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的子女 王士珍的传奇人生时间
首先讲一下王士珍的历史地位。民国前期共有29人担任过民国总理,其中河北籍的有两人,一是王士珍,另一个是张绍曾。王士珍任总理的时间是1917年10月30日至1918年2月20日;张绍曾任总理的时间是1923年1月4日至6月6日。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正定县牛家庄人。出生于1961年,逝世于1930年。出生于书香门第,但早年家庭贫困。因为他的父亲和伯父都是20多岁去世的,王士珍出生以后就被过继给了大伯父。后来,被两个母亲养大,一个是他的生身母亲,一个就是他的嗣母。
王士珍9岁入私塾读书,16岁投军,因为他感觉到家庭比较困难,想通过当兵给家作出贡献,减少母亲的操劳。后被选送到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但是王士珍并没有得到重用。
袁世凯小站练兵,训练新式陆军,王士珍投入麾下,从那时开始他受到了器重并担任军中机政。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狗”)。此后,王士珍官运亨通,先后任江北提督、陆军部大臣;入民国后,王士珍除短期担任参谋总长、陆军总长、国务总理外,逐渐远离政坛。
在民国政坛上,他基本上没有进入最高的决策层。民国时代,他在正定领军成为领袖,不再去北京;后来袁世凯为了牵制段祺瑞,派人去正定强制王士珍到北京去成为袁世凯的军事助手。
一、王士珍的性格与人际交往
1.王士珍行事低调,不修边幅,不事张扬。他从军50年,但从外表、言语、举止看,都不像一个职业军人,也不像学者,只像一个土头土脑的乡村老学究。这是当时一位接近王士珍的人的评价。曹汝霖对他有段评价,是这样说的:“王聘老入民国后,没有穿过上将大礼服,项城特送一套亦未用,每逢庆典,托病不到。
”王聘老就是对王士珍的尊称,因为他的字叫聘卿;项城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祖籍和原籍是河南省项城县。过去有一个习惯.对一个人比较尊敬就用他的原籍来称呼他;段祺瑞是合肥人所以称他为段合肥,但是在王士珍这里没有这么称他的。
当时的记者徐一士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他说:“王居西城堂子胡同,近岁虽精力已衰,而晨起犹每曳手杖徐步西单牌楼间。颓然一老,衣冠朴旧,见者不知即为号称北洋三杰之龙头,曾执国柄之大人物也。”目前王士珍的故居有两处,一处在正定,一处在北京的西城堂子胡同。王士珍每天起来自己散步,别人见到他就当他是一个陌生人,很普通的一个人。
下面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戏院空设总理席”的故事,这是村民的传说。王士珍当上总理以后勤于政事,比较忙,每天看公文看的时间很长。他的秘书觉得不太好,就想怎么样能让他休息呢?就给他安排看戏,在戏院前排预留了总理席,他就在那儿坐了。
戏院老板一看坐了一个特别土的老头,就说:“这是你坐的位置吗?你马上滚出去。”他就走了。戏院老板等了半天没人来,就找秘书说,“总理怎么还不进来,刚才有一个老头坐在这儿,我把他轰走了。
”这个故事可以证实他是如此低调的一个人。第二个例子是“不为本家兄弟说情”的故事。这来自于高昭一的回忆,高昭一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的夫人,管王士珍叫大舅父。王士珍的叔伯大舅在无极县犯了事,被抓起来关在无极县境内。家人就去北京找王士珍说情,王士珍在北京就说了一句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咱们都不是王子,那更应该伏法了。”换句话说,就是他本家的婶子说情他都没有做。
2.喜爱结交文人。尽管他是军政界的高官,可是他结交的文人很多。
我举三个人来说一下。
第一位叫段正元,四川省威远县人,有人称其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小的时候父亲去世早,由母亲抚养。15岁那年,段正元的母亲得了病,他就说如果母亲病能好,他做什么都可以。后来找到了一个道士,道士说:“你只要信道就行。
”他才改名叫正元。1909年,段正元怀揣着一块银元到北京,开始他的传道生涯。1915年前后,他认识了王士珍。这个阶段,他结交了很多军政界高官,1916年腊月初八,北京道德学社正式成立,地址在西单头条胡同6号,学社社长为王士珍,段正元为社师,弟子多为军政要人及留日回国学生。
在道德学社的开办仪式上,王士珍有一段话,说:“我国现在人心败坏,世道衰微,徒以势力整饬之,彼仆此起,必然无救,甚或愈求整饬而愈败坏。欲至不趋于败坏之途,舍讲求功德而岂有他哉!”就是说当时社会道德败坏。在抗日战争时期,兴办了很多公益事业,例如救助难民,帮助妇女找工作。
第二个人是尚秉和,河北省行唐县人,曾任职清末巡警部、内政部。后来成为了一位学者,专心致力于讲学,他以10年之力,三易其稿,写成《辛壬春秋》48卷,是中国近代史不朽之作,主要是把辛亥革命期间的所有历史都搜集起来,他的这部书的封面题字就是王士珍。
尚秉和在周易研究方面也著述颇多。1930年,王士珍去世以后,尚秉和写了第一部关于王士珍事迹的文字,叫《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这篇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最原始的资料,写了两年,六千字。(德威上将军是王士珍的称号,1920年前后他都是民国将军府的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就是记述当时人行为事迹的文字。)
第三个是王树枏,河北省高碑店人。曾任新疆布政使,主管一省财政、民政。他参与编纂《畿辅通志》,这是关于京畿很重要的一部书。晚年主持编纂《河北通志》(1935年出版),这是关于河北的一部很重要的书。
二、两次出面维持北京治安。
王士珍作为一个退休的北洋元老为什么会去维持京师的治安?
