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

当我用“小麦色”来描述陈章良的“时尚”肤色时,我绝不会把他和一个有着漫长饥饿感受的人联系在一起,但事实确是如此。

陈章良降生的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尾音,父亲送给他的第一份人生礼物就深深刻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烙印。礼物是他的名

字——章粮,许多年后,当陈章良躲在大学的宿舍里临摹罗中立的传世画作《父亲》时,仍能体会到父亲起名字时的那个简单而美好的愿望。画中这位肤色古铜的农民有着一双深井似的眼,他眺望的地方正是陈章良今日的责任所系。

1978年,作为全乡考生中唯一的中榜者,陈章良走进了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栽培系,这是少年得志的伏笔。在这里,他读到了《自然》杂志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教授玛丽-查尔顿写的关于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文章,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年轻的陈章良表达了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也不失时机地写下了到她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

1983年,陈章良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

一个人的命运由此获得了彻底改变。

他随后获得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关注中:26岁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副教授,28岁成为其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30岁获得“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32岁担任系主任,34岁成为北京大学副校长,41岁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陈章良确实太年轻了,这年轻让他时常行走在多种声音的风头浪尖上。

采访陈章良后,我读了两篇文字。一本是十年前,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著的《谁来养活中国》,另一篇是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写的《不要再被“粮食危机论”所误导》。

前者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以及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并由此推断: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还将引发世界粮食危机。

后者立文的基础针锋相对,认为布朗先生的文章“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大大地推迟了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还导致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茅于轼先生得出“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危机”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

其中的是非,我没资格评述,但无论危机是否存在,我们都无法掉以轻心。近些年,圈地过度、耕地减少、荒地滥用,还有“三农”问题的突出确实触目惊心。今年年初,粮价加以限制的放开都说明,粮食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计。

我们都清楚:养活中国的,要靠中国自己。这样看来,陈章良们任重而道远了。

李清川:陈校长,我想和您做个预约,聊聊中国农业大学的情况。

陈章良:现在,就现在吧。

李清川:我的朋友托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转基因食品到底能不能吃?

陈章良: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据我所知,在国外已经有几亿人在吃转基因食品,到现在还没发现一个因此患病的人。大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就像当年害怕吃西红柿一样,有一天,转基因食品会在我们的餐桌上非常普遍。

李清川:几乎每个人都清楚,农业很重要,但“三农”问题也很突出。在您看来,农业在我们国家的地位,是不是与农业大学在高校中的地位有某种相似?

陈章良: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亲戚大多是农民。现在,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的农民过上幸福生活,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呢?我认为一是要通过农副产品深加工,实现农副产品转化增值,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要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切实提高土地利用率,用规模化、集约化的理念来经营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一直关注着农民的增收问题,作为中国农大校长,我没有理由不从根本上为农民寻找增收的出路。

农业大学在中国一直受关注,但仔细想想,又是一所不那么受关注的学校。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任何一届政府、人大都非常重视农业。“三农问题”是大家谈论很多的一个话题,理所当然,大家要关注农业大学,但和那些综合性大学比起来,我们又不是最受关注的。

原因在于,尽管大家都很重视农业,但大家对农业大学的重视和老百姓对农业的重视一样,很关注又不是那么关注。总体上,农大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地位,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农业科学家培育的品种、发明的技术,无论是耕作、栽培、育种、加工,都给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农科院系统解决了我们国家13亿人吃饭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培育的玉米在全国种植了3800多万亩。

如果没有育种、杂交水稻,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加入WTO后对农业要求更高了,尤其最近农产品出口受到了很多限制,农药的污染、化肥的使用挡住了我们的出口。还有一个新情况,过去我们重视高产,现在要更加重视高质、低污染,这样就需要很多学科的综合和新的技术应用。

农业大学很有作为,我们看美国那些好的大学,康奈尔大学、德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马里兰大学都是农业大学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已经成为了综合性的很有名气的大学。今天我们国家的农业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对农业大学来说,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李清川:您提到了这些从农业大学发展起来的名校,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规划中也有相同的远景目标?

