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煤矿老板高乃则儿子结婚】陕西煤矿老板高乃则身家

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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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核心内容:高乃则(1961年10月--)著名慈善家,企业家.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的高乃则以289

核心内容:高乃则(1961年10月——)著名慈善家,企业家。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的高乃则以2890万元的捐赠额,位列胡润慈善榜第91位,同时也是唯一上榜陕西富豪。2012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高乃则涉嫌造假侵占他人煤矿,引起社会热议。

在榆林府谷,高乃则的传奇经历和慷慨大方资助很多贫困人群的事,为不少人所知。榜单编制人润告诉记者,高乃则的捐赠主要是在扶贫、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此外,有资料显示,高乃则还在慈善助学、助医、救济贫困、安排社会就业和解决当地农民吃水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不过对于此排行榜,高乃则在电话中说:“上不上榜无所谓,主要是看干了啥实事。”

据媒体报道,2012年5月因涉嫌伪造证明侵占他人价值数亿元煤矿已被纪委介入调查。9月12日,凌晨两点,汾河之滨。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丝碎屑嵌入中华烟里,一种据说能镇定安神的暗香随烟雾浮动在酒店房间。平素很不喜欢出门的迟章已经3个月不曾回家,终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机不时会响起,有陌生人问价:“帮你搞定,出多少?”

迟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号文”,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矿难,保护资源,一轮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记在册的两千多家中小煤矿,将逃不过被国有化的命运。

这几年不断撩拨人们神经的“煤老板”,会不会随着整合的进行而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这是一个空前但难以绝后的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有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有转身下海的教师与机关干部,有各种背景各种身份的淘金者。

命运让他们中的一些从石头中淘出了金子,命运又把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记者在山西采访近两周,无声的博弈正在当地低调却激烈地上演。而经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摇身变成以十亿百亿计算的煤大亨。

这是决定每个煤老板命运的最后时刻。

9月初的山西,虽然秋雨乍寒,却从白天到夜晚都四处升腾着一种隐秘的热气。按省政府的计划,以7家山西省国企为主的大家伙们将在这个月接管煤矿。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才基本签订完,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摊不到1个。

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们几乎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兼并主体和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国有煤炭企业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忙着给雇用的律师们打电话,催问头一天的谈判进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人管理的国企开始登报***矿长。

一场大规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时进行,一批官员受到处理,据闻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查,官员们从此再无人敢出头替煤老板们说话,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出于同情,或是为了反映现实以推进工作。而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担心有时太厚不便携带,有些车的后备箱里会备着面值是人民币十倍的欧元。他们的电话时不时会响起,不断会有自称谁家亲戚的神秘人士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一轮轮谈判,正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会议厅、酒桌或KTV中进行:有和评估公司谈的,希望能被评估得尽可能地高一点;有和外资谈的,希望借着外资的身份获得某种庇护;有人和国有企业谈,希望能早点见着现金;有人和兼并主体谈,乞求被对方整合;

有的在和村里谈,捣鼓着村民上去跟国有矿闹腾;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谈,希望能将产能迅速提高到90万吨,再去整合别人(10号文规定只有产能达到90万吨/年的矿井,才能去整合别人,整合兼并完成后单井产能也必须达到90万吨/年);有的在和周边的小煤矿谈,希望能借机抄底收购一些小矿,再打包卖个更好的价钱……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有人喜气洋洋告诉记者“这下好了”,也有人连声长叹甚至想自杀。能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各种花样,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关闭的大门也在被一点点地挤开。有人跟兼并主体签订了阴阳协议,可以在大企业正式进驻改建矿井前继续开采,所获利润算作对此前低价的某种补偿;在有的地方,达不到90万吨/年的矿井地方政府也允许保留。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为谈判花心思,还得为此刻的每一个晚上动脑筋,“开工的开关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几十万。”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致连当地企业都不得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在煤矿就要转手的前夜,开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号角。“白天不行就夜里,前半夜不行就后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吨煤,每吨赚100块,就是30万,“只要能让我开工,什么条件都好说。”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云跌宕之后,他已如惊弓之鸟,只敢相信眼前的东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没有谁能比迟章更能体味人生的无常和诡异。他以为每年至少能赚几千万,却在转眼间就从暴富的美梦直接跌进破产的现实。

