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现在是什么级别 如何评价林毅夫?

意思是,取消农民这一职业,把徒弟承包给资本家。。。

几亿农民每年收入多少,养老有哪些来源?几亿城市居民穷的就剩一套房子,失业率这么高,养老金面临靠提高养老金交额和延迟退休来维持的地步,经济学家看不到吗?

未来几年该怎么解决问题?经济学家不但要提出问题,还应该提供很好的模式,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味乐天,说出话来让人不信服。人虚胖了该怎么办?多加素食,多运动。经济也是这样,这个加素食就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包括资金、人才和科技投入。这个多运动就是把农民工的住房切实有效的解决,把工人的素质提高和流动的福利、人事、医保、法律保护切实落实,哪里需要用工马上就可以安心的前往,商业也才会更加发达!

这样我们才可以做起乐天派!

所谓经济发达,那就是经济强省,而不仅仅是经济大省。所以河南四川这样GDP规模名列前茅,但人均数据并不高的省份至少目前不能算作经济发达。反而福建这样经济规模不及河南,名次并不出众的省份,人均GDP比广东还要高,那么倒是可以称作经济强省。

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来看,全都能够排在国内前列的只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这五省,河南和四川虽然高居GDP总量第五和第六位,但是人均GDP还没达到全国平均值,必然无法称作经济发达。

当然经济不能只看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很重要的参考依据,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一个地区的民众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在这一数据方面,领先的依然是几个经济强省。唯一例外是经济发展较慢,经济规模也比较低的辽宁省,人均收入排在了山东之前。而第五和第六大省河南四川依然低于全国平均值。

除此之外,省级公共预算收入也是衡量一个省份财力的重要指标,该项排名和GDP总量排名比较接近,遥遥领先的正是GDP总量的前四名。

每一项重要排名都能够稳居前几的,就是广东、江苏、浙江,所以这三者属于真正的经济强省,而山东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均GDP有点拉分,福建则是经济总量和公共预算收入有点拉分,所以这两者属于准经济强省,或者说是经济强省当中的第二梯队。

以综合评分来衡量经济发达排名的话,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福建。

如上图,自然科学已经使社会效率提升至生产一辆汽车仅需16个总工时,而购买1辆汽车却需要2000个工时。而张维迎却依然抱着生产一辆汽车需要2000个工时时代的理论——身子在现在,脑袋却在过去。脑袋是镀金的,身体是纯金的。

张维迎理论的核心:市场是万能的。

但这属于不尊重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与逻辑。

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

1、市场发展的结果是垄断。美国所有领域都几乎只有1至3家超级巨头。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同样都是如此。200家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经济,互联网公司天然垄断,伟大的科技公司谷歌很客观的评价自己:互联网行业天然是垄断的。

Why?消费者对低价的需求是一致的。产业链通吃(最少中间环节),效率才能达到最高。因此,自由市场发展的结果都会走向垄断。这是由消费者对低价的要求所决定的,也可以说是由社会效率提升的要求决定。管理扁平化、减少中间环节、去中心实际都是在这个逻辑作用下发生的必然结果。

例,2009年,埃克森美孚在中国开始实施超大经销商制度,其逻辑:经销商越少,美孚分销人员越少,让渡同样多润滑油所消耗的中间成本越低。美孚渠道消费的成本越低,相对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越明显。

当时,很多国内润滑油并不理解,因为裁减经销商会牺牲短期利润。但3年后,国内品牌发现:由于美孚渠道成本领先,原来丢失的市场不仅已经恢复,而且美孚的经销商利润同样笑傲整个行业。

2、垄断的结果是失业潮。一战、二战的本质都是因为效率骤然提升,各个领域走向垄断,导致结构性失业潮的结果。数据:中石油员工百万级别,埃克森美孚全球员工只有十万级别,如果是自由市场,中石油们必然向埃克森美孚们的方向发展。假设几亿国企就业逐渐溢出70%,推向社会,会带来什么结果?