陈章良:我们看到,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越来越清楚综合性的重要,学科的交叉才能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多医科大学都合并到综合性大学中去了,为什么?因为从世界大学发展的规律看,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

学的医学院都很强。国际上的农业大学基本上都办成了综合性大学,这个方向没有错误,但它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在历史上,美国称之为“圈地大学”,那个时期,美国政府也没钱,但知道农业很重要,怎么办?我给你地,你自己用这块地去生存去发展,很多大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农业发展了,经济要跟得上,没有农业管理怎么行?于是,农业政策、农产品加工以及农村妇女问题都集中在农业上面。但是,搞农业的人都聚集到一起,学科交叉的概率越来越小。因为在经济管理上有需求,所以你能看到,农业大学的管理专业很快上来了,吸引了很多的农民企业家。现在我们学校的英语需求又很大,英语老师有五六十位。

我想,综合化的方向没错,但现在就办成综合性大学不行,现在中国还没富到美国那样,美国人是用1-2%的人养活自己还可以出口,我们是用80-90%的人来养活大家,情况还不乐观。

李清川:渐进也应当有个时间表,我想您是有这个谱的?

陈章良:起码10 年、20年,美国的农业大学发展成综合性大学用了50年,我们肯定也需要这些时间。

李清川: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涉及很多因素,包括学科建设,也包括政府支持,甚至学生来源的改变。

陈章良:你说的对,学生生源上不来,学生的成绩上不来,这是最最基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还不只是中国农业大学一家面临的。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是农业大学,改了一个名字,分数立即上来了。这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农、林、牧、副、渔是不够好的;第二个是这个观念影响到了考生。

上海农学院并入上海交大,名字改了一改,教师还是那些教师,但考分高得不得了。名字变化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看来,学生关心的不是学科问题,而是一个表面问题,这很遗憾。我们现在把学院都变成大学了,这样就好了吗?中国人很注重表面,不注重实际。

李清川:所以说,一所大学好不好应当用指标体制去评价,还要让大家自然接受。

陈章良:我同意你的观点,一所学校好不好有很多标准,比如师资力量、研究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筹集资金的能力,还有毕业生在全国各行各业工作的情况,一流大学一定要算上这些指标。其实对于中国农大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机遇,各省的领导很多都是从农大毕业的。这要求我们自身的建设一定要跟得上,去年,我们的重点学科评估与中国科技大学并列为全国第八位,这说明在科研力量上我们还是比较强的。

李清川:依您之见,制约农业院校发展的硬伤在哪里?

陈章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方面我们的农业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农业院校培养的人才却又不好找工作。我们的农业高等教育的确面临着严峻挑战。

我们有很多不足。一是对农业以及农业高素质人才的认识不足,导致我们的招生要比一般的综合性大学差。第二,尽管都承认农业很重要,但对于如何办好农业大学很少有人去关注和探讨,农业大学为什么不能走综合化发展的道路?没有人去研究。

第三,科研成果的推进还很难。大农场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很大,却没有很好的办法。第四,是经费问题,北大、清华每年获得的经费是18亿元,而我们只有它们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这样我们的整体运作能力就显得很弱。

北大、清华接受的捐款非常多,我们就很少,所以我们没有奖学金,实际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的家庭状况相对较好,我们的贫困学生比例本身就比较高,学校还不能很好地给他们帮助。我们学校拿出500万元给研究生加一点点钱,北京市没有第二个大学这样做,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开个玩笑,将中国农业大学改成中国大学,您看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李清川:老实说,对一所大学而言,您会很快看到变化,

陈章良:其实教授还是这些教授,我还是我,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但我们改革的力度很大,我们完完全全按照美国的一套体制运作,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副处长、处长、院长都是公开投票选出来的,我们改革的力度确实很大。

李清川:您说到改革的力度,我知道,副校级领导岗位在行政换届时也要公开竞聘,这样的震动算不算一个发端?

陈章良:2003年我们将酝酿财务、教学、后勤、产业和人事五大方面的改革,而且人事改革是贯穿各项改革的一条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改革腾出更多的编制,来大力提高教师的比例,让更多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进入农大,这样学校的发展才有希望,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两大中心工作才能够有一个大的突破。

李清川:您现在的生活和在北京大学工作时有什么不同?

