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背景 历史中的诸葛亮躬耕地——东汉末年的南阳和襄阳
南阳郡最初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设置。秦统一六国之后,“迁不轨之民于南阳”,使六国富豪和擅长经营的商人及手工业者云集南阳,促进了南阳经济的发展,尤其冶铁业发达,成为全国冶铁中心之一。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南阳蔡阳人”(今襄阳枣阳)”。新朝末年,刘秀兄弟率蔡阳县舂陵乡刘氏子弟起兵造反成就帝位。南阳郡做为刘秀的发迹之地,被称为“南都”,成为一时显郡。张衡在《南都赋》写到“于显乐都,既丽且康”。
《后汉书》记载:“南阳郡秦置。洛阳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
当时的南阳郡人口达243万,乃当时东汉第一大郡。
但到了东汉末年,南阳郡就再也不复当年盛况。当时中国皇权衰弱,北方黄巾起义不断,军阀混战相互攻伐,长安破碎,洛阳荒芜,南阳地区同样争战不息也是战乱的重灾区。
《后汉书》记载:“中平元年春二月……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十一月)朱儁拔宛城,斩黄巾别帅孙夏。”
又《后汉书•朱儁传》也记载:“南阳黄巾张曼成兵称神上,使众数万杀郡守褚贡屯宛下百余日,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贼更以赵弘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备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朱)儁因急击(赵)弘,斩之。
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朱)儁。(朱)儁兵少不敌,乃张围结磊起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朱)儁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韩)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既而解围(韩)忠果出战,(朱)儁因击大破之,乘胜逐北数十里,斩首万余级。
(韩)忠等遂降。而秦颉积忿逐杀之(韩忠)。余众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师还屯宛中。(朱)儁争攻之,(孙)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复斩万余级,贼遂解散。”
《后汉书》记载:“中平三年二月,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颉……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兹斩之。”
《后汉书》记载:“初平元年冬十一月……孙坚又杀南阳太守张咨。正史《三国志》也记载:“零陵先贤传曰:(刘巴)父祥江夏太守、汤寇将军。孙坚举兵讨董卓,以南阳太守张咨不给军粮,杀之。(刘)祥与同心,南阳士民由此怨祥,举兵攻之,与战败亡。”
正史《三国志》记载:“初平三年,(袁)术使(孙)坚征荆州击刘表。(刘)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孙)坚击破之,追流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黄)祖军士所躬杀。”
正史《三国志》记载:“建安元冬十月……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又载“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
正史《三国志》记载:“二年春正月,(曹操)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
正史《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年) (曹操)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数为绣、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
正史《三国志》记载:“(建安)三年春正月……三月,(曹操)公围张绣于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
正史《三国志》记载:“(建安四年)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
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建安四年(199年),南阳地区的战乱断断续续打了十五年。据正史《三国志》记载:“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这十五年的战乱导致民生凋敝,大量人材和人口外流。这就是当时南阳地区残破现实的最真实写照,可以说东汉末年南阳地位早已一落千丈。
而襄阳地区,最早是“楚之北津戍也”。西汉初置襄阳县,到了东汉襄阳县北界、东界为汉江,西边以万山与南阳邓县为界,南到中庐县北界。可以说襄阳的起点和政治地位远低于南阳。南阳为郡级单位,管辖37个县,而襄阳仅为一个县。
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将荆州州治从汉寿县移至襄阳县,自此襄阳一飞冲天,从一个偏远小县变成一个州的政治中心,地位超越了南阳。
《后汉书》记载:“初平元年,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通览纲目》记载:“东汉末刘表为荆州刺史,徙治襄阳县。”
在刘表在襄阳统治其间,除初平三年孙坚曾围襄阳外,一直到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在长达16年时间里,襄阳无战事,免于兵灾人祸。史载“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安定富庶的荆州成了北方动荡地区避乱迁徙的首选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三国志•卫觊传》记载:“关中膏腴之地,倾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刘表主政襄阳,不仅政绩卓著,还重视文教,兴建官学,大批北方儒士,包括相当一部分洛阳太学师生先后来到襄阳。
《后汉书》记载:“关西、兗、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东汉建安七子这一的王粲在《荆州文学记官志》记载:“乃命五业从事宋衷(即宋忠)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
《刘镇南碑》说:“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
可见当时襄阳学术兴盛之状况。当代魏晋南北朝史界泰斗唐长孺先生认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这些在襄阳求学的北方士子中,就包括随叔父“往依刘表”的诸葛亮。
正史《三国志》记载:“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明一统志》记载:“学业堂,在(襄阳)府治南。旧传汉诸葛亮读书之所。”
建安初年,为诸葛亮躬耕之始。此时北方南阳宛城地区正经历张济、张绣及曹操的战争荼毒,而诸葛亮还在襄阳求学,他怎么可能跑到远在300里外的宛城战场去种地?
对比一下,东汉末年南阳地区和襄阳地区的实际情况:一边是战乱频繁长达15年,一边是免于兵灾人祸长达16年;一边是人民大批逃亡,一边是北人纷纷避乱荆州;一边是人才外流,一边是大兴学校、“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在北方儒士纷纷南来襄阳的时代大背景下,同样是北方儒士的诸葛亮更没有可能跑到战乱之地、后来被曹操控制的南阳宛城地区孤独的种地了。所以,诸葛亮躬耕于距襄阳城西二十里的南阳邓县隆中,更符合事实。
通过对比南阳地区和襄阳地区在东汉末年的现实状况,就会对诸葛亮躬耕地的真正所在形成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