3、城市化拐点是“市场失灵”的起点。原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订单属于一次性需求。一旦城市化拐点出现,社会实际订单量锐减,向下。而社会资产的收益要求则依然向上,每年递增5%。打开格局,英国城市化率50%,达到顶点,70%是衰落的开始。

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0%,开始进入滞胀。前苏联超过70%,解体。日本超过70%,经济进入永续沉沦漩涡.......简言之,城市化上升期,订单增速10%以上,债务增速5%,市场自动调节有效。但城市化拐点出现后,实际订单增速0%,甚至是负值,但债务增速依然是5%以上。此时市场就失灵了。这就如同1 1=2一样是一个数学问题,只要拿到充分数据,不装傻(先入为主),自然可以发现。

张的市场理论:市场=价格 企业家

个人认为:张的市场理论毫无逻辑可言。西方经典的开创者是没有连贯数据,但张则是为了经典而经典。

有逻辑市场=Self Others

每个Self都不能满足自己需求,但Others却能满足每个Self的一站式需求。

因此,Others在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Others的欠条=货币。银行是Others的代表。

市场的作用:每个Self只有先利他(把自己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借给他人First,获得他人的欠条同步),才能达成利己目的。市场巧妙利用了Others的主导地位,请注意是Others,而不是Other,你不愿意借给某个人产品或服务。

原因:他不能一站式满足你的需求,他给你打的欠条可能违约;而你却愿意打折借给中国人产品或服务,因为中国人能够一站式满足你一站式需求,中国人肯定会以产品与服务赎回他们给你打的欠条(RMB)。

这个逻辑可以轻松引发自下而上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制造全部向一个记账与支付系统内打编码产品欠条,对每家企业而言,自己产品欠条回到自己账号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欠条永续保持Others的属性,也就是人民币等价物。

这才是恢复斯密主张的自由市场的本质。也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经济学理论需要与最新技术结合,在传统市场环境中,人工记账是必须的,但在智能化时代,我们可以选择用机器记账,记账的边际成本为零,融资和分销成本因此会降至零。融资和分销成本清零,才会有实体领域的全面智能化。在全面智能化体系中,全民持股将是一个必然选择,否则经济无法循环。

因此,市场经济学理论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大量经济学权威是为了经典而经典。根本看不到社会效率的根本性改变,也看到自然科学领域的飞跃。

林毅夫:值得尊敬的新经济理论开拓者。主张有为政府。

个人比较懒惰,没有系统读过林的著作,不敢妄加评论。

PC机、软件与硬件、储值卡结合使家乐福、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可以通过购物

加油储值卡预售产品,并形成一个个以企业为核心的支付局域网。

从技术角度上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能够将这些局域网打通。也就是说,中石油、家乐福、永辉等企业以自己的储值(产品欠条)投资一个类似支付宝的APP支付系统,这些企业投多少专用储值,可以获得多少通用储值 这个系统的原始股权。

这些企业(下简称中国制造)再以通用储值领投各个创新方向,其回报是创新项目的专用储值 创新项目的股权。创新项目的专用储值进入该系统,会继续被融为通用储值.......在这个支付系统落地前,这个系统内已经可以产生全球最大的银行和股票交易市场。

所有通过多边协议生产的资产都是绿色GDP和净利润。其资本原理:专用供货承诺=通用储值 原始股权,直接产生翻倍收益。平台的股权(轻资产)为通用储值担保,担保物在平台之内,是安全与稳定的,也是透明的。股东(债权人)不跑路——可信任。

创新者获得通用提货权只能按照计划老老实实干活,因为你获得通用储值投资只能提货,而不能提现(跑路)。通用储值不是人民币的最大好处是:获得投资的人履约它就是钱,违约它就是数字。违约不利己带来的结果——创新者不违约——可信赖。

以上合约在云端签署的同步,消费者可以跟投这个平台和这个平台内的创新项目。10亿股东X100元X100份效应被激活。该系统内的存款开始变为:通用储值 人民币 各类原始股权。最终,我们会发现:银行会因失去投资标的,而必须与该平台合作,掌握主导权的中国制造可以与银行谈判,以新平台股权偿还银行贷款。

最终,银行入主新平台,中国制造的贷款清零,债务危机自然消失。随之而来的创新,税收只需一个插件即可搞定。金融智能化和税收智能化,会自然带来分销智能化和财务智能化......

