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致周汝昌书 抢救文化大家遗存迫在眉睫 周汝昌珍藏书信尚未面世

2017年刚过去两个多月,周有光、冯其庸、杨祖陶、郑孝燮、霍松林、夏传才、牟永抗等文化名家先后辞世,也引起大众的关注。但人们忙于缅怀他们的生平事业、学术思想,而常常忽略他们身后留下的宝贝,那些手稿、书信、藏书、藏品到底有怎样的未来,很多还是未知数。

近5年来,去世的文化老人为数众多。记者最近调查大家的手稿、书信等遗物的整理情况,发现因疏于整理、保存以及整理难度大等问题,很多大家的手稿等都面临被埋没的危险。抢救文化大家留下的珍贵遗存,可谓迫在眉睫。

罗哲文家存数万张照片

非常珍贵却至今未整理

北京安贞里一套普通的住宅里,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在此居住30余载。他已逝世5年,但家中仍旧保持了其生前的样子,一切都未改变。

罗哲文一生四处考察,亲自摄影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留下的照片多达数万张。在罗哲文家里,这些照片一张张紧贴在一起,看起来已很难揭开。一摞摞厚厚的照片,分别堆放于书柜里、走廊过道的柜子里,还有的码在纸箱里,更有很多照片藏在连罗哲文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从表面看去,照片大部分是黑白的,也有彩色的。用于标注的纸条插进照片缝隙,早已落满了灰尘,字迹颜色也已黯淡。罗哲文生前对这些照片进行了分类,纸条上写着各种地名加以标注,如丽江、青城山、广元、岳阳、湖南凤凰城、贵阳开阳、卢沟桥、陵墓、绍兴新昌等等,还有波士顿、意大利、新加坡、瑞士等。但也有不少纸条上标注着“待分”。

这些数量惊人的照片,从未有人整理过。另外,罗哲文晚年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大量照片,也是个未知数。罗哲文夫人杨静华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隔行如隔山,罗哲文的事情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多少照片。”而罗哲文之子、著名书法家罗杨去年刚退休,他说之前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整理,接下来他计划先将照片清点一下。

罗杨透露,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出版集团都曾提出要整理、出版这些照片,但罗杨和母亲都担心不懂行的人会弄乱,更担心照片运输途中会有遗漏。罗杨盘算着,至少先把照片清点清楚,再和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具体合作。

杨静华老人知晓这些照片有多珍贵。她回忆道,1969年,罗哲文曾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1972年开始,湖南马王堆汉墓陆续发掘出来,由于发掘文物都处于真空保存状态,急需有人拍照,而罗哲文因摄影方面深得恩师梁思成真传,于是相关部门将其紧急召唤了过去。但当年马王堆汉墓的照片是否就藏在家中,杨静华也不清楚。

罗哲文拍摄的大量照片,同样为业内所关心。“罗哲文真正留名的该是这些照片,这是他最大的贡献。”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说,这些照片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古建筑与文物保护、抢救的重大事件、珍贵细节。

面对眼下如此尴尬的局面,杨静华也是有苦说不出,“罗哲文生前从来就没个助手,也没个秘书,没人能帮助他。”她说,罗哲文曾经努力想找一个助手,但未能实现;如果当初能有个助手,情况或许要好不少。

周汝昌珍藏书信尚未面世

留下众多诗词未整理出版

走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生前的家,到底未能成行。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去世,其女周伦玲诚恳地说,即便来家里也看不到什么了,她父亲留下的书籍、手稿、书信、研究资料等基本上都捐出去了。

周汝昌的手稿、书信等,于2014年正式捐赠给了恭王府。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一是因为1953年周汝昌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红楼梦新证》,在该书第三版补遗中,他认为恭王府及后花园是《红楼梦》大观园遗址。为了更好地保存这项考证成果,他还与恭王府合作,录制了专题片《芳园筑向帝城西》。

二是恭王府缘于周汝昌的著述观点,打算要为周汝昌建立一个纪念馆,并于2013年5月与周家达成捐赠协议。“我们也老了,整理父亲的东西很不现实。父亲要活着,他也会为我们的决定感到高兴的。”周伦玲说。

