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绍祖子女 原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病逝 嗓子长期是沙哑状态
从秘书到少将,再到国家体委主任,这个并不喜欢体育的人,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就像退休后的他形容的那样,“就像普通的北京市民,只是他们没我这种经历。”
他两次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并参与了申奥工作的启动,同时也参与了中国体育的多项改革。外界眼中光辉的人生,在他眼中却很平常,“如果我能活到80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积极地看待生死。如果我走了,就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让这颗树长大成荫,为地球增添一点绿色。”
9月18日15时,他因病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但中等身材,一副眼镜,谦和儒雅,行止从容的形象留在很多人脑海里。他就是伍绍祖,中国第三位军人出身的体委主任,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也曾是体育主管部门学历最高的领导。
1988年,12月29日,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伍绍祖调任国家体委主任时,当时的中国体育界几乎没有人认识这位即将到任的主管。
曾经担任副总理王震秘书的伍绍祖有着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专业的硕士学历,那一年10月,他刚刚被授予少将军衔。
转战体育,这位少将自己也有些意外。面对中组部的调动电话,伍绍祖坦承自己不了解体育,但也没有退缩,“我行吗?对体育不懂啊,不过组织上如果决定让我去,我坚决服从。”
那一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兵败汉城”,社会上下对国家体委的工作怨声载道;第十一届亚运会又即将在北京举行;体委内部在有关体育发展的一些观点上也不尽相同。可以说,作为空降兵的伍绍祖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就像伍绍祖自己说的,他并不太喜欢体育。有意思的是,他却在学生时代担任过体育委员,也曾获得过运动员等级证书。
“那个时代,一个优秀的学生不会忽视自己的体育成绩。不过,他的确并不热衷体育。”《人民日报》著名的体育记者汪大昭说,这点从这位曾经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略显发福的身材上可见一斑,“他的身体不算强健,也经常生病。”
在陌生的岗位上,伍绍祖的秘诀很简单:不懂就要学习。在第一次体委办公会上,他阐明了自己的目标,“我来体委工作是中国体育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历史不是从我开始的,也不会到我结束。我是接力中的一棒,这一棒我努力跑好。”
到任第四天,他观看了一场桥牌比赛,回去后不懂桥牌的伍绍祖便让儿子教自己桥牌。
这位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拥有当时国家体委干部中最高的学历,但在汪大昭看来,并不能用“学者型官员”这样的词汇简单评述,“评价一个人,不一定要给他带帽子,简单的类型划分不科学也不客观。”
作为一名资深体育记者,汪大昭与伍绍祖打过很多次交道。在他的视角里,伍绍祖与以往国家体委的干部最大的不同就是理念,“他告诉身边的人,体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很多复杂工作组合而成的,很多事情不是简单单一的一件工作。需要注意事物多方面的矛盾。”
开始在体育岗位的工作后,伍绍祖先深入各运动队,调查研究,他到处跑,到处学习,到现场看赛事,看历史资料,及时掌握情况。同时,他喜欢到基层和运动员、教练员交流谈心,在其中进一步了解学习运动规律。“他的工作方式上,有一些政工干部的特点和痕迹,所以他注重调研,这也与他曾经在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以及后来出任政治委员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汪大昭说道。
“作为体育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到了很多地方都要讲话,我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曾开玩笑说,我讲一小时话,平均要想5个小时。”伍绍祖的精力特别旺盛,所以他一直努力学习体育工作。汪大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伍绍祖由于经常开会讲话,与工作人员沟通,嗓子并不好,“他的嗓子长期处于沙哑的状态。”
伍绍祖一直说自己是个体育门外汉,所以从开始主管体育到2000年调离国家体委,他说自己一学就是11年半。但至始至终,他都说自己算不上懂行的人,“直到我离开国家体育领导机关时也不能算是搞明白了,但应该说是努力了。
这个不懂体育的人,最初的大动作就是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
1989年5月,伍绍祖就兴奋剂问题专门召开会议。他表态说:“兴奋剂要立即停止,‘有用、无害、查不出’要换成‘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
