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许纪霖教授的担心 我只对“未来”负责——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南方教育时报:在您数十年的知识分子生平与思想的梳理个案研究过程中,特别跟自己精神上特别契合有王元化、张灏。您也是90年代代表学术民间化努力的《学术集林》团队的一成员,王元化老师那个《学术集林》,

许纪霖: 关于《学术集林》这个学术集刊,起初王元化先生主要是为了“纠偏”,就是针对弥漫于整个八十年代的那种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那个“偏”呢,我觉得他老人家自己把握的住,却把握不住,搞成西北地理史、中西交通史,老先生对此也不满意,这不是王先生真正追求的。事实上王先生最后还是对“义理”感兴趣,但通过 “考据”的方式,这和戴震有点像,他要把“义理”和“考据”结合起来,不是真的对考据有兴趣。

王先生本身是通人,“义理”、“考据”、“词章”等在他身上的都是通的,这倒是中国大儒的传统,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师就该是这样,而不是专家,巨匠和大师还是不一样,巨匠总归还是个匠,是干某种活特别地出色的,但大师是通的 ,说“狐狸”还偏小,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达芬奇那样的,既有文学又有艺术,有科学又有哲学。

今天这个时代,严格的说已经不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时代,分工精细化的时代。所以不一样,今天我们说的,专业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可能要回去,不断地再回来、不断地循环往复。

南方教育时报:您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九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末为两个节点存在着一个暂离和复归的过程。考虑到正如您自己曾经说过的您是因为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而“暴得大名”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暂离就更有追问的意义。觉得除了上海学,近年又涉及到一些偏向于政治哲学的像《知识分子论丛》等,而中国大陆学者在知识分子研究现状是不是遇到一个瓶颈,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突破,既定在那几个样板上了?

许纪霖:知识分子的研究一直是我的“专业”吧,但是,有很多更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做,我总是被一些新的东西所吸引,这些不是因为追随什么,而是和我自身的关怀有关,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中国问题也太多了,我们试图把这些问题打通,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

但是这两年,这十年我重心都转向做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了,知识分子这块成为“副业”,当前知识分子研究的太狭窄。需要不断的问题化,新的陆域还不太能开拓的出来,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人,如果这些东西,自己感兴趣的各种派的做过一遍后。

。。知识分子研究的细部有很多可以做,那些可以让学生去做,我是喜欢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人物,喜欢那种疑难杂症,思想历程经过好几个转弯,人物性格比较复杂的。我自己愿意做开拓者,去做一些没有开拓过的领域,那些问题更大,思想史上的问题更多,社会影响更大,因此我现在转向做思想史,和这些大问题有关。

南方教育时报, 您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划分有所谓“前三代”和“后三代”,按照您的标准,您应该是“文革一代”的。您曾说“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又说您们和“五四一代是最接近的”,这两种说法前后的逻辑上似乎无法自洽,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许纪霖: 我不典型,不作为文革一代,因为我不是红卫兵,我是红小兵,实际上具有“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两代人的特征,所以我都有距离感,所以反而这种距离感,让我在两代人夹缝中,让我对两代人的优点和缺点都看的比较清楚,我说自己是蝙蝠型的人。

厘清分歧,凝聚共识

南方教育时报: 2010年质疑汪晖”抄袭“事件(且不论汪晖是否抄袭,只讨论作为抄袭事件的一个文化现象),之所以扩大与汪晖的”新左派“领袖身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长期论争有关,汪自己否认新左,而您是明确把自己划在自由派里的,但您对他的学术还是承认的,尤其是近期您也提及天理观向公理观转变的问题,在您看来,学界的种种愈分明的派系给学术所带来的危害是如何看的?中国学界要不要继续混战下去?还是团结起来把学术搞上去,汪晖如果倒掉,您是否承认是整个学界的损失?

许纪霖:中国学术界今天已经分裂了是吧,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叫做《启蒙的自我瓦解》。这已经成为一个很难逆转的事实,我们这些年也在厘清分歧,从9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新左派论战,这十年我写的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对国家主义的批评、对虚无主义的批评,我称之为”三大批判“。

我们在不断地理清彼此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涉及到中国的现代性,涉及到中国能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家也慢慢清楚了,这些厘清也伴随着一些代价,比如说原来的朋友成为了敌人,甚至成为陌人,这些年我也在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分歧固然存在,难道真的是势不两立?难道没有大家共同的东西吗?

第二,未来中国,中国如果有未来的话,中国需要一场和解,不是一个乡愿式的和解,也不是一个无原则的和解,而是大家来寻找共识,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中国知识界,在厘清分歧以后,要做另外的工作,寻找共识,寻求共识,从私下我们的接触当中,因为我有自由派的朋友,新左派的朋友,甚至也有国家派,大家至少是可以聊天的朋友,我发现分歧虽然很大,但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也是有共同点的,只是大家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我想接下来的工作,我现在一直在推进对话,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政治派别的对话,,这工作很多人也在做,这才代表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肯定不是某家某派的,如果自由主义过大,这不是我们理想的,左派掌权,也不是我们理想的,我们希望是一个”中道“的社会,左和右之间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相互制衡,轮流执政,然后呢彼此又不封闭,彼此有些基本的共识,共识是什么?需要我们 一起去寻找,我并不认为不存在。

所以我特意强调寻求共识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厘清分歧。一个人强大主要是看你的论敌是谁,你的论敌强大,你自身也就强大。所以首先要看的起你的论敌,尊重你的论敌,不要认为别人无知,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如果你的论敌很愚蠢,你也差不多是弱智水平。一个人是否强大不是看他的同道,而是看他的敌人。

南方教育时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证的问题,某种程度是语言的问题,表述的问题,各方认为解决的途径不一样,关怀是一样的,朱学勤、汪晖同样反映中国的问题,我都可以找到自己生命体验相关的东西,最可悲的事情,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待论敌时候的作风,并不像自由主义者。

许纪霖: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相信自由主义是唯一的正确道路,自由主义之所以那么强大,乃是他的谦卑。他不断的把其他思想资源纳入,像19一直到20世纪把社会主义一种内在批判的力量化解进来,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你看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它有很强的社会主义的色彩,中间偏左的,这是自由主义强大的。这样说并不是乡愿式,所以有一条定率叫”哥德尔定理“,就是说没有一套理论体系是完备的,理 论体系其实都不是完备的,以赛亚伯林 说”价值与价值之间是冲突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什么价值都不冲突、和谐存在的社会吗?那是乌托邦。

没有一种主义可以包揽天下,我们的困境在于很难在这个互相冲突的社会要做出我们的选择。

南方教育时报:您对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怎么看?有人认为书单有点知识分子气了,多考虑一些中端产品群众会读,对书业市场和文化环境也都有好处。您对深圳整体文化的感觉?

许纪霖:在飞机上看了,真的还不错,因为它持续了好多年也形成了一个品牌,他评的书,眼光还算比较好。有《倒转红轮》是年度最佳,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对于书单,可以根据不同需求搞分类的排行榜,搞一个高雅的同时也就搞一个普通的,人文趋向的和市场趋向的没必要非要混到一起,你找什么人就会评什么书嘛。市场有市场的口味,要尊重市场。

深圳这方面包括市民大讲堂等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保守,比较开放得是南方都市报在深圳搞的公共论坛,就不一样,群众也喜欢。作为一个改革30年的城市,自然有自己的局限在那。当时来深圳的第一批人,自己掌权了有一定的利益在里边,就不想后来者去触弄他们的利益了。深圳重要的是要引凤入巢,上海这两年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外来人口比较多,外来的精英改变了很多东西,全都是上海人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