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唐朝】孟宪实:唐朝如何经营西域
英国和美国是近代以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最重要的两个西方国家。分析英美历史,人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外在环境相似性,即光荣孤立: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相对隔绝,美国与世界重要国家的相对隔绝。这种地理环境,为英美制定相应的“光荣孤立”政策打下基础,让英美面对世界的时候可以从容不迫地按照自身的意愿去行事。
这个观察角度也可以运用到古代世界。在古代世界,以文明古国为基础的强大帝国都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只有中国长期孤悬于世界的东方。这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显然有利于中华文明从容不迫地健康发展。
孤立的中国不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完全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但这却为中国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中国间歇性受到草原力量的冲击,这为中国文明的统一性酿造了外在条件,也促成了中国外交重点以北方、西方为主的态势。
因为古代海洋的隔绝性比较强,汉代以后,中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丝绸之路于是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化身与代表。中国对域外交往的向往,一方面存在“万国来朝”的政治期望,一方面也积极寻找机会进行接触和交流。不过,在东方形成的“汉字文化圈”足以证明,古代中国对于周边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力基本上是放射性的。
“以我为主”的外交格局
汉唐之际,中国的外交体制获得良好发展,唐朝“以我为主”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与唐朝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在唐朝的观念中,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四夷”环绕着中国,而“四夷”这个观念来之久远,唐朝不过是沿用而已。
不过,正是因为这个观念的存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也会相配套。比如“四方馆”,就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并有一整套制度,如每有使者前来,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访问、记录,尤其是访问记录来访国的风情、制度,这些文字都会保存在唐朝的史馆之中。
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交往各国都有等级,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相应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级进行。专门的外交部门,唐朝叫做鸿胪寺,“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
鸿胪寺的长官鸿胪卿、副长官少卿也有相关的出使任务,“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册封政治首脑,是中国皇帝(唐太宗开始也称“天可汗”)的权力,而鸿胪卿等人是执行者,即参加各国首脑的加冕仪式,表达中国皇帝的政治姿态。鸿胪寺管辖的典客署,职责为招待外宾,“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
等位显然是个关键因素,具体而言,“三品已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已下准第五等”。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使者很可能没有官阶,不过唐朝也有安排,即“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换客舍放牧,仍量给刍粟”。级别不同,待遇不同,这是那个时代的等级特色。
所谓品阶,就是唐朝的官员品阶,包括职务、将军号和爵位等。国外领袖,获得唐朝的官职,在当时很普遍,显然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项规则。以阿史那思摩为例,他是突厥人,在东突厥内部官职为“夹毕特勤”,没有兵权,几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曾封他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为“右武侯大
将军、化州都督”,五月又册封为“怀化郡王”,将军号为正三品,而郡王品阶为从一品。很多册封,是具有沿袭性质的,比如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高丽王为辽东郡王等。与唐朝交往各国,多为附属国,向唐朝称臣朝贡;而接受唐朝的册封官职,应是它们外交的内容之一。史书对于唐朝的邦交国,也称之为“外臣”。因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与中国交往的条件与待遇,各国或者只有接受这一种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
古代外交,实力原则贯彻得赤裸鲜明,丝毫不加掩饰。看看古代波斯帝国流传至今的“万国来朝”浮雕就能明白,国际关系的实质不平等是根本性的。在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小国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不得已只好首鼠两端。西汉与匈奴长期战争不休,致使很多小国朝秦暮楚。
楼兰王对汉武帝说:“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存”,获得汉武帝的同情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与大国交往,小国追求的绝不是与大国分庭抗礼,而是其他实际利益。
朝贡,实质为经济贸易
朝贡,看上去是附属国的进贡,在政治上主仆分明,但是现在研究表明,朝贡与其说是政治关系,不如说是经济关系,所以学术界又称之为“朝贡贸易”。
唐朝对于这种朝贡贸易,有独特的语言描述。对于朝贡一方,唐朝称之为“献方物”,名马、战象、狮子等,都是具体的“方物”。唐朝有专门的规定,如何接收处置,都有明确的程序和办法。如果方物是药物、食物,一进入唐朝边境,边境的州县就要验收、打包、封印,然后交给使者,同时上报鸿胪寺。
鸿胪寺检验无误,通知少府监和市场管理部门,派专门官员检验贡品并且确定价值,然后奏报并送往朝廷,是否引见、宴会等皆听从朝廷指示。使者归国(称作“还蕃”),一定要赏赐(“赐各有差”),地点是朝堂之上,典客署的官员负责引导使者领取,并教会使者拜谢礼节等。为什么“赐各有差”呢?之前对朝贡品的定价,在最后的赏赐环节
发挥因果作用,皇帝的赏赐是有依据的,即根据进贡方物的价值决定赏赐的多寡。虽然没有使用交易之名,而本质上就是交易。
