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公活佛3免费观看】藏传佛教活佛也分等级?排名地位大公开!
如今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称“在祖国首都朝阳区的大地上有三十万散养的仁波切”。实际上“仁波切”的意思是“珍宝”,语境与汉语的“上师”“高僧大德”相似。凡是修行有所成就的高僧都可以称为仁波切,但仁波切不一定是活佛。
200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宗教概况》称中国境内现有藏传佛教寺院3000余座,经认证的活佛有1700 余人;2013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则称西藏目前有活佛358 名。但是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炜明介绍说,如果把各教派寺院自行认定的以及各种假冒的活佛加在一起,其数量恐怕早已过万。
藏传佛教的转世者在藏语中称为“朱古”(sprul sku),汉语一般称为“活佛”。但是“朱古”在藏语中并不具有“活着的佛”或者“现世佛”的意味。
汉地在接触到藏传佛教之前,一般敬称某些被神化的高僧为“活佛”(如济公活佛),或者称慈悲为怀、救人济世的人为“活佛”,比如宋代《五代史平话》中“全活一城生灵,便是活佛出世也”。在藏传佛教传入后,遂将“活佛”的称呼套用到“朱古”的身上。清代官方也将一些大活佛称为“呼图克图”(hotogtu),这个词来自蒙语,有“圣者”“化身”“有福者”等含义。
这些年来由于某些圈子(比如演艺界人士、企业家)的盲信乱信,“活佛”身份开始与大量的经济利益相挂钩,并且导致了一些乱象。最著名的例子是前一阵英籍演员张铁林被一位叫“白玛奥色法王”的福建人认证为“白玛曲培活佛”,整个过程破绽百出,笑点颇多,给网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为整治这类宗教乱象,国家宗教事务局曾经在2007 年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的转世与认证作出规定。实际上20 世纪30 年代民国政府就曾相继颁布过《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喇嘛登记办法》《喇嘛任用办法》《喇嘛奖惩办法》与《喇嘛转世办法》等条例,以规范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和活佛转世、僧人登记、任用与奖惩。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加以管理,不仅是有先例可循,也是历来有法可依的。
从家庭内继承到转世传承
在公元13 世纪初,即元朝初年,西藏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萨迦、直贡、帕竹、蔡巴等重要的教派——家族势力集团,各自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占有土地、牧场、牲畜、奴隶。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之位时,由于违反幼子继承的蒙古习惯法,因此遭到黄金家族成员的反对,并与蒙哥汗指定摄政的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后,为了压制反对势力,废除了蒙古传统的推举大汗制度,汗位改为世袭,同时大力扶植藏传佛教的萨迦派(花教),利用其完整、系统的佛学理论为自己正名分。
萨迦派第五世祖师八思巴曾为忽必烈灌顶,并且创造了蒙古文字,因此被忽必烈封为帝师、国师、如意大宝法王,领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事,在西藏成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
萨迦派在元朝统治下掌握西藏政教权力近百年,不断得到元朝的封赏,其势力发展到康区、安多(青海)、北京和五台山。元朝末年萨迦派的权势逐渐被帕竹派所取代。明朝初年时对西藏各教派采取“众封多建”的政策,封噶举派的五世噶玛巴活佛为“大宝法王”,萨迦派的贡嘎竹西为“大乘法王”,格鲁派的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此外还封了阐化(帕竹派)、赞善(噶举派)、护教(噶举派)、辅教(萨迦派)、阐教(直贡派)等五王,以及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
但此时各教派领袖圆寂后,大多仍采取家族内继承的方式选取其继承人。
藏传佛教中最早建立转世传承制度的是噶举派(白教)。1199 年第一世噶玛巴· 杜松虔巴在圆寂前,命弟子佐贡仁钦保存他下一世转世的讯息,此后其弟子根据这些讯息寻访到噶玛巴希,即第二世噶玛巴活佛。此后宁玛派(红教)与格鲁派(黄教)也采用了转世传承制度。
格鲁派在西藏兴起后,由于主张僧侣必须严守戒律,严格修行,不结婚、不饮酒、不杀生,再加上推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些宗教改革措施切中藏传佛教当时的弊病,因此受到僧人和民众的支持,很快在西藏地区流传开来。
