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丘林遗传学 苏联遗传学的劫难:斯大林亲手捧起“伪科学家”

斯大林同志边说边鼓起掌来。暴风雨般的掌声随之席卷整个会场。

斯大林同志的一声断喝,彻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至高无上的"排头兵"地位。这声断喝却同时把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即李森科在演讲中所痛斥的"科学领域里面"的"富农破坏分子"——彻底抛到了谷底。

随着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果然无情地席卷了整个苏联学术界——比上世纪20年代末科学战线上的"社会主义进攻"气势更为壮观的学术界的新的政治镇压狂潮从天而降,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科学家身陷囹圄甚至死于非命。

对科学领域里的"富农破坏分子"的无情镇压,严重摧残了苏联的国力,直接威胁到苏联的生存——在上世纪整个30年代,苏联在科学上的发现和在技术上的突破寥寥可数。

本文摘自《书摘》2009年第5期,原载《苏联遗传学劫难》,作者:笑蜀,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米丘林生物科学"恰逢其时,当然要宠冠天下!

在苏联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创立了"社会主义新农业"。其代价惨重,但斯大林坚信"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能够比自然更好",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依靠暴力强加来定向改造社会关系,因此不过是"可怕的善行",必须这样做。结果付出惨重代价的农业集体化只是加深了苏联的农业危机,不仅斯大林本人饱尝了这一苦果,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也都不能不饱尝这一苦果。

但是斯大林要毫不动摇地进行他的社会试验,创立全新的社会秩序,斯大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为他的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人群、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

而"米丘林生物学"恰好从自然科学方面满足了斯大林的这一迫切需要。"米丘林生物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被确定为官方路线,那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而遗传学的几乎所有成就,则都对斯大林新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斯大林创立的新的社会秩序从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了反证。遗传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突飞猛进,斯大林固然莫可奈何;但在苏联境内,运用专政力量打倒和最终消灭遗传学,做到这一点却是轻而易举。李森科宠冠天下和瓦维洛夫历尽熬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由政权力量保驾护航,1935—1936年间,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开始直接挑战瓦维洛夫所坚守的遗传学。岂止是瓦维洛夫遇难,遗传学的三位元勋——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以及"孟德尔主义的传教者"、瓦维洛夫的老师贝特森莫不惨遭鞭尸。

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遗传学和农艺学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另一类则被称作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物科学"——实则是伪科学。

其实,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遗传学的清剿,并不是遗传学在苏联遭受的第一次磨难。

早在李森科崛起之前的1928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克格勃前身)就曾发表一份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指控煤矿工业大批专家里通外国,蓄意破坏,制造事故甚至爆炸矿井及从事其他方面的罪恶活动。有五十多名专家被捕。

经过一次特别布置的装模作样的审判,11名专家被枪毙,其他专家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沙赫特案件"是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开端。1929年4月,斯大林同志在向苏共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必要性——

在我们的每个工业部门里都潜伏着"沙赫特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揪出来了,但并不是全部被揪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当前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这种破坏活动之尤其危险,是由于它跟国际资本相勾结。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清楚表明,资产阶级分子决没有放下他们的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最高领袖发出了号召,专政机器当然不敢等闲视之。果然,不久又在科技领域揭发出了一批接一批"反苏维埃的"、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牺牲品,列宁格勒党委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对苏联科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苏联科学院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中心"。

这个判断葬送了苏联科学院的大批知名学者。三位院士被逮捕,数以百计的研究人员同时身陷囹圄或被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