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杨波涛 10 继陈赓、杨伯涛之后 邱行湘从国民党洛

10.继陈赓、杨伯涛之后,邱行湘从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的角度再写洛阳之战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上周振强的文章,很快被邱行湘看到了。他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二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大脑。百思不得其解当中,他突然对知识的含义有了全新的注释:知者,知来者之可追;识者,识迷途其未远。这样想时,他觉得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步伐有所迟滞。

迟滞的原因是邱行湘遇到了渴望中的爱情。关于择偶,他出于对未来的自信,并没有因为战败、因为蹲过监狱当过战犯而降低标准。他对关心他个人问题的朋友披露了他在物色对象方面的逻辑:既然失去的张小倩小姐有着十分的美丽,那么到来的未知名的大姐也应该有着十分的美丽。多一分也许对方不嫁,少一分邱行湘决然不娶。那日,他与南京梅院街道办事处机绣组的一位女工见面了。女工叫张玉珍,三十挂零,虽然有过两个孩子,依旧眉清目秀,楚楚动人。牵线的是原国民党七十四军军长、现在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邱维达。“行湘兄,你给她打多少分?”张玉珍去方便的时候,邱维达赶紧问邱行湘。“十分,十分!”邱行湘喜出望外,“正好她也姓张,不,她简直就是十年后的张小倩本人!”

热恋中的邱行湘多少有些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中午去一趟机绣组,下午去一趟机绣组,整日围着张玉珍转。倒是张玉珍好言相劝道:“街道办事处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你是国家干部。干部就得有干部的样子,就得有干部的工作。像你这样跑来跑去,别人还以为你是无业游民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事后邱行湘这样评价过张玉珍对他的提醒。于是,数月之内,除了上班,邱行湘足不出户,开始了他酝酿多时的关于洛阳战役的写作。

关于标题,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邱行湘拟定了《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关于内容,邱行湘觉得有必要把国民党青年军的人事结构告诉世人:

蒋经国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的身份,掌握了青年军政工的全部人事。青年军各整编师的政工处长,必须通过蒋经国核定,才能由国防部委派。在我接任青年军整编二○六师的同时,蒋经国派了一个原任万县青年中学校长的赖钟声接任二○六师政工处长。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参加青年军后,又进过青年军干部学校,是蒋经国的得意嫡系门生。赖到二○六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办了一个《革命青年》周刊,着重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毒素,来加深和强化官兵反共反人民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的思想意识。政工系统另有电码密本,并指定专用电台与蒋经国随时保持直接联系……

至于战前的准备,邱行湘把如何稳定人心放在了第一位。他在文章里这样叙述说:

自裴昌会兵团西撤以后,情况日趋紧张,洛阳人心惶惶,蒋介石的视察组长和组员们看到形势不妙,先后偷偷地跑回郑州去了。我和赖钟声商量了一个如何稳定人心的办法:下令洛阳的军政人员和物资一律不准外撤,将二○六师存放在郑州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军用物品全部运到洛阳,连住在洛阳军官的眷属也搬到洛阳来,实行背城一战。我还命令中央银行运储充足的库存,铁道运输部门除调运物资和兵员来洛阳外,不准任何车辆外调或向郑州撤退。另外,我们还有意与洛阳各界头面人物频频往还,相互邀宴,在酒食征逐的场合,我们宣称“固守洛阳不成问题”。洛阳的土豪劣绅则把我当作四平街的勇将,到处宣扬,我也不置可否。这样一来,人心浮动表面上是暂时制止了,可是,我越是故作镇静,心里面越是心急如焚。

邱行湘急的是手头兵力不足,援军解围无望,用他写进文章的话说:我认为一旦战事发生,龟缩郑州的孙元良的川军是最不可靠的。我虽寄望于胡琏兵团,但它远在漯河,根据我过去作战的经验,依靠援军解围而得到成功的实在很少。当我需要增加兵力时,郑州指挥所副主任张世希在电话中说,郑州也有被攻击的危险,没有更多的兵力增援洛阳,只答应将二○六师的第二团归还我们,并加派两个炮兵连。我为了固守防地,只有“通天”一术,于是连电蒋介石,迅速由北平空运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增防,可是蒋介石说气候的原因空运困难,最终没有得到结果。

结果就是邱行湘孤军独守洛阳。陈赓的文章谈到如何攻,杨伯涛的文章谈到如何援,至于邱行湘在核心阵地是如何守的,我们再看看他的文章吧: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天下午两点左右,核心阵地突然遭到解放军各种火炮的轰击。炮火愈打愈密,愈打愈猛,炮弹像急雨般倾泻在纵横不过百米的地区。两个钟头以后,第二轮炮击更为剧烈。工事打塌了,五座大楼都燃起熊熊之火,砖石乱飞,硝烟弥漫。南面两座高楼首先倒塌,据守在那里的总预备队无以容身,到处乱钻,院子里的吉普车,也被炸得满身窟窿。伤亡越来越多,第四团代理团长当场被炸死,我的头部也被弹片炸伤。核心阵地的预备队数百人几乎全部葬身于火海中,其余的千把官兵都吓得呆若木鸡。谁也不敢露头。赖钟声开始跟在我后面,只见他脸色惨白,躲也不是,跑也不是,最后趁我不备,钻进地下室的电报房,再也没有出来……

写到这里,邱行湘的文章应该结束了。可是,按照当时流行的写作公式,前要戴帽,后要穿靴,所以非得有一个旗帜鲜明的结尾。60年代的意识形态还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获赦人员似乎比别人更讲政治,更讲立场。白纸黑字上,杜聿明如此,周振强亦然,那么邱行湘呢?他最后的段落是这样写的:

事后从家信中得知,就在我以战俘的身份进入解放区后,南京方面还派人索取照片,准备为我开追悼会来表彰“忠烈”,振奋士气呢。现在想来,可不是吗?旧的邱行湘已经死了,新的邱行湘正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想起来真是百感交集。我在洛阳顽固的挣扎,造成了滔天的罪行,论罪,几十个头也偿还不清我对人民欠下来的血债。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这个死有余辜的罪人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