宗喀巴的两位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后来分别被追认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初尊。1577 年,根敦朱巴的传世弟子索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即《明史》中的俺答汗)的邀请来到青海,向其宣讲黄教教义。
阿勒坦汗心花怒放,给索南嘉措赠上了“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意思为“法海无边伟大的上师”(达赖一词是蒙古语,意为“大海”);索南嘉措则宣布阿勒坦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转世”。此外他还宣布自己是达赖喇嘛的第三代转世,追认根敦朱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
只有地位较高的“活佛”被视为佛或菩萨的化身
1642 年,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占领西藏全境,然后扶植格鲁派。噶举派失去了自明朝以来传统的尊崇地位。此后格鲁派利用在政教两方面的优势地位,要求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转世活佛必须由达赖喇嘛来加以认证。1645 年固始汗授予四世达赖的师父罗桑确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的称号,从而开创了班禅的转世传承系统。
罗桑确吉坚赞自认为第四世班禅,追认克珠杰、索南却朗、罗桑丹珠为前三世班禅。“班禅”一词是梵文“班智达”(博学)和藏文“钦波”(大)的合称。1713 年,康熙帝授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额尔德尼”来自蒙语,意为“珍宝”。
1614 年,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前往漠北蒙古讲经,受到喀尔喀蒙古各部领袖的尊敬,成为当地的宗教领袖。1634 年多罗那他圆寂后,土谢图汗部首领衮布多尔吉汗的儿子札那巴札尔被确认为其转世,于是立其为法王,法号为罗桑丹贝坚赞。1649 年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师从四世班禅,并觐见了五世达赖喇嘛。
罗桑丹贝坚赞属于觉囊派,而班禅和达赖均要求他改宗格鲁派,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1651 年罗桑丹贝坚赞改宗格鲁派,五世达赖宣布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胜”),从而开创了蒙古的最高活佛转世系统。
内蒙古地区地位最高的活佛为章嘉呼图克图(Janggya hotogtu)。1683年,第二世章嘉活佛随师父前往蒙古,调解喀尔喀部和卫拉特(瓦剌)的纠纷,因此受到康熙帝嘉奖。1692 年章嘉活佛前往北京,向康熙帝倡议在内蒙古建寺,安抚内蒙古各旗。
于是康熙帝封他为“灌顶普善广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命其主持内蒙古及青海两翼蒙古的教务,在内蒙古的多伦诺尔为其建造汇宗寺。此后章嘉呼图克图成为内蒙古及青海地区宗教地位最高的活佛。
过去藏传佛教信徒多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一些地位较高的大呼图克图也被认为是佛或菩萨的化身,此外蒙古大汗曾被认为是金刚手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清朝皇帝则被认为是曼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此外在20 世纪初,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觊觎俄国境内藏传佛教领袖的地位,曾经想认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为如来佛的化身,但对方并没有领情。
清代中央政府有权废黜活佛、甚至禁绝其转世
清朝中央政府树立“四大活佛”,主要是为了防止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获得过大的宗教影响力,避免出现与清朝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情况。为此康熙皇帝有意扶植和培育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使之分别成为后藏、外蒙古、内蒙古的宗教领袖。
一言概括,就是以班禅额尔德尼分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以两位蒙古活佛分化达赖和班禅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以章嘉呼图克图来分化哲布尊丹巴在全体蒙古人中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蒙藏地区的政教权力分化和权力制衡,避免出现一方独大的局面。