一切从2005年进行的矿权改革开始。

那一场“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这是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他们闻风而来,丝毫没有想到四年后的另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当于不要钱的宝藏。突然要交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采矿权价款,让那一场改革搅起翻天波澜,也给了迟章们一个顺利进入的接盘机会。那年春天,迟章花了近5000万,买下晋北几个连在一片的小煤矿,他以为从此拥有了一大片宝藏。

自称“既识时势又懂政策”的迟章,深知要跟上资源安全有效开采的大势,要跟着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几个小矿,重新改建成一个30万吨/年的矿——当时,如此规模的煤矿在山西并不多见,在迟章所在的县,“我这个矿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两千多万价款,拿到了煤矿指标,他正式开始“跑手续”——也就是煤矿生产或建设所需要的证件,前者是六证,迟章申请的基建矿则需要四证。“手续”一跑就是三年,迟章已记不清花了多少费用,“光是规划图就花了几百万”。一批批人来矿上检查,通常要给领头的准备2000元红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检查完了去吃饭,有的不参加饭局的人就会问:“不去吃的多给300吧?”

2008年初夏,复工卡终于批了下来,规定了工期为1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夏天这个煤矿将可以从基建矿转为生产矿,正式产煤。整个家族抵押上房子东拼西凑,不算利息,迟章又花了七千多万,按照30万吨矿井的建设要求,上了机械化设备,盖了百人会议室、食堂、澡堂、矿工活动室等。

眼盼着生产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横生剧变”:今年4月,县里传达了省里的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的消息,今后单井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迟章的30万吨的矿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一天都未曾生产,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血本无归。

迟章并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样命运的煤矿,光在当地就有二三十个。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贴着政策要求的底线,从9万吨到15万吨、21万吨、30万吨。

“小孩还没生出来就被枪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9月12日,迟章回忆。那个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过死,可是死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家族面临破产,我必须绝处逢生。”

离心力交瘁的迟章百里之外,临汾煤老板黄永顺正在为签不签眼下的合同而发愁——这份合同会让他损失一个多亿。

他所在的临汾,既是上一轮矿权改革最先试点之处,也是这一次兼并重组的发源之所。煤炭这种黑色燃料曾经施展魔法让他点石成金,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有时候也能让金子变成石头。

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剧院,黄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门官员挤在一起。临汾宣布,要通过“收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手段,让国有大煤炭企业在3年内整合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

这时候距上一轮矿权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因为原来带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认为没能救得了临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丢了乌纱帽。

继任的官员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后提出了这条国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黄永顺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矿不保,喜的是坐地起价。

那时候煤炭价格涨出“天价”,河北、山东、东北、安徽、广东,大大小小的煤炭电力企业闻风而来,争相圈地。临汾这座千年尧都古城车水马龙,各大宾馆纷纷爆满。

几乎每个煤老板都同时谈着好几家,有一“女”许了好几家者怕被同住一家宾馆的企业们发现,只好掩着面进出;也有年产十几万吨的小煤矿老板,强悍地向年产几千万吨的国有大矿扔出通牒:20天签完合同交出钱,不行就免谈。“那时候可是别人求我卖。”谈起那时,黄老板言语之间依然难掩得意。他的矿当时已跟一家省外国有煤炭企业谈好,价格是2.8亿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里,因为这家省外企业不在省里预算的兼并主体之中。

临汾的新思路,虽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但不仅具体手段——比如托管、租赁——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并主体上发生了大分歧。

与谁来整合都欢迎的临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将整合的权力主要控制在省属国企手中。

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同时,为了改变现有小煤矿四散开花的状况,让成片资源得到统一规划和开发,文件提出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六天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煤价急转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余人。

小煤矿于是集体停产,煤矿兼并重组一度悄无声息,黄老板过了一个平静的安稳年。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

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几个矿由谁整合,统统划分清楚。

这份文件一出,黄老板们再也没了当初左挑右选的神气。两个月前,他被规定由一个省里的大集团进行整合。

这时候已是时移世易。价格评估几乎没有了多少谈判余地,因为国土厅早先已发文规定好了采矿权价款的统一补偿标准,需要评估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

“一夜之间,我必须卖企业,又一夜,我从卖企业变成了卖设备。”他说。上次作价2.8亿元的煤矿,在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这次的评估价是1亿元出头。

他庆幸的是自己进入的时间很早。虽然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此前石头变给他的金子更多,从2001年买下煤矿开采到2004年,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