唐朝皇帝对外交使节的赐物,并非百物皆有,通常只是纺织品,这就是“赐物”的真正含义。不过,赐物分内外,如果是朝臣,赐物“十段”的具体内容是绢三匹(四丈为一匹)、布三端(五丈为一端)、绵四屯(六两为一屯);如果是“赐蕃客锦綵”,则“十段”为锦一张、绫二匹、缦三匹、绵四屯。
看来为蕃客准备的赐物更加丰富多彩。唐朝与边境之外的居民有互市,但有些物品不许用来互市。唐朝的《关市令》规定:“锦、绫、罗、縠、绣、织成、紬、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
同是锦绫等丝织品,皇帝的赐物中有,但却不许互市交易,或许是想体现浩荡皇恩的独特性。朝贡贸易本质上是贸易,但毕竟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所以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可避免。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回鹘曾经援助唐朝平乱,作为回报,唐朝除加大赏赐外,还规定以丝绢购买回鹘
马,每年最高额为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这为唐后期的双方关系带来了长期的问题。回鹘利用互市关系,输送大量的马匹给唐朝,以换取唐朝的绢帛,为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文化软实力比军事实力更重要
外交活动具有能量交换的意义,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匈奴,虽然没有成功,但开辟的丝绸之路却成为当时世界主要文化区域之间的交通大通道。此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文明输入西方,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实现的。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文化也常常成为外交活动的一部分。文明的近似会促进双方的好感,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汉武帝正是在张骞的介绍中了解到西域有“行国”与“城郭之国”的区别,知道后者与中国文明相近,这才对
发展与西域的关系产生浓厚兴趣。古代中国,因为对本国文化拥有坚定的自豪感,所以在外交活动中对文化因素的加入采取积极开放态度。
唐朝的中央学府是国学、太学,而在这里就学的学生并不限于高官子弟,还有各国的留学生,“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代史书还记载新罗、渤海等国向唐廷请求中国书籍的故事;而朝鲜半岛的国家,言及经典常常首先历数中国的儒家经典。
开元十九年(731),唐朝发生的一个故事很有意味。根据和亲于吐蕃的金城公主的请求,唐玄宗让有关部门抄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准备送给金城公主。不想,朝臣于休烈上表反对,理由是《左传》是历史书,记载着很多政治军事谋略,而唐朝与吐蕃经常和战不定,这些谋略如果为吐蕃
所用,将不利于唐朝。唐玄宗要宰相们讨论。裴光庭发言反对于休烈的观点,认为于休烈只看到了史书中的谋略,没有看到书籍中的道德,“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
在”。裴光庭的观点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持,于是一批传统经典进入吐蕃。在这个外交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的主政者,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文化自信,而这种自信在外交活动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平定高昌,此役是唐太宗外交思想的卓越表现。高昌王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自公元502年麹嘉建立王国至此,已经一百多年,在南北朝时代,算得上是长命之国。但是,自西突厥陷入分裂以来,一直向唐朝称臣的高昌王国,也无法摆脱西突厥的内战。
尤其是,控制了高昌的西突厥欲谷设一派,倚仗连续的胜利,并不把唐太宗的朝廷放在眼里。高昌国被西突厥挟持,也对唐朝采取不恭敬的态度,攻打另一个唐朝的附属国焉耆,阻断唐朝的贡道,拒绝唐朝的劝阻,等等。
高昌国的不臣举动,让唐朝兴兵讨伐师出有名,但是唐太宗还是尽量给和平留下空间,使者前往,道路相望。当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之后,唐朝不得已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
高昌国人口不足四万人,而唐朝贞观十三年(639)出兵不少于二十万。何以如此?唐朝讨伐高昌,但把西突厥的势力计算在内,所以才会如此兴师动众。既然采取最后手段,就不能去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怀抱侥幸希望西突厥不参战。
唐朝打击高昌的动作十分优雅,高昌王麹文泰战前去世,当唐朝大军压境之时,高昌举国发丧,唐朝指挥官侯君集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高昌首都的机会,让高昌安心发丧。何以如此从容?因为此时的西突厥主力在欲谷设的率领下已经西逃,高昌国被西突厥临阵放弃。
高昌国国王麹氏是金城(今甘肃兰州)人,高昌国的国民以来自中原的汉人为主。在唐朝与西突厥之间,高昌王国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高昌王麹文泰采取实用主义路线,与西突厥相配合,终于遭到了唐朝的毁灭性打击。而高昌内部的人心所向,因为文化亲缘的关系,不希望与唐朝开战,所以战前就有童谣流传:“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高昌平定,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得以贯彻,丝绸之路东段再次回到中国的控制之中。
武力是最后手段,不得已才能动用,不能经常性使用武力,但更不能没有武力。经常性的外交手段是贸易、是经济,而最受欢迎的交流方式还是文化。古代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的时间更长久,因此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制度经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更加突出。
如此,在外交活动中,常常处于从容不迫、有理有利的良好状态中。外交是国际多重关系的综合展现,经济利益、军事实力和文化状态,任何方面都不能在外交活动中缺席,任何一方缺席都会损害外交国的整体利益。
中国信奉物极必反的原理,所以不片面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因为暂时的利益最大化,最有可能损坏长期与整体的利益。实力是捍卫利益基点的保障,但过分诉诸实力则会留下仗势欺人的印象,长远地看则会损坏自身的更大利益。
利益是国家不能放弃的追求,而见利思义才是中国人的根本信条,道德诉求给文化软实力的展现保留了最大空间。说到底,国家之间的分歧,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文化,按照中国的传统,叫做“以文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