周伦玲透露,周汝昌留下的东西最后装了六七十个大塑料箱。其中包括许多珍贵信札,像胡适写给周汝昌的六七封信,还有张伯驹、徐邦达、启功等名人写给他的信,以及周汝昌一生精心收藏的老师顾随的百余封信。“当年我们生活条件不好,但从没想过用这些东西来换钱。”周伦玲特别强调。

周汝昌留下的手稿数量很大,前期手稿是繁体的蝇头小字,有的是草书,有的是铅笔字但快没色了,还有他的一些英文稿,这些都不易辨认。此外还有很多碑帖,上面都有许多题跋与批注。周伦玲说,到了晚年,父亲的字更是重叠且笔画不全,无法辨识了。“整理起来很艰苦,肯定有的整理不出来了。”

而关于那些捐献的藏书,都是周汝昌当年一本本淘来的,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它们看起来外观不漂亮,但每一本书周汝昌都精心写有题跋。晚年他视力大减,还会时常让子女把“唐诗宋词”从床底下的箱子里翻出来,让他们念给他听。

周汝昌的重要遗存已捐出去两年多了,但至今手稿整理没有具体进展,纪念馆也没有下文。

家里还有他留下的众多纸片,家人还是不舍得扔。周伦玲如今就在一张张破烂纸片上,进行着仔细辨认。她发现那些写在日历上、纸片上的,竟然有不少父亲创作的诗词,还有写了半截的文章。周汝昌写过大量诗词,但直到今天也从未出过一部诗集。周伦玲计划把藏在日记、信件、文章里的诗作搜集、整理出来。她遗憾地说,父亲给友人写过的信中就有不少诗词,但当年的友人都老了,或者早已故去,想找寻到所有的诗作根本不可能。

即便设法找到了,字迹的辨认也是困难重重。不久前周伦玲就将父亲的一篇文章交给一家报社发表,文末缀有诗,编辑审阅后说,这诗的韵脚不对呀。于是通过邮件发去截图,大家费了半天劲猜来猜去,才算有了答案,“很多时候,我经常就把他的字辨认错了。”周伦玲说,自己不懂诗词,这对她来说是很艰巨的事情。由此也可想象,那些捐献给恭王府的手稿等,其整理难度有多大。

大家手稿待抢救并非个案

及时整理靠好助手与机构

事实上,许多大家的手稿长期处于疏于整理状态,已成普遍现象。《梁思成传》作者窦忠如发现很多老先生去世后,家里都保持原样。他到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家,桌子上还摆着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而贾兰坡留存的资料长期未能得到整理。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也证实,老诗人牛汉于2013年9月去世后,其书信至今没有整理。在牛汉生前,刘福春编辑《牛汉诗文集》时,曾打算收入上世纪50年代牛汉与夫人的通信,这些书信曾于牛汉1955年入狱后被没收,平反后才归还。刘福春回忆,2009年他拿到了这批书信,准备着手整理,但牛汉认为出版并不合适,结果这批书信的整理也就此搁浅。

不仅如此,已过世的黄苗子、王世襄、史树青、郑孝燮等等大家,都留下很多东西,但因后人无暇整理或整理难度大等原因,手稿等就一直堆在家里。

面对如此局面,窦忠如解释,一代大家手稿未能整理,一方面是因不少老先生的家学没有得以延续,家属无人能承担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相关部门的重视度不够,很多老先生都没有助手。刘福春则认为,手稿、书信整理很复杂,谁来整理、怎么整理都是问题,整理者不仅要认得字,还要涉及繁体字、异体字以及纠错等问题,这是很多人都难以应付得了的。

“一代大家的手稿整理,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些问题。现代文献整理有规范性,但至今都少有人提。”