伍绍祖反对兴奋剂的初衷就是“造假不好”。当时体委内部有一种声音:可以用,只不过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这完全不是反兴奋剂,是利用兴奋剂来拿金牌!”伍绍祖认为这样的着眼点成了单纯的为拿金牌不择手段,而他的着眼点是体育为了人民健康,南辕北辙的做法让他下决心反兴奋剂,后来被萨马兰奇称作“反兴奋剂模范”。
反兴奋剂上出现的不同声音让伍绍祖也思考了很多,在他看来过于注重金牌才导致了一些体育工作认识上的偏差,“只想用金牌来说话,这就是弱国心态,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了,金牌多一块少一块无所谓。”当然,除了弱国心态,他也不否认其中的利益机制,他以兴奋剂举过例子,“这里面有利益机制在里面,我敢说,教练员都参与了,为什么呢?只有运动员有了奖牌,他这一辈子才有成绩,不然白过了。有利益机制在里面,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伍绍祖曾经采取了重奖、主教练负责制等办法,但都收效甚微。
亚特兰大奥运会5000米冠军王军霞就对伍绍祖非常感激,她说自己的奥运金牌与伍绍祖分不开,“当时身体状态不好,压力很大,但体委主任伍绍祖告诉我,‘你拿第几我们都能接受’,正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放下了包袱。”
尽管自己很多想法最初体委中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但伍绍祖还是做了不少的努力,他曾经回忆道,自己在体委工作时,乒乓球队就告别了“让球”事件,“明确说了,比赛过程中不做任何让步。如果需要让球,你别让这个运动员上不就完了。这是个低层次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指示:乒乓球不要拿全部金牌。我就记住这个了。其实,运动员都想拿金牌。”
这些年,社会和体育界对于曾经的金牌主义有了重新的认识。几年前,一篇写刘翔赵蕊蕊“健康比金牌更重要”的文章,让伍绍祖感到欣慰,“我认为这话讲得好。一个被奴役久了的民族,有它反抗的一面,也有它衰败的一面,这就是弱国心态。比如日本,上世纪60年代,非常重视金牌,到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只拿了3块金牌,国内没有任何反响,人家很清楚,我不是靠金牌来立国的,一块金牌不拿,照样是强国。”
在体育工作中,伍绍祖也留下了自己特有的工作办法。当初北京举办1990年亚运会,没有任何经验,却面对一个庞大的“工程”。“搞出一个计划网络图来,把亚运会要做的工作按轻重缓急、需时长短、牵扯面大小,都排在这个网络上。”伍绍祖的办法让很多体委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于是,计划网络图技术后来在中国体育界也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方法论。而在这基础上,伍绍祖推动的体育科技的运用。
卸任后,伍绍祖也一直关注、思考中国体育的发展。他说如果让自己重来一遍,首先要把“全民健身计划”落实好,在此基础上参与“奥运争光计划”,推动整个体育卫生的发展,达到增强人民体质的目的。
工作的经历和卸任后的思考,让伍绍祖更希望人们理解体育的意义,他以“奥运战略”为例,“‘奥运战略’并不是金牌战略,也不是奥运会战略,我们的工作还是为了发展整个体育事业、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但奥运金牌带来的激励作用同样不能小视。”
事实上,伍绍祖也一直在进行体育改革的尝试。在伍绍祖的主持和领导下,中国开始组织指定“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的体育事业跨入了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伍绍祖也推动中国体育的改革。足球成了他选择的突破口。“他当时去了很多地方调研,去考察了很多国外俱乐部,也在基层与很多足球人进行交流,并做了多方面的设想。”一直观察中国足球改革的汪大昭认为,在那个年代推动足球改革面对很多争议,但他一直在坚持。
如今中国体育彩票已经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很多人并不知道体育彩票也是在伍绍祖的努力下推动发行的。“这不是国家体委一方面的事情,这需要国务院和财政部多个部门研究和同意,他为了搞成体育彩票,在财政部和国务院跑了很多趟,说服了很多人,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一起设定了发行,监督等各个环节。
”汪大昭说,体育彩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申请时,也有很多争论,但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它为中国体育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体育经历了足球改革、体制改革,提出并实施了奥运争光计划、全名健身计划、体育产业发展计划,制定了体育法,同时发行体育彩票,申办奥运会等等。
这些都与伍绍祖的作用分不开,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自己只是传好接力棒。他也一直希望人们更准确地认识国家体育总局的任务,“体育总局不只是为了拿金牌,拿金牌是低层次的事,体育总局是管增强人民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