因此,从技术角度,我们只需1个APP记账与支付系统,就可以重塑社会信誉,使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投资自己需要的创新项目。投资的标准收益:100%资金(企业的产品欠条或RMB)=100%通用储值 原始股权。新系统内所有交易可追溯,所有违约行为都会被处罚;所有人都没有携款潜逃的机会;所有资产都是稳定与安全的(通用储值的本质:软件服务,软件诚实不违约,会源源不断的输送福利)。

新金融关系:机器债=人类权利,智能化程度越高,机器债规模越高,人类权利越多。

人们为了获得远期更多的权利,而在现在不违约——可信赖——信息对称。

之所以张维迎等经济学家需要被批判的根源在于:精英(他们)的低水平重复争论,把公众和政府的大脑带入上世纪,根本无视新技术,使中国正在经济徘徊在债务危机的断崖边缘。

怎样解读《易经》噬嗑卦?现代含义是治理政事,当断则断,勿受其乱。嘴里有物,大胆去做定有收获。整体卦义是,刑狱,啮咬,刑罚,食也,合也。卦意剖析,上卦为离为火为明,下卦为雷为动。即外里雷霆万钧之威势,内显明察秋毫的严正,以此象征断狱刑罚之道。

那么,噬嗑卦卦解是,噬是代表咬,嗑代表上颚与下颚相合拢。噬嗑是上下咬合,将吃的东西咬碎的意思。这个卦象火雷噬嗑与山雷颐相似,颐卦是张大口,上下颚相对,中间是空的形象。噬嗑卦则在上下颚中间,加了一个阳爻,成为咬合咀嚼的形象,所以才这样命名。原文噬嗑,亨,利用狱。这一卦占断,是亨通。凡事不能亨通,必然有障碍,噬嗑卦,将中间障碍咬碎,当然就亨通了。

我有幸采访过张维迎和林毅夫老师,对他们的观点比较熟悉。两位老师都是北大国发院的教授,声明相当,有过多次辩论,将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展示出来,可以比较集中地体现当今中国经济学的主要争议。

张维迎1980年代毕业于西北大学,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他熟悉福利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有人说张维迎是极端市场主义者,持市场万能论,不懂经济学之复杂——其实,张维迎对西方经济学十分熟悉,功底深厚。

改革开放初期,张维迎是“双轨制改革”最早的提出者。这个理念之要义是,改革过渡时期实行两套系统,核心计划领域依然采用指令价格,民生消费品的价格放给市场。这种渐进式改革,恰恰回应了有些人对张维迎“不懂变通”的指责。

双轨制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当然有争议,比如说当时有些人从计划内获得廉价物资和商品,倒卖到市场上,用市场的价格来赚钱这造成不公平。然而客观的结果却是,铁板一块的计划体制被打破,计划的部分在缩减,市场部分在扩张,经济变得有活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我采访张维迎老师,问起“双轨制”的争议。他的说法很明确,“双轨制”是为了控制计划,放开价格,让经济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进。这符合张维迎老师理论的一贯逻辑:坚信市场比计划更有效。他的所有探讨都试图论证这一点。

近几年,张维迎深入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这个学派是更彻底的市场主义观点,从各方面论证“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更多是“政策失灵”。许多问题只能通过市场来解决,比如说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可发展出信息中介组织解决,人为干预会造成市场动荡。

通过奥地利学派,张维迎教授在经济学领域突飞猛进,开始探讨市场伦理和自然法。他认为,保护私人产权和自由交易的是善法,符合自然法;而关税、贸易保护主义、管制主义这些东西,则违反自然法。可想而知,张维迎为何对产业政策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他的核心观点是,产业政策违反市场规律,将会错配资源,会导致大量浪费。

