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谈甲午:绝不让悲剧重演

——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上将答本报记者问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5个主要战场有3个在沈阳战区,其中辽东陆战是日军首次大规模入侵我本土,在甲午战争期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辽东陆战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军在战斗力建设上的巨大差距。深入研究甲午战争特别是辽东陆战的教训,对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有很强的启示作用。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上将。

军不思战、麻痹懈怠 缺乏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精神支撑

记者:褚政委您好!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习主席指出:“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发展进程,加深了民族苦难,也激励了民族觉醒。我们要用这段历史警示国人,教育官兵,勿忘国耻。”沈阳军区处在当年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您对于这场战争一定有很多思考。请您跟我们谈谈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褚益民:很多人都在思考当年那场战争。在我看来,甲午战争之败,首先败在军不思战、麻痹懈怠,缺乏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精神支撑。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队的主体实践活动,是军人的天职。分析甲午战争清军的备战情况,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和平积习”充斥着清军上下。

不思战,看不到战争危险。30多年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军对国家安全形势产生严重误判。李鸿章本来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1874年就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但随着北洋海军成军,李鸿章开始盲目乐观,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殊不知,强军备战就像龟兔赛跑,我们在进步,敌人也没有睡大觉。日军对这场战争蓄谋已久,先后8次扩充军备,派遣大批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对这样一个磨刀霍霍的恶邻,清军一些高层却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不务战,不谋打仗的事。多数清军都是操练废弛、精神萎靡,旅顺军港内驻泊的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甚至从朝鲜走私人参、装货载客搞“创收”。平时不想打仗的事,战时就绷不紧打仗这根弦。大连庄河市的花园口地区这样一个海防要地,清军竟没有设防,日军24000多人、2700多匹军马,登陆时间长达14天,驻守辽东半岛的7万多清军没有任何反应。

鸭绿江防之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关键之战,日军在丹东九连城段用了一晚上时间架设浮桥,清军竟毫无察觉,致使日军大部队渡江。

不知道为谁而战,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是任何一支军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精神无源、精神无魂,再靠物质激励也无济于事,甚至会起反作用。应当说,清军的生活待遇是比较高的。国家花了大笔银钱养着军队,军队应该更多想的是如何报效,但多数清军把当兵作为谋生的手段,平时为了发财,打起仗来就是为了保命,朝鲜牙山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一些清军望风而逃。

保国安民是军队和军人的本分,而清军却不知道何为国家、何为民族,战场上各自逃命就不足为奇了。

一盘散沙、各自为战 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

记者:的确,和平积习下的清军缺乏保国安民的理念,就难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按理说当时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不输于日本,最终却溃不成军。这支军队究竟是怎么了?

褚益民:这正是我要说的甲午战败的第二个原因:军队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统一的组织指挥是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发挥军队整体作战能力的有力保证。没有统一的号令,再多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

从清军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派系林立,兵为将有。晚清兴办洋务运动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和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海军,曾国荃、左宗棠的湘军,还有八旗兵、绿营兵、练军等,就连李鸿章的淮军也分为毅军、铭军、盛军、庆军等十多种,“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战场上有时不仅坐视不救,反而相互掣肘。

海军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相互间没有任何策应,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激战时,其他几个舰队都以没有铁甲舰为借口不肯增援。在他们眼里,小团体的利益总是至高无上,国家和民族大义却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是互不协同,各自为战。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坚如铁,指头再硬也敌不过攥起来的拳头。清军海陆之间、陆陆之间,经常出现孤军奋战的场景。金州与大连湾地理上连为一体,可以说是唇亡齿寒,日军进攻金州前,金州的守将连顺跪下来求大连湾的守将赵怀业出兵,但赵怀业按兵不动。

旅顺要塞花费几千万两白银,经营十几年,号称“东亚第一要塞”,每座炮台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当时驻守在旅顺口的清军达33个营15000多人,有7个统领,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二龙山炮台首先遭到日军一个旅团3000多人攻击情况下,附近的多处炮台既不以火力支援,也不出动兵力策应,20多座炮台一天时间就被日军占领。

侵略者的屠刀能够高高举起,正是因为军队打不了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