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人物 孙犁与《红旗谱》
关于孙犁和梁斌两位作家的“交游”,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和作家韩映山分别写有《父亲与梁斌伯伯》和《孙犁与梁斌》。不过直到作家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在《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公布了《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我们才知道孙犁与梁斌的《红旗谱》还有“关系”。
王林在1968年9月23日所写的《关于梁斌的情况》中说:“梁斌与孙犁的关系:从抗日战争时期,二人就有深交。《红旗谱》初稿,孙犁首先看的,首先肯定的。因此二人的交谊更深。
”他在1969年3月18日所写的《关于孙犁的情况》中又说:“孙犁跟梁斌也是‘莫逆’。梁斌《红旗谱》的初稿是首先被孙犁肯定的。梁斌当时还是无名小卒,自己对自己也毫无信心,突然得到孙犁的肯定,而使自己有了坚持写完的勇气……起初对孙犁是感激不尽的……”
孙犁关于《红旗谱》,到底对梁斌说了哪些修改意见呢?无论是孙犁还是梁斌,都没有写下相关文字。不过,笔者注意到刘怀章写有《孙犁与〈红旗谱〉》,为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20世纪60年代初,一天我去梁斌家里看望他,交谈中,讲起《红旗谱》成书的过程,他对孙犁充满敬意,流露出真诚的感激之情。
梁斌说,《红旗谱》的初稿不是后来的样子,开头是写抗日战争,即后来的《战寇图》,把《红旗谱》的内容作为倒叙的一部分插进去的,有六七万字。
他的初稿出来后,用包袱皮裹上,拿着从北京来到天津找孙犁,请他先看看,提提意见……孙说:‘为了看你这三十万字的稿子,一夜没睡觉!’梁说:‘你慢慢看哪,着什么急?’孙说:‘我放不下呀……人物有了,语言不一般,就是有一样倒卷帘太长了,不合乎中国的民族风格,不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孙犁坐在凳子上,对着梁的面侃侃而谈。
梁说:‘那可怎么办?我为了写成朱老忠这个典型人物,才回叙到高蠡暴动、二师学潮……’孙说:‘你看《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是从头说起……’”“梁斌记忆很强,他对我讲了孙犁对他稿子的意见,当时心情很激动……一天,在中国作协碰上康濯,说起孙犁对稿子的看法和意见。
康濯非常了解孙犁,说孙犁是冀中人,又是著名作家、著名编辑,他的意见我完全同意,老梁你别犹豫了,就按他的意见改吧!
”的确如刘怀章所言,“作者时刻敬佩的孙犁,却从未说过他在《红旗谱》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梁斌不谈起孙的宝贵意见,世人是不晓得这段感人之情的”。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孙犁在1978年3月定稿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晋察冀文艺生活片断》中回忆:“当时文联出版一种油印的刊物,叫《山》,版本的大小和厚薄,就像最早期的《译文》一样,用洋粉连纸印刷。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东头,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到四尺,堆满农具,只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的房子里。
编辑和校对就是我一个人……我已经忘记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确实曾经刊登了一些切实的理论和作品,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克明在《老编辑家孙犁印象记》中提到:“1941年春,晋察冀文联,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到四尺的小房间里,孙犁编辑着文艺刊物《山》。著名作家梁斌的《红旗谱》的前身《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梁斌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回忆:“1942年反扫荡后的秋天,我住在边区文联,又把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发展成中篇,篇名仍为《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在《晋察冀文艺》发表时,编辑部改名为《父亲》。
”“我写了上面的这组短篇和剧本,约有二十六七万字,在抗日游击根据地无法出版,反‘扫荡’时,托深县文建会(全称是‘冀中区文化界抗日建国联合会’)文艺部长为我保存,后来因辗转投寄遗失了。
自从这组稿子遗失,我长期做着地方工作,也有十年未写文章,但这些人物并未离开过我,我常被我所熟悉的这个人物和故事所激动。于是我下了决心,从1953年起,开始写这部长篇。”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孙犁编的油印刊物《山》,《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也只是作为轶稿存目收入《梁斌全集》第二卷中短篇小说卷。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孙犁所说的发表在《山》上的梁斌的“《红旗谱》的前身”究竟是哪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