接下来谈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教授的办公室堆书如山,卷帙浩繁,有最新政策的理论研究。林毅夫教授是学院派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有较多接触。许多人不喜欢这类学者,其实当面所见,林教授是很书生气的,典型的学者,对他的理论研究不应持有偏见。无论成名与否,林毅夫教授的观点都是一以贯之,那就是坚信政策必要性和有效性。

林毅夫在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此后赴美国学习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说起来非常复杂,充斥着度量和计算,归根结底就几点:强调工业重要性,强调积累重要性,不否定计划重要性。它主张政府采取一些政策,实行农业积累,快速实现工业化。

听起来没错,可真实行起来,往往是排斥外资,实行保护主义。通过计划建立工业体系的成功可靠性,其实很可疑。至少,在南美、非洲和印度,这些实践都失败了。亚洲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取得成功,往往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范例。可是“四小龙”之成功,真的是因为产业政策吗?难道不是开放经济,引进外资的结果吗?

林毅夫声望隆重,是华人经济学的翘楚。他的观点带有浓厚政府干预色彩。2008年经济危机,中美两国各自发动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刺激”强行刺激需求,祸害远远大于一时经济的起色。林毅夫认为,2008年政府的作为是对的,经济刺激没有问题。再比如说,林毅夫认为政府应当制定产业政策,实行“积极有为”政策。这招致很多批评。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人展开激烈辩论。

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非一无是处。政府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扶持地方产业,能够创造就业,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典型的是“吉林报告”,林毅夫和他的团队运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地方政府制定报告,吉林应发展什么什么产业,要搞劳动密集型企业。

张维迎认为,政府该少管。产业政策带来腐败和浪费,发展经济应交给企业家来做。政府保护好产权,制定好规则,就可以了,不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这两人观点谁对谁错,你支持谁,我想读者各有评判标准。

常有人拿晚年的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归入到上帝来与朱清时比,这种比较无疑没有考虑到牛顿和爱因斯坦一生当中,并没有机会读到佛经,尤其是佛经中的唯识学部分,否则,结果很有可能会有变化。因此,相比于他们,朱清时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中国保留了最完整的佛学书籍,而他接触到了,且比较深入的领会进去了。显然,朱清时先生并不是信入宗教的部分,而是佛法的部分,其次是佛学的部分。

那么,朱清时先生是以怎样的因缘接触到佛法的呢?有一次,朱清时先生带着夫人去拜会南怀瑾先生。第一次见面,南怀瑾先生就吟出了杜牧的一首诗,清、时二字就出自这首诗,是其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他们父子知道来历,但却被第一次见面的南怀瑾先生道出来了,这让朱清时先生大为诧异,不禁暗中佩服。

由于朱夫人患有某种慢性病,十年了,各大医院名家都看了,看不好。南怀瑾先生知道后,自己配了个方子,大约六个月,疾病痊愈。

当然,第一次见面,他们畅谈了很多,科学的,佛学的,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这让朱清时先生大为叹服,世界上还有如此博学之人!佛经上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可以说,这是朱清时先生步入佛法的一个重大因缘。事实上,在见南怀瑾先生之前,他就去过西藏拜访过藏传佛教的高僧。所以,他绝不是晚年没事干才操弄起佛学。

佛学是一种理论,佛法则是实证的,可以亲身体验到的。所以正真信入佛法的人,一定是亲身体验到了。朱清时先生多年前就开始修习安那波那呼吸法门,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传授的两个法门之一。显然,朱清时先生是亲身体验到了一些东西,比如真气的运行。可是就有人想当然的把迷信、玄学的帽子又扣了过来。试问,对这个世界,现在的科学能认识多少?又有多少未知的领域有待于科学的探索?

正因为不迷信,朱清时先生才努力的运用现有的科学知识,现有的思想,帮助人们去更好的认识和理解佛学和佛法。他所做的工作是科普与传播而不是一门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说的量子力学,也绝不代表他对量子领域有多深入的研究,他只是把现有的量子领域的知识拿来说明佛学的问题。所以,这些人又没有批评到点子上,统统都是放空枪,声音很大,可一个都没打中,但他认为打中了啊!