陈章良:我现在还在兼任北大的副校长,但已经有几个明显的不一样了。原先做副手,上下班没什么规律,现在就很有规律了。

第二个感觉,北京农大和北京农业机械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了中国农大,上任后觉得担子很重,但也没觉得难到什么程度。我在北大

做了7年的副校长,北大可以管理好,应该也可以管理好别的学校,很多工作还是得心应手,学生工作、校园建设、学科建设、对外联系、总体规划,很多方面我都很熟悉,毕竟经过了7年的北大训练。

第三个感觉是,自己的决策能力强了,该给教授解决住房就可以拍板。原先教授的住房标准是90平方米,北大是120平方米,那我们就给院士和教授140平方米。学生宿舍严重不足,我们可以立刻启动10万平方米的宿舍楼建设,教学和科研用楼方面,我们要在3年内建设48万平方米。十二个学院要重新合并,运作的空间很大。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作为校长出去谈话和副校长出去谈不一样,谈合作、谈资源、谈什么都是主人。我在美国很多年,对美国大学有了解,在北大很多年,又对中国大学有了解,这些对于管理中国农业大学都有很大帮助。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运作的空间大了。

李清川:我想,您的父母一定为您骄傲,因为您创造了很多奇迹。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怎样与基因工程研究结缘的?

陈章良:回想起来有点不可想象。读大学时,我从《自然》杂志上读到了几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写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文章,非常兴奋,就给玛丽·查尔顿教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和献身这个领域的决心,希望能到她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

玛丽·查尔顿教授很快给我回了信,随后还派了一位华裔教授来学校对我进行面试,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

李清川:在关注您的成就同时,人们也不可避免地注意到您的年轻,年轻给您带来了什么?

陈章良:在美国,40多岁已经不算年轻了,很多人在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担任了重要职务。但在中国,像我这样26岁当了北大副教授,32岁当上系主任,34岁当上北大副校长的,在41岁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恐怕只有我一个。所以我承受的压力也比别的年轻人要多。

李清川:你指的是传统观念下的压力?

陈章良:有时候觉得工作起来很苦,比工作本身的苦还要大。

李清川: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陈章良:是,我还有很多想法要去实现。

李清川:以您的成功经验看,年轻人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陈章良:创新、执着、自信。

李清川:人品呢?不重要吗?

陈章良:人品非常重要。

判断一个人值得不值得信赖,人品应该是第一位,但我关键还要看他有没有创造力。有的人创造力很好,但人品不好,社会最终会淘汰他,有的人人品很好,却没有创造力,这就很麻烦。如果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有两个选择:一群人品很好的人却不够聪明,一个人很聪明,能把这个项目完成,但他人品不行,我还是会重视这个聪明的、很有创造力的人。

因为我觉得他有希望,可以培养。在人品的问题上,一次、两次的挫折经历,会告诉他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不足。

李清川:您不认为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接受教育的过程获取吗?

陈章良:创新能力能被教会吗?创新本身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过程,但重要的还是从小的培养,这种培养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头脑中就会有创新的观念。一个人的创新能力与一个人的智慧是相关的,创造力和智慧在某种含义上是相同的。

李清川:这是不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个性问题?

陈章良:是的。个性化的发展我一直很看重,如果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定没有好的结果,社会的多元性跟生物的多元性是一样的,没有多元性的生物,进化就一定会出问题。

李清川:那您如何看待学习和创业的关系?

陈章良: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然后在某一个时点去创业。

有一点很重要,人是多元性的,不要千篇一律地要求学生去创业,但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很奇特的学生会选择创业。就像我们做生命科学的,十的五次方的生命中,一定会有一个突变体,这很奇怪。一百个人中间,你会看到这样一个人,他的头脑、他的想法和我们不大一样,而这个人应该受到鼓励。如果他真是很想停止一年或者两年的学业去创业,要允许他在失败后回来。要明白,有时候创业和学习不能两全,要想明白,如果想明白了就不要后悔。

李清川:在中国提到生物工程产业,人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您,当初是在什么背景下办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的?

陈章良:当初办公司的确有点无奈,在北大生物系是大系,也是个穷系。我们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是从头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用板车推着很重的器皿和材料,经过未名湖时要转弯,因为不懂怎么用力,车子都栽到湖里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的生物工程在理论研究上可与国际水平抗衡,但产业开发一直没跟上,使得我们的生物工程水平很低,所以我们搞起了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

陈章良:

1961年生于福建。

1983年毕业于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栽培系。1986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等职。1995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2002年开始,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兼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副会长、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副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曾任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长期从事生物技术及分子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的克隆以及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获得抗虫、抗病的转基因植物,这些转基因植物都己进入大田实验。他的实验室在国内外科学期刊上共发表论文100多篇,己获得和申请的专利16项,专著、合著了7本书。

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全球100位青年人才。

年轻的陈章良和年轻的笑,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刻下了不寻常的印记;古老的国度和耕耘希望的农民,理应有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