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的父母 自由文人唐瑜与潘汉年董慧的情义
上海滩自由文人唐瑜,主编过多本电影娱乐杂志,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造屋(四川特有的竹泥结构的房子),招待流落"陪都"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在战时他们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流浪式生活,借住在唐瑜家,高谈阔论,纵横国是。
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二流子",而唐瑜家可取名"二流堂"。当时在那里经常往来的有吴祖光、吕恩、丁聪、张正宇、郁风、黄苗子、张光宇、盛加伦、戴浩等。
唐瑜照片
热情好客的唐瑜,虽不能说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般的宏愿,却也有几分孟尝君"养士"的遗风与刘禹锡"陋室铭"的风流。唐瑜被朋友们封为"二流堂主",然而,这个玩笑让他吃尽了苦头。他的耳朵就是那年头被那些所谓"专案人员"重击下打聋的,晚年后完全失聪。
1955年肃反期间,政府对"二流堂"的情况缺乏全面了解,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因此遭到迫害和摧残。直到1979年,文化部党组发出通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为受到"二流堂"问题牵连的同志恢复名誉。
人民日报写道:所谓"二流堂"是我党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当时和所谓"二流堂"往来的人,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林彪、"四人帮"打击"二流堂",其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因为周恩来很关心"二流堂"的文化人,曾指派夏衍做他们的工作。(197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最令人动容的,是唐瑜与落难后的共产党情报战线负责人潘汉年夫妇的交往。"文革"前夕,潘汉年从监狱出来,惟一去看的老朋友就是唐瑜。潘汉年不怕连累唐瑜,唐瑜也不怕潘汉年来访。
左联时期,潘汉年对唐瑜有知遇之恩,是他踏进社会走上革命进步道路的领路人。1963年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曾被暂时"假释",住在北京南郊一个农场,夫妇俩可以进城走动,但是他们自觉不去看望朋友,怕连累别人;而过去的熟人朋友也慑于政治压力避之惟恐不及。
这时候只有唐瑜无所顾忌一如既往与潘董夫妇交游。每到星期天,潘董夫妇进城来就到唐瑜家做客。"可以想象这样的欢聚,给身在沉冤中的潘董夫妇那悲苦的心灵带来了多大的慰藉啊!时穷节乃见,患难见真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能够从中感受到唐瑜先生的高尚人格、道德勇气和正义良知!"(王大豪《散尽千金情义间》,201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1983年1月31日到3月7日,唐瑜在人民日报连载回忆文章《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特别写道了董慧受难时的沉着与高贵:有一次在一起闲谈,潘汉年说:"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错误,管她什么事,她却也陪坐了几年牢监,算什么名堂!"她说:"有人劝我和潘汉年离婚,就可以恢复党籍、职位。"她冷笑了一下:"为了荣华?为了富贵?我连生命也视若等闲了。"
1967年6月中旬,董慧忽然来了,神色淡漠,说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说完,留下两盒饼干给唐瑜和另一位老友孙师毅的小孩,匆匆走了。小温泉附近有一座监狱,后来才知道潘汉年当时又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一次,他们从去处来,又向来处去了。"谁知这匆匆一面竟成永诀。
这个细节在人民日报刊出后,孙师毅夫人告诉唐瑜,董慧在给她小孩的饼干盒中放了一张告别纸条,纸条上写着:"今生恐难再相见了。"不知是自己粗心,还是潘汉年夫妇怕他过度的悲痛,唐瑜并没有在董慧送来的饼干盒内发现同样的字条。唐瑜回想着董慧最后晤面时的冷漠表情——
"现在想来,有一种凛然挺身上刑场的神态;我在想着阿董咬紧下唇为潘砌坟修碑时的倔强英姿。"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唐瑜也知道保护朋友们。他找来几位常来家中做客的朋友,问他们:
"你们来我家时没有遇见过潘汉年吧。"
"我没有给你介绍潘吧。"
"你们见到屋里有生客就没有留下吧?"
被问的人,都会心地点点头。
这种说法后来被叫做"反革命串连"。
"文革"后潘汉年案平反,唐瑜编印了最早纪念潘汉年的文集《零落成泥香如故》,还自己出资在潘的家乡江苏宜兴办了两个少年儿童艺术室,努力促成了"潘汉年希望小学"的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唐瑜并不是什么富豪。他自己没什么钱,倒是有一个富有的哥哥,旅居缅甸的华侨,挣了钱就慷慨资助兄弟。哥哥送过两辆卡车和好多吃和用的物资,开到重庆,唐瑜就把这两辆车和东西全卖了,换成钱来助人。
晚年的唐瑜仍"顽疾不改",又一次次做东邀请幸存下来的文化界朋友们聚会,浊酒喜相逢,都付笑谈中。只是逢人决不再提"二流堂",人要问起也不再作答。不过,他倒是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二流堂纪事》(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书中没有倾诉那些苦涩的经历,一篇篇短小的文章,行文轻松、幽默、自由、散淡,一如其人。
2010年,唐瑜以98岁高龄谢世。等办完了后事,家人才告知为数很少的几位友人。老人就这样静悄悄地淡出了历史,潇洒飘逸,清风一缕。(201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