感谢邀请。

作为时下热门的话题,而且关系到一省经济发展、数千万人往后的生计,不得不慎重。虽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关键还要辩论的人不囿于自身的视野,不是为辩而辩,否则只会沦为意气之争。

首先有必要澄清,头条用“林毅夫给吉林省提药方”做标题是不对的,因为林毅夫不等于林毅夫牵头的团队,在媒体(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上答辩的付才辉,才是课题的实际负责人和主执笔人。与其说是林毅夫开的药方,不如说是付才辉团队开的药方,不过使用林毅夫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且报告必然经过林毅夫的审阅同意,这是必然的。

媒体新闻动辄冠上林毅夫之名,是为了眼球效应,也必然带出蔓延多年的口水论战。

“药方”管用不管用,就正反方辩论来说,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一是需要不需要“药方”,也就是产业政策(或者说“积极的产业政策”)合理性的问题;

二是按照开药方的过程,或者说把脉的方式(新结构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框架)是否准确,获取病体的信息(研究团队调研掌握的资料信息)是否全面;

三才是“药方”对症后,吃药的人是不是有能力按方服药。

关于市场的缺陷、政府的缺陷,政府到底能做什么,也就是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到底管不管用,经济学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争论至今,近的有张维迎和林毅夫持续多年的论战。广义的产业政策,除了公共环境(基础设施、产权保护、制度环境等)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还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是全球经济体都在调控的内容;狭义的产业政策,则主要针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等具体的调控和指引的措施,也是所谓的“积极的产业政策”,从经验和时间上看,成功的案例有,但失败的案例更多,所以到底政府应不应该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到底是因为产业政策和政府有形之手干扰过多,“好心干坏事”导致市场未能完全发挥效能、价格扭曲、要素配置未能竞得全功,譬如四万亿和国企产权改革;还是因为双轨并行,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促进了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保证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希望能够充分发挥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功能、以改造社会带来福利为己任的学者,偏向于发挥政府主观能动性、积极入世,就是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派。

但回到问答这里,“要不要”这个问题可以不用讨论,因为事实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管不住吉林政府自己就想要药方。不但吉林政府想要药方,全国各地政府都想要药方,有的好歹请研究团队,有的则干脆政府官员自己当医生。

新结构经济学是提倡开药方的,这次吉林省的药方动静颇大,但该中心给其他地区开出的药方应该已经不少了。既然阻止不了开药方和吃药的行为,本质上是无法阻止个体(包括政府人员和经济学家个人)所接受的激励,我们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只有承认这个现状——吃药是免不了的,不要吃错药就好。

从全国范围上看,区域间经济活动的转移,一个地区的增长以另一个地区的衰落为代价,单纯的产业转移不一定能带来整体经济的提升;即便国内的产业转移到国外、东南亚非洲,也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变成了GNP(国民生产总值)而已,不符合比较优势而强行留在国内、通过各种补贴维持,反而会导致资本回报下降,产业竞争力低下、长久不可持续。

我们接着第二个问题:这次付才辉团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开药方的过程、把脉的方式是否合理?获取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

现在公共媒体上发生的争论,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争论的双方或某一方往往没有耐心,去了解对方立论的根据。从付才辉与孙建波争论的内容看,双方对于产业政策的实施本身没有分歧,对于报告中“扬长补短”中扬长的部分,也没有分歧,主要分歧在于补“短板”的部分,对短板产业的不同理解。

孙建波对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似乎并没有深入了解,就我目前看到的信息,其反对补短板的意见和论据,站到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足以让人信服。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以下尽量用原文,有兴趣的可以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等几本书)是:

比较优势是确定一个经济体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产业政策要成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要帮助企业进入到一个要素生产成本比较低的行业,也就是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但是国际上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营商环境等等是不是合适。