根据清朝《钦定理藩院则例》等文献记载,乾隆时期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活佛有148 位,到清末有160 位。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并非每座寺庙都有一位活佛。有些小的寺庙可能有好几位活佛,也有的大寺可能一位活佛也没有。有些寺院的高僧有极高的佛法造诣,圆寂时又留下关于转世的线索,那么就有可能从此开创一位转世活佛系统;如果这座寺院规模小,财力窘迫,无力寻访转世灵童(呼毕勒罕),那么该寺的活佛系统也可能终结。
清朝历代皇帝利用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对蒙古实行怀柔政策,即俗称的“修庙不修墙”。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此评价说:“蒙古衰弱,中国之利也,以黄教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匈奴、突厥之冯陵飘忽、九边枕锋镝……是则以慈悲销杀伐,以因果导犷狠。宗喀巴之功,中外华夷,实利赖之。且蒙古信黄教……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但清朝中央政府在鼓励和扶植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对其实行严格管理。
自乾隆时期起,对一些地位重要的活佛要进行金瓶掣签认证,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对活佛的转世传承一直有所限制。比如外蒙古的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是两代土谢图汗的儿子和弟弟,由于这一层血缘关系,导致外蒙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以及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
由于这一原因,在他圆寂之后,乾隆帝下令从此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在蒙古地区转世,而只能从理塘地区寻找其转世灵童。此外还在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采取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和拉萨大昭寺设立两个金瓶,由雍和宫掌印札萨克达喇嘛、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通过掣签的方式确认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并由理藩院加以确认批准。
除了批准和确认转世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活佛还有予以废黜、甚至禁绝其转世的权力。比如乾隆年间噶举派的夏玛巴活佛被废事件就是一例。
夏玛巴活佛曾经是噶举派的最高持教法王之一,地位仅次于噶玛巴活佛,与噶玛巴活佛互为转世师徒关系,类似格鲁派的达赖与班禅。第十世夏玛巴活佛确朱嘉措是第六世班禅的兄弟,两人一度希望能通过这层关系提高噶举派在西藏的地位。
但六世班禅在1780 年进京朝觐时染天花圆寂。此前乾隆皇帝曾赐予班禅及其兄弟姐妹大量金银财宝,但都被班禅的随从运往扎什伦布寺。夏玛巴活佛派人去索取自己应得的一份时遭到拒绝,还被诋毁说他为了重振自己的寺院而策划谋反。
这种传言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引起了对夏玛巴活佛的敌视情绪,因此他在1784 年逃往尼泊尔。尼泊尔廓尔喀国王巴哈杜尔· 沙阿觉得此事有机可乘,于是打着夏玛巴活佛的旗号派遣部队入侵西藏,挑起廓尔喀战争。战争结束后,大将军福康安奉乾隆帝的旨意整饬西藏政教事务。他严惩夏玛巴活佛的出走行为,没收了其驻锡地杨巴千寺,将其改为黄教寺院,并禁止了夏玛巴活佛的转世。
1904 年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经青海出逃到外蒙。
清廷驻藏大臣有泰认为达赖擅自离开拉萨的举动是“目无朝廷”,奏请革去其达赖喇嘛封号,由第九世班禅主持前藏(拉萨地区)事务。清朝中央政府批准了有泰的奏请,但不久又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1910 年清政府为推行边疆地区政治制度改革,令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军入藏。
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廷随后宣布革去土登嘉措“达赖喇嘛”的封号,并命令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寻访灵童,准备另立达赖。因翌年爆发辛亥革命,清室逊位,此举才未得到实施,十三世达赖也在1913 年返回西藏。
