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之战蒙哥 南宋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

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是南宋抵抗蒙元南下的两次重要战役,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钓鱼城之战中,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使得蒙古的侵宋战争功亏一篑,南宋王朝得以再延续20年;而襄阳保卫战的失利,则意味着南宋江淮门户洞开,南宋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

血战钓鱼城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南宋与蒙古联合灭亡了金国,然而南宋的君臣们很快发现自己换了一个更为凶狠的邻居。灭金之后,骄横的蒙古统治者独占了原来金国的全部土地,幻想收复中原的南宋决心出兵河南,却被蒙古军队杀得溃败而还。灭金的次年,在报复南宋“侵犯疆土”的名义下,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陕西和淮河下游对南宋发动了进攻。在这次战争中,四川地区(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被蒙古军队破坏得最为严重。

不久,窝阔台汗去世,南下的蒙古军队相继北返,南宋才因而得到喘息的机会,加紧对各条防线进行休整和充实。淳祐二年(1242),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被宋理宗派遣到四川主持军政事务。为了巩固西部防线,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并依据山区地形修筑了诸多城堡,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钓鱼城。

钓鱼城建筑在今天重庆市合川的钓鱼山上,这座小山突兀耸立,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钓鱼城既有山水之险,又有交通之便,通过水陆可以通达四川各地。

到任之后的第二年,余玠便采纳当地军民的建议,于山上修筑了这座城堡。钓鱼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建筑在悬崖峭壁上,城墙是用条石垒成的。城内有大片的农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的山麓也有许多可以耕作的土地。这样完善的防御体系,再加上复杂的地形,使钓鱼城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

宝祐五年(1257),蒙古大汗蒙哥再次派遣大军南下进攻宋朝,并亲自率领主力攻打四川。到了第二年秋天,蒙古军已经占领了四川的绝大部分城池,只剩下钓鱼城等仍在坚守。南宋开庆元年(1259)二月,杀掉蒙古人的招降使者后,南宋守军凭借要塞屏障,开始了极其激烈的钓鱼城大战。

虽然蒙古军的攻城器具十分精备,无奈钓鱼城地势险峻,多数器械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南宋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蒙古军虽然几次登上城头,却都被拼死鏖战的将士们杀退。强攻不得的蒙古人打算围困钓鱼城,迫使其开城投降。

但是几个月之后,在南宋守军的嘲笑声中,两尾30斤重的鲜鱼以及一百多张面饼被丢到山下的营寨中。宋军投书蒙古军,宣称即使再围困十年,蒙古军也没办法拿下钓鱼城。

此 时 蒙 古 军 久屯于坚城之下,又正值酷暑季节,畏暑恶湿的蒙古人由于水土不服,各种传染性疾病开始在军中流行起来。按照《元史》记载,蒙古大汗蒙哥在当年六月也得了重病,不过根据当地地方志的描述,蒙哥则是为南宋守军击成重伤。无论哪个记载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蒙哥再不能指挥军队是无疑的事实。到了七月,蒙古人开始从钓鱼山下撤退,大军北行到金剑山温汤峡(今属重庆)时,蒙古大汗蒙哥去世。

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范,钓鱼城在冷兵器时代充分表现了其强大的防御作用,成为敌军难以攻克的坚固城堡。自蒙哥之后,钓鱼城几次顶住了蒙古人的进攻,直至最终守将开城投降才落入敌手。

襄樊之战

钓鱼城之战后的第二年,北返的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汗位。当年四月,忽必烈建元称帝,是为元世祖。建立元朝后,元世祖灭亡南宋、一统中国的野心并没有削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进攻的重点从四川改为襄樊(今属湖北)。

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端,一条汉水流过襄阳和樊城之间,人称“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咸淳三年(1267),投降蒙古政权的南宋将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如果南宋“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根据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开始实施针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蒙古政权统治者派人用玉带贿赂负责襄阳防御的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商业往来的榷场,得到南宋方面的应允。不久蒙古人又以防备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再次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蒙古人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又在土墙内建筑堡垒,建立了围困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咸淳四年(1268),蒙古将领阿术等人又在襄阳附近修筑了两个城堡,切断了宋军从陆路救援这座城市的道路。咸淳六年(1270),蒙古军队依据襄樊西、南两面的山岭,修筑漫长的围墙和十座堡垒,彻底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其成为一座孤城。在这期间,蒙古军队还大力营建水军。

咸淳六年(1270),刘整与阿术上书忽必烈皇帝:“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责令刘整负责“造战船,习水军”,很快便组织了一支拥有五千艘战船的庞大舰队。

南宋为了救援襄阳,于咸淳三年(1267)任命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年底,为打破敌人的围困,吕文焕组织襄阳守军主动进攻蒙古军队,却被敌人打得大败,宋军伤亡惨重。

仅在咸淳五年(1269),南宋将领张世杰、夏贵、范文虎等人就几次挥师襄樊,意图打破蒙古军队的封锁,但是无不惨败而归。至此,宋军与蒙古军队已经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然而这时蒙古军队对襄樊的包围已经形成,南宋组织的援军屡战屡败,襄樊守军的反攻也不能取得胜利,当地军民只好困守两城。

咸淳八年(1272)年初,元军对樊城发起了总攻,著名的“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元军攻破樊城外城,宋军只得退到内城继续坚守。

到了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郢州(今湖北钟祥)等地民兵三千余人,由张顺、张贵等人带领,经水路星夜支援襄阳。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

”士兵们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要奋勇杀敌。经过浴血鏖战之后,宋军击破元军的封锁,成功进入了被困达五年之久的襄阳城,极大地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战斗中张顺英勇牺牲,几天以后襄阳守军在江水中捞到他的尸体,悲愤的军民将他安葬后立庙祭祀。

不久,张贵在另一次意图打破包围的战斗中被元人俘虏,英勇牺牲。为了尽快攻下襄樊,元军用计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汉水浮桥,从而切断了两城之间的联系,失去支援的樊城很快陷落。樊城失陷后,襄阳的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朝廷告急,却始终没有盼到援兵。咸淳九年(1273)二月,困守襄阳的吕文焕被迫向元军开城投降。历时五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