,古色古香,纵 26.3 厘米,横 322 厘米,行书,共 108 行,计 974 字。字大小不一,小者厘米见方,大者倍之。帖前衔款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帖文开首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八句,可名逗成韵,其后则辞语杂凑,不能克读,结尾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其文内容与世传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千字文》迥异。

在这卷墨迹上,藏印累累,据此可知其流传情况。卷后纸有平海军节度使朱文大方印,《石渠宝笈续编》考订认为是北宋附马都尉李玮的印。李玮(一作炜),字公炤,尚宋仁宗女兖国公主,曾做过建武(一作平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此印浑厚古朴,系宋印无疑,如《石渠宝笈续编》考订确属可靠,那么李玮应是此帖有迹可寻的第一个收藏者,此后便进入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内府,现还保存着宣和旧装的痕迹。前黄绢隔水剩有的御书葫芦半印,前隔水骑缝处有双龙圆印、宣和连珠印,后隔水上的骑缝压角处有政和、宣和长方印,及后白宋覃纸中心的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方印,均是宣和装的印记。按宣和装形式,在后黄绢隔水与后覃纸上应有政和一印,现因残损已失,又原应有宋徽宗月白色绢签,也已失,现在的金书晋王羲之临钟繇书签题,大约是明人写的。

后隔水上部有一容斋瓢印,《石渠宝笈续编》认为是南宋洪迈的印记,恐非是,待考。但此帖从宋徽宗内府流出之后,确经该书未见,故无从查考。以后则先后有明孙凤《孙氏书画抄》(仅存目)、明末吴其贞《书画记》郑四、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六、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清高士奇《江村消夏录》卷一及《江村书画目》卷上、清安岐《墨缘汇观》卷上、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近代裴景福(伯谦)〈壮陶阁书画录〉等书著录。又曾刻入明王肯堂的《郁冈斋帖》及清内府《三希堂法帖》中,解放前有正书局曾影印出版。

据此可知《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帖,由来已久,流传有绪,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么,它是否为王羲之真迹呢?何以其文内容与周兴嗣撰《千字文》迥异?

自宋、元以来,一直认为此帖是王羲之真迹,但也不是没有人提出怀疑,所以王肯堂在刻入《郁冈斋帖》时,针对在周兴嗣之前不应有千字文这一观点加按语说:观此帖者,大有宋版大明律之疑。但是他却也为之辨解说:不知阁帖之首,已有章草千文,虽未必是汉章帝书,亦可证千文不始于梁人矣。米元章书家申韩,岂妄许可者,亦称此帖毛力圆熟,定为右军书,临池之工,得不矜重奉为模范耶?徐邦达先生考订认为,所谓汉章帝章草千文,实系后世伪造,米芾所见的王羲之千字文,大概是集王羲之的字,王肯堂的辩解是以伪证伪,误之又误的。

首先定此帖是唐人所书的,是明末清初人吴其贞,他在《书画记》中说:予初展卷,见其纸墨模糊,气色暗黑,疑伪造,及细阅数行,见纸露本色,精神迥出,抑且古香袭鼻,方信真为旧物,但未必右军耳,为唐人奚疑。此论较为接近真实。然而,高士奇在《江村书画目》中云:神品,不可多得,当然相信它是真迹,才以重价购之。安岐《墨缘汇观》认为其文不克读,盖初未编次,逮后梁武始命周兴嗣次韵耳。米海岳《宝章待访录》曾经记载。他是相信了王肯堂的话。清代乾隆在帖后跋语中对此帖亦有所鉴定,他说: 此卷托名钟、王,故掇易其辞句,以别于周兴嗣,盖好事者为之。其用笔结体,绰有内史矩矱,向以为的系真迹,谛观之,南宋人藏,帖末有贾似道秋壑图书大方印,又帖中有封字印为证。 一些著录书认为此帖曾经进入金内府,其根据是卷中有明昌御览、明昌宝玩、群玉中秘等金内府印记。但是,北宋灭亡后,金与南宋相隔绝,入金内府的书画,不大可能流到南宋来。经徐邦达、启功等专家鉴定,认为金内府印均伪。卷后又有端本朱文大印一方,《石渠宝笈续编》认为是元朝内府端本堂的印玺,证明此帖曾入元内府。但元代张宴亦有端本堂,前黄绢隔水上有张氏珍玩白文方印。端本一印,究属元内府,还是他人,需要再考。《石渠宝笈续编》认为张氏珍玩一印是张霆发的,不知何据?可信为元人印记的是欧阳玄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元延佑中登第,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入明朝以后,此帖先后为晋王朱 棡 (有印记五方)、杨士奇(有印记三方)所有,后来便归大收藏家项元汴(字京)收藏,卷中他的印记最多,计有 22 方,并有荷字编号。到清代为高士奇所得,他在后纸题跋中说:晋王右军临钟太傅千字真迹至宝。康熙丁卯( 1687 年)秋日购泰兴季氏价八百两。高氏之后归吴俊、安岐,然而很快又落到了乾隆皇帝的手中,卷中有乾隆内府印记十方,乾隆题跋三处。乾隆传给嘉庆,有嘉庆御览之宝椭圆印一方。后不知何种原因,此帖流出了清宫,较早有杨宜治的收藏印,后归裴伯谦。裴氏跋云:光绪壬寅( 1902 年,原误笔作辛丑)八月归裴氏壮陶阁,值已过季氏一倍矣。裴氏之后有宋伯鲁、冯恕(公度)、黄君直、廉南湖和吴此英夫妇等观款、印记,或为他们收藏,或经他们过眼。今归故宫博物院。此卷收藏印记,始自北宋,中历南宋、元、明、清诸朝,直至现代,藏印多达一百五、六十方,蔚为大观,可谓是一部历朝收藏家鉴藏的印录,由此可知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此卷在流传过程中,亦屡见于著录。最早是《宣和书谱》王羲之行书目中,列有书魏钟繇千文,对照宣和印玺,应该指的就是此卷。按此卷曾为贾似道收藏,疑《悦生古迹记》应有记载,但 实双钩本也,然鉴藏印识,历历可数,卷首有瘦金题签,即双钩,亦当出唐宋高手,断为下一等不爽耳。 弘历对此帖真伪的鉴定是略具只眼的,但当裴景福以倍于高士奇的重价购得此帖之后,却推翻了乾隆的定案。《壮陶阁书画录》中说:右军传世墨迹,或十余字,或数十字而止,此卷多至千余言,而玺印完美,尤为晋唐各名卷所无,凡北宋以来,秘府天章,文人秘笈,鉴赏印记备见于此,至于书法精妙,绝非唐人所能,而中多古体,人不尽识,如读岣嵝碑,固宜领袖墨池,冠绝宇内。