活佛也有级别且可能降级
《理藩院则例》将藏传佛教喇嘛职衔分为呼图克图、诺门罕、班智达、堪布、绰尔济五等。1658 年西藏噶厦政府撰写的《明鉴宝镜》和1814 年的《座次明鉴宝镜》中,对活佛的等级也有所规定。地位最高的是嘉布哲古(摄政活佛),即有资格担任西藏地方摄政的“四大林”活佛:功德林的济隆活佛、策墨林的策墨林活佛、锡德林的热振活佛、丹吉林的第穆活佛;此外还有达龙扎摄政活佛。
这五位活佛清一色属于格鲁派。至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萨迦派的萨迦法王,噶举派的噶玛巴活佛等教派领袖,被视为超出等级之外的最高活佛。
摄政活佛之下地位次高的是呼图克图活佛,是历代清朝皇帝曾赐予“呼图克图”封号的活佛,其下一辈转世须经清廷代表主持金瓶掣签仪式来加以承认。蒙古、青海、甘肃的呼图克图全都属于格鲁派,但西藏的呼图克图也有属于宁玛、达隆、噶玛、竺巴、直贡、香巴等教派的。
比呼图克图再次一级的是拉萨三大寺的措钦活佛(大殿活佛),属于中高级活佛。第四级叫“赤哇哲古”,是历代甘丹寺赤巴中被追认的转世活佛,属于中级活佛。第五级叫“堪布哲古”,是拉萨三大寺中曾经担任过堪布职位、后来被追认转世的,也叫“扎仓活佛”。有些西藏地方史料也将各寺院中的康村活佛列为第六等级。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等级的活佛之间没有管辖关系,只有地位高低和座次尊贵之分。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写道,“以往在举行重大的政教典礼时,因坐垫高低并无定准,参差不齐,以致成为人们找茬、疑惑、埋怨之根源,因此按照坐垫的高低排定名次”。
达赖喇嘛坐于五层坐垫之上;坐在四层高垫上的为萨迦达钦和孜东寺主;三层半坐垫上的为达隆活佛、噶玛噶举派的红帽和黑帽法王;三层坐垫上的为甘丹寺法座(甘丹赤巴)、扎什伦布寺法座(班禅)、竺巴噶举法王、帕巴拉等活佛。以下还有二层半坐垫、靠背三层薄垫、五层薄垫三个等级。
活佛地位的高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世达赖自传的记录中,当时扎什伦布寺法座(班禅)只是三层坐垫,后世担任摄政的第穆活佛是两层半坐垫。从七世达赖起,部分格鲁派活佛担任西藏摄政,使得他们的政教地位和等级发生了变化。有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活佛能给寺院提供丰厚的供养,可以提升自己的座次排位和等级。
还有些活佛因佛学造诣高而得到升级,比如色拉寺麦扎仓的帕帮喀活佛,按等级来说是扎仓活佛,但因其本人有很高的宗教造诣,弟子中也出现了几位杰出的活佛,因此被升为色拉寺的大殿活佛。
有些高级活佛因政治事件、个人作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会降为中等活佛。比如1899 年据说第八世第穆活佛试图谋杀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决定革除他的呼图克图封号,并禁止其转世。1905 年丹吉林寺秘密寻访到了第穆的转世灵童,其母亲“恰好”是十三世达赖母亲的妹妹,在亲人求情下,达赖对其身份予以默认。
但噶厦政府拒绝恢复第穆活佛的呼图克图封号,并把其等级由嘉哲活佛(摄政活佛)降到了措钦活佛(大殿活佛)。此外担任十四世达赖摄政的热振活佛也因为与女性有暧昧关系、搞政治阴谋活动等原因被降为大殿活佛。
藏传佛教中还有一个称号叫“曲吉嘉宝”。汉文翻译为“法王”。这个词在藏地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拥护佛法的藏王(吐蕃赞普),一是特指阎罗王。但历史上元明皇帝也曾将精通佛典、恪守戒律、德高望重的教派领袖封为“法王”。
比如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封萨迦派的五世祖师八思巴为“如意大宝法王”;明成祖封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却贝桑布为“如来大宝法王”,封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明宣宗封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此外明朝诸帝还曾册封过“大善法王”“大德法王”等封号;以荒嬉著称的明武宗曾经封自己为“大庆法王”。
清朝时期,康熙帝曾经赐予第巴桑杰嘉措以“法王”称号,但“第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政务官员头衔,并非宗教头衔。所以清朝赐予第巴桑杰嘉措的这个“法王”头衔更类似于对古代吐蕃藏王的称呼。此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和寺院仍沿用“法王”称谓,比如萨迦派的萨迦法王(SagyaChizin,不采取转世制度,而是在昆氏家族的男性后代中传承),但历届中央政府未再正式认定过藏传佛教的新“法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