记者经过调查还发现,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名家的珍贵手稿、信札甚至已流散。草婴于2015年10月去世,其女盛姗姗透露,草婴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八十年代翻译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译稿,一直没能找到。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译稿当年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由出版社交付给印刷厂,从此下落不明。盛姗姗听说这两部手稿没被扔掉,还在某人手里。她热切希望手稿持有者在看到本报报道后,赶紧与她或相关部门联系,尽快归还父亲的手稿,“这些手稿也将会捐赠给国家。”

无独有偶,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今年2月在西安辞世。令霍松林家人意外的是,其签名本图书、手稿、信件等,已在网上卖得火热。如霍松林1989年为终南印社写的文章售价5000元, 写给中华诗词学会办公室的信件,以及他写给学生、好友的信件等,平均一页信纸售价至少800元。

霍松林的藏书签名本,在网上至少有几十本在售,最贵的大约400元一本。霍松林之子霍有光说,父亲生前寄往编辑部、出版社的手稿、信件等都未退还,因一些单位管理不严格,有的手稿流入了市场。其中一部分流入市场的藏书,则是2005年霍松林捐赠给陕西师大后,竟然被学校当破烂处理掉了的。

调查还发现,名家手稿整理及时、完整、规范,与相关单位的重视,和名家生前就拥有好助手、好帮手都不无关系。侯仁之先生于2013年10月辞世,手稿、手绘图等文献的搜集、整理已历时7年,目前还在有序进行中。侯仁之女儿侯馥兴说,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侯仁之采集小组,北大老师、硕士、博士等参与整理的人员,前后共有十余人。

而去年辞世的杨绛先生的手稿整理,在其生前就委托助手吴女士帮助完成。年逾八旬的吴女士学养很高,将庞杂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杨绛去世后,她依旧完成了相关后续工作。吴女士介绍,杨绛去世一周年之际将办展,届时杨绛手稿也将展出。

眼见大家的身后麻烦事成堆,当然也会有一些睿智老头儿、老太太趁活着赶紧做出决断。95岁的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已陆续将他的信札全部出版,其珍贵藏书也已捐献。他说,就怕自己走了以后,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变成一笔糊涂账。

记者手记

大家手稿不可再生

不能变成一笔糊涂账

文化大家留存的手稿、信札、藏书等,对于研究其生平、学术思想、为人治学、艺术造诣等方面,都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这一点不言而喻。

但事实是,不少大家生前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而身边往往都缺乏助手、帮手,很多手稿、藏书、信札就胡乱塞到床底下、柜子里、纸箱里,根本无暇顾及。何况有的大家突然离去,其生前只求清净独立工作,对身后事没有交代,其留下的手稿身藏何处,数量多少,就如同谜团一样,难以破解。

不仅如此,一些单位对于名家手稿、信札、藏品管理不善,造成一些手稿、信札流失,让其在民间交易市场异常活跃。编辑部、出版社有严格的编辑流程等各类制度,但对作者手稿不仅不退还,而且一直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多年前的“宽松”,如今却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这对大家手稿的整体保护、研究也带来了巨大损失。

面对这些现象,周伦玲提出了建议,她认为对于有成就的老学者,尤其是那些纯学者,国家应多给予关注,生前应配备助手或学生,身后应对其著作抓紧整理。窦忠如也呼吁,为已退休的大家配备助手要形成机制、要成为标配。此外,严格的手稿管理制度也要成为一些单位、机构的标配。

文化大家离去后,其老家政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等都会纷至沓来,提出收藏手稿、信札的种种要求,有的家属往往顾及各方,但手稿也就散落四处,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家属如果能选择档案馆、图书馆等可靠机构进行整体性捐赠,不失为上乘之举,这对大家的全面研究将是极大的利好。

如同当过十多年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的霍有光所言,“只有国家能够保留,其他任何人都保留不了。”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内目前还缺乏成熟的名人手稿、收藏捐赠机制,家属捐赠是否适当给予经济补偿、奖励等,尚缺乏细化的措施,这也挡住了不少家属的脚步。

但无论怎样,文化大家的手稿、信札将越来越成为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其文化价值、文献价值不可估量。保护大家手稿,就是为民族留下时代印记和文化记忆,不能再任其自生自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