他太泥古了,以至于把前人正确的意见也否定了。欧阳辅在《集古示真》中再辨其伪,却又漏洞百出,十分无力。他说:题为王右军临钟繇书,与梁周兴嗣编文词迥异,惟末二句相同,其真迹元世藏鲜于奉常家,明初始有刊本,后郁冈斋又刻之,三希堂帖中亦有此文,殆从真迹摹刻。按此文为唐初赵模集王右军书所成,以继周兴嗣之作,明初尚见于宋金华集,不知何人改题为王临钟书,郁冈斋与三希堂据以入石,沿误至今,莫知为赵模所集。夫汉魏时安有千字文之目哉,托之于钟,适见其陋。考宋濂《宋学士文集》郑第十五有题在唐有能书名,尝与韩政、诸葛贞、冯承素等奉敕临摹兰亭,逮今犹有存者,予于秘府颇见之,最喜其善用笔,而正锋恒在画中,所以度越诸人也欤此本系鲜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沉著不露,可宝也。很明显,宋濂所说的赵模集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不是这一卷《王羲之钟繇千字文》,欧阳辅把它们混而为一了。此卷的历代收藏印中,也无鲜于枢的收藏印记,另外,此卷前衔款三行十八字,与帖本文二仪日月是一手所书,在同一张纸上,并非后人改题。至于赵模所集的王书《千字文》的内容,是否与此卷相同,宋濂的文集中未曾提到,而据徐邦达先生云,他曾见到过一古摹本,首句为天地玄黄,那就更证明此卷非赵模所书了。欧阳辅仅根据刻本而下此错误判断,是没有看到过原迹之故。

为了对这一名迹有一个准确的鉴定意见, 1981 年,故宫博物院曾邀请启功先生,及本院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及有关人员,进行联合鉴定,经对原迹仔细观察,一致认为是唐、宋间人所作,其字有的是双钩填墨,有的是临写。或从传世为王羲之的墨迹及临摹本如《兰亭序》等中采摘,或从陈僧智永的《千字文》中摘采,有的则是自造。徐邦达先生说,王羲之祖父名正,父亲名旷,所以在他的书牍中曾以初月代替正月,正是避家讳所致,而此帖中正、政、旷字,均未讳改。这不但有力地证明,此帖不但不是王羲之书,而且还证明,也不是都集的王羲之书。至此,关于此帖的真伪可以下一结论了。而且它的内容,为何与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不一致,那不过是作者弄的狡狯罢了。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虽然经最后鉴定并非真品,但它的文物历史价值是不容怀疑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此帖不能保存至今,那么王羲之是否临写过钟繇的《千字文》,将永远是一个历史疑案,那对我们今天研究这位书圣,更是增添了一层迷雾。另外,尽管此帖有双钩、临写的痕迹,因而行气不贯,笔法欠缺自然,但就单个字体本身而言,它还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否则就不会使那么多赏鉴家深信为王羲之真迹不疑。对它艺术水平的评论,如果说卞永誉说它浑圆遒劲,笔力雄伟,有着先入为主之嫌的话,那么吴其贞说它书法藻丽,结体茂密,乾隆说它笔意精到,而结构特为谨严,则是在否定其为真迹之后下的评语。大体此帖在用笔结体上,严守矩矱而不逾于法,雍容大度而无小家气,那是不错的,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或初学书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藉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