如果不合适,交易成本会特别高。因此,即使这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的,要素生产成本低,但交易成本太高,总成本居高不下,还是没有竞争力。

这样的产业成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经由政府帮助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等营商环境,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果能把交易成本降低,这个产业马上就能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变成具有竞争优势,这就是产业政策的目的。

按林毅夫的看法,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发展追赶型的产业,即以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发展速度快的国家(地区)的成熟产业作为追赶对象。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接近、收入水平差距不大,比较优势就会相似,而不是片面追求赶超战略。其提出两轨六步法,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一步,找到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GDP比国内高一倍左右,或在20年前是同一个水平的国家,看它的成熟的可贸易产品是什么,那些成熟的可贸易产品很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已经了一个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列表,看看国内有没有一些企业已经发现了这个机会进入这些产业。如果要素生产成本低,竞争力就应该强,但如果还没办法竞争,一定是因为交易费用高。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就应该分析交易费用高的原因,然后帮助企业把交易费用降下来。

第三步,如果国内没有企业进入这些产业,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企业吸引进来。同理,这里的要素成本低,国外的企业会有积极性来,但现在为什么不来?很可能是要么不知道这个国家,要么是这个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太差,交易成本太高。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就是招商引资,同时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把交易费用降下来。另外,也可以在国内设立孵化器来培育这些产业。

第四步,每个国家都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禀赋,这些病夫可能生产出在市场上有需求的产品。另外,现在的技术变化太快,很多技术、产业在20年前根本不存在,如果国内的企业发现了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机会,并且表现出获利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应该针对这些产业帮助企业把交易成本降下来,让它能够发展的更好。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

第五步,发展中国家一般交通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不好,如果有能力咋全国改善当然最理想,但实际上政府的资源有限。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政府可以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区或者经济特区,集中力量先把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做好,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具有竞争又好似的产业,并且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很快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第六步,就是对现行企业的外部性的补偿。外部性补偿可以是给予税收优惠等。

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在克服了潜在的交易费用等问题以后,就有了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才有竞争力。如果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然后用产业政策扶持,则很快可以变成竞争优势产业。可是如果不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即使产业建立起来,企业还是没有竞争力的,还是需要政府补贴产业,那么这种情况下竞争就不完全。

以上六步法,只要把其中的发展中国家自动替换为吉林省,那么就严丝合缝,这个方法也是付才辉团队明确说明了的。

因此,如果赞同国际产业分析的方法可以适用于国内不同地区间的产业分析,只要吉林省发展轻工业、纺织业(所谓扬长补短中的“短板”产业)符合上面的逻辑,要素生产成本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那就是可以发展的产业。至于东北传统的营商环境差、法制环境不健全的问题,属于制度环境、交易成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深蒂固,十几年前华晨仰融出走最为典型),是有为政府应该去解决的部分。

总结起来,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站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上,其逻辑是自洽的,至少从信息上看,相关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是成立的。如果要反驳,可能就要占到全国经济的角度,去衡量其中的得失。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有为政府”的能力问题。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效率、廉洁与否等等,也就是交易成本能否有效的降低。效率越高,政府产业政策的效果越好。反之,如果好心干坏事,那就是浪费资源,高投入低回报,以及更大的扭曲。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在我看来是偏颇的地方,是对微观的部分考虑太少,譬如“有为政府”那里,产业政策能够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可以如指臂使:

一方面,有为政府具有知识和信息上的优势,能够知道什么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知道什么产业需要什么要素禀赋结构,知道制度环境可以如何改善、交易成本可以用什么方式降低,具有丰富的管控能力;

另一方面,有为政府中的个体、官员,都能够和集体一样得到正确的激励。

所以国企产权问题不重要,个体激励问题不重要,产业结构更重要。

这又让我想起了周其仁《可惜了,科龙》那篇文章。谁说当初地方政府,不是为了科龙好、为了地方经济呢?对于吉林,我们也唯有同样的期盼,不再重蹈覆辙,踏踏实实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建设上真正下好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