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衍谢晋之间的矛盾】在谢晋和谢衍父子相继去世的那段日子……
剧本《女儿红》出了初稿,谢衍说好,很兴奋。我问,你爸看了吗?他说,能不看吗?看了一夜。我问怎样?他说,他也觉得剧本写得不错,编剧是懂电影的。我松了口气,放心了。过些日子我随谢衍一起下绍兴老街看景、下酒作坊熟悉生活。
相处多日,说话渐渐没了顾忌,也得知他的一些家事。“文革”时期谢晋遭批斗,全家受株连,谢衍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他只得爬上西去的火车投奔在新疆当知青的姐姐。这是一个十六岁少年被饥饿、棍棒、侮辱和恐怖驱逐着的生死逃亡,谢衍说着自己的曾经往事,脸部抽搐声音嘶哑——顺便说一句,他曾请陈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狗崽子》,即是他的这段自传,可惜没有投拍。
谢晋在拍摄现场
后来我发现他一直徘徊在这个生命的印记里,他的作品都有自己寻求逃脱和寻求接纳的内心情结。我想,这段流离颠沛的经历,谢衍该是给父亲讲过的,谢晋拍电影《牧马人》,其中李秀芝爬货车去西北寻亲,有一组很长的运动镜头,还配一组荒诞的音乐,看来是谢晋有意隐含儿子的那一段相似的遭遇和心境,有他自己切肤之痛的联想和呻吟在里面。他心疼儿子,也因为连累了儿子而内疚。
电影《女儿红》的开机是在1994年5月,谢晋没有参加到剧组里来,他只在开机那天到现场观看,也不趋近指导,远远的,拉着我说些跟电影并不相干的话。但是我想他内心还是有些紧张,中午酒厂老板在镇上酒楼设宴请他,他都没去,留在现场和演员们一起吃盒饭。
《女儿红》放映后,谢衍声名鹊起。归亚蕾凭借在片中的精湛表演荣获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继后影片又被推为美国金球奖特别选映,再后来谢衍受邀去台湾担任金马奖评委。这段时期,谢晋是很高兴的,他望着儿子的身影像观赏自己又一部新作。
1996年,香港无印良本出版《女儿红》的剧本,谢晋在书中撰文道:“我想,谢衍少年、青年的痛苦经历,他童年在家里忍受到的中国文化氛围,加上成年后在美国学习、工作中忍受到的西方文化,若能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那真是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啊。
但愿他今后能拍出更多既受中国观众欢迎又被西方观众认可的电影,因为,谢衍身上凝聚了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和结晶。作为父亲,我深深的祝福他。”这是谢晋仅有的一段见诸文字的对儿子的话,谢晋希望谢衍走自己的路走得更好。
1998年,时隔三年,谢衍又执导了《花桥荣记》,是根据白先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自此,谢衍的导演风格显露出来,他擅长精致细微地编织人物内心的情感路径,并在动荡的历史变迁背景里呼唤和寻觅家园(更是精神家园)的归来。
回想1989年谢晋曾拍了《最后的贵族》,同样改编自白先勇的同名小说。父子俩先后把白先勇的怀乡忆旧的浓浓思绪演绎在银幕上,感动了海峡两岸无数炎黄子孙,相比之下,似乎《花桥荣记》更伤感一点,更接近白先勇作品里所承载的悲悯情怀。我把这个想法跟谢衍说过,谢衍只是笑笑,没有接我的话题说下去。
我和他们父子交往这么多年,不曾听到谢晋对谢衍作品的任何评议,相反也是。他们互相观望对方,既宽容又欣赏。谢衍回国加盟父亲的公司,他们父子有多次合作,最成功的一次却也是和白先勇有关,是把他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搬上话剧舞台,谢晋是导演,谢衍做剧务,演出很受欢迎。可知他们父子在艺术的路上既有距离也能同行。
谢氏父子情深
随着年岁的增加,谢晋对儿子的期望变得迫切起来,他似乎天天在寻找电影故事和投拍资金,而把导演的机会让给更不善电影市场运作的儿子。然而谢衍再也没能拍出第三部作品,他身患绝症,于2008年8月去世,年仅59岁。
谢衍患病后一直向父母瞒着消息,独自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不大呻吟,护士也说听不到他的呼叫,只见他默默望着窗,望着窗外慢慢流动的云。我想他在心里渴望能见到父亲和母亲。而待谢晋夫妇终于闻讯赶来探视时,谢衍已经坐不起来了,瘦削得失了面容,就是此时,他躺在床上还只是艰难地说了一句:“给爸爸妈妈添麻烦了……”言下之意不忍让父亲母亲白发老泪为自己安排后事,闻者无不心酸。
谢衍去世,对谢晋打击很大,四天四夜不曾合眼,朋友们担心他过度悲哀,劝说他到杭州来住一段时间。他终于同意了,并于九月中旬到了杭州。我得到消息即去看望他,原本周建萍给他安排在西湖畔一个清静且美丽的山庄入住,可是谢晋没去,我费了一些周折(连建萍都不知道他住哪儿去了),才在杂乱喧闹的红星饭店看见了他,他执意在那里开了房间。那天下着雨,我见他一脸憔悴,尽管已经睡了半天。
他握着我的手半日没有松开,只说,我闭起眼睛就看见他,我闭起眼睛就看见他(指谢衍)……我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自己觉得多余,就和他一起安安静静坐着,直到窗外万家灯火涌进屋里来。
那天离开后我一直在想,杭州宁静悠闲的去处很多,谢晋为什么独独选了这么个饭店?后来是薛家柱先生告诉我,当初谢衍从新疆逃亡归来,没有书读也没有工作,谢晋还在天天写检查,工资冻结,根本不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开支。
谢晋想替谢衍找份工作有口饭吃,但谢晋在上海是“罪大恶极”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无奈之下他给杭州市原文化局局长写了一封信,请他想办法在杭州给谢衍安排个活,无论干什么,能有口饭吃有个地方睡觉就行。那位老友两肋插刀,斗胆把谢衍招到杭州,塞进话剧团管理道具。话剧团驻地就在红星剧院后面的招待所,谢衍每日里待演出结束收拾完道具,就钻进驻地那一角楼梯间里睡觉,朝朝暮暮一直挨了数年。
如今那个招待所改建成了红星饭店——原来如此。
岁月流逝四十年,曾在这里蜗居过的儿子已不在人间,老父亲却特意找来,找那个阴暗潮湿的楼梯间,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悲悯……
隔了几日,我第二次去看望谢晋,带了一坛绍兴花雕。谢晋看上去神情好了一些,琢磨着拍摄新片《大人家》,这也是谢衍生前参与过的。我听他断断续续说着电影的事,不便探问楼梯间的事,但我想那个楼梯间他一定是去找过的了……有没有找着并不要紧,他的想象力完全能穿越时空:儿子劳累一天睡下,陈旧的楼板只要有人经过,脚步声和尘土便一起落下;楼梯间本是堆放杂物的地方,门板毛糙还透风,儿子搂着薄薄的棉被忍受冬天的寒风,就是想喝口热茶也是没有的……
谢晋在红星饭店大概住了八天,也就最后陪伴儿子过了八天。待国庆后他去参加母校春晖中学的校庆,竟枕着故乡河的潺潺流水声也悄悄地走了,相隔谢衍去世还不到一百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