1.京师临时治安会
第一次叫京师临时治安会(1926年4月),国民军与吴佩孚、张作霖作战期间。王士珍出任京师临时治安会会长维护北京地区的治安,主要是吁请各方停战,停止轰炸北京,发了很多电报,其中有一封电报非常有意思,是发给张作霖、吴佩孚和张学良的,是这么说的:“每于飞机翔舞之时,辄鹄立庭阶,情甘以己身拜受君赐,冀以赎人民之冤命,以杜邻邦之衅端,以醒诸帅好生之心。
”电文在当时的报纸上都有刊登,这段话在当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该打还是还打。
为了首都的安全,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规定开闭城门办法,由军人和警察共同负责,钥匙由警察掌管。这期间还有个花絮,王士珍坚决不当总统,曾说:“如与人有仇,即可请其做总统。”王士珍为什么不愿做民国时期的高官?有记者曾问:“你上台有什么政策?”王士珍说:“没什么政策,因为我连总理都不愿意当。
”记者又问:“你为什么会这样想?”王士珍说:“李鸿章在各个方面都比我强,我与他相比各方面都不如他。他都不愿意做,我还能做吗?” 王士珍没有当官的念头,因为没法处理所谓的局势,所以一让他当官他就跑。
2、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
第二次叫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驱逐奉军撤往关外之际。当时受蒋介石和阎锡山所派代表的约请,王士珍才出面并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希望政府和平解决。这期间把他累得够呛,两年后就去世。
很多人都认为军阀是特别独有的,那是手握兵权的人,那么没有兵权的军阀怎么办?就是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
三、兴办公益事业
王士珍晚年兴办公益事业。这里说三个方面。
1.成立京师救济联合会
1926年4月份,即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打仗期间,王士珍把京师救济联合会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北京天安门内,大字招牌就贴在天安门的正面。主要是救助京西房山县的难民,以工代赈。房山县有条河,在那里干一天活就有一天的粮食、食物和钱。这是西方传过来的最先进的以工代赈,如果白给他们东西,很多人不愿意接受。
王士珍出面给当地政府军官写了一封措辞很严厉的信:严禁政府去他的难民营拉壮丁。因为军阀混乱,就地筹民筹钱,王士珍做了这么一件事,不让他们去他的地方拉壮丁,这跟他在军队的观念有关系。
2.保护故宫文物
故宫是清朝皇帝生活工作的地方,民国的时候,并没有废除皇帝的称号。皇帝还住在皇宫里,民国政府给他钱,逢年过节还给皇帝慰问,清宫里面一片和平景象,那些大臣也给皇帝请安。等到把溥仪从皇宫赶出去,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并且对外开放。1927年10月26日,王士珍就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3.担任北京电车公司董事会会长。
1924年12月18日,北京第一条电车线路投入运营,这个公司是中国和法国一起创办的。1925年底,王士珍出任北京电车公司第三任董事会会长。为什么让王士珍担任呢?因为当时试车有很多的高官试了以后不给钱,王士珍的威望比较高,有震慑力,所以王士珍就担任董事长了。
四、临终遗嘱
1930年7月1日7时25分,王士珍走完了70年的人生历程,在北平堂子胡同去世。7月1日5时,也就是去世的头两个小时,王士珍感觉到生命的终点已经临近,遂索笔做遗嘱:“予自小站练兵,迄今数十年,只知有国有民,不知有身有家。
予年已七十,孑然一身,自觉问心尚无愧怍。惟念国家前途,土匪遍地,灾祲迭见,而兵戈尚无宁止之日,心实不安。深盼邦人君子,一致祈祷和平,俾统一之局,早日实现,予虽在九泉,亦所心安。家事可依予在日常例办理,人死如烟,慎勿厚葬。予年已七十,无不可对人之事,家人须体予之志愿,敦睦笃实,至嘱至嘱。”
这是王士珍的遗嘱,对比一下段祺瑞的临终遗嘱非常有意思,可见他们的共同心态。段祺瑞是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的,病时亲笔遗嘱,其遗嘱在民国时期非常著名,其中有:“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这段话被称为“八勿”。后面还有“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俭,敛以居士服,无以荤腥馈祭。”这句话是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挣钱的事业,所以丧葬上一定要很节俭。段祺瑞晚年食素是有原因的,据说发生惨案以后他因为觉得愧疚,所以晚年吃素。而且段祺瑞确实没有钱,在他死后连一个坟都没有。
大家看这两个遗嘱都很有意思,都提到了不要厚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