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这段时期,我正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和中央办公厅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委托我负责贺子珍的医疗和照顾她的生活。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一趟,了解一下她的病情,到病房里和贺子珍聊聊天。但是她那时说话已不太清楚。开始护士徐秀芳给我当翻译;时间久了,她说的话我已能听懂大半。每次去看望她,她都热情地抓住我的手有说有笑,客气地喊我“张秘书长”,而且这几个字说得特别清楚。
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同志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王一平一起到医院向她表示祝贺,贺子珍高兴极了。这说明党中央没有忘记贺子珍在革命斗争中曾经作过的贡献。虽然她已经病倒了,不能去参加会议,但也是给她的莫大荣誉和安慰。
她坚持要下床接待我们,让护士给她换上崭新的浅灰色上衣,深黑色的裤子,一双新布鞋,坐在病床旁的藤沙发椅上。正在这时市委招待处副处长祝小婉送来一束鲜花,更增添了几分欢乐气氛。
当大家向她表示祝贺时,她高兴地直说“谢谢!谢谢!”医院党委书记李存林拿来照相机,给我们大家合照了一张像。之后,贺子珍余兴未减,一定还要我陪她到后花园再照张像。适逢这天天气格外晴朗,贺子珍在花园玩了很久才肯回病房里去。
那双走过万里长征的腿,只能借助着轮椅平生第一次走进梦绕魂牵的京城。梦圆了,她又思念起上海。
1979年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她感觉十分良好,便提出要到北京去住段时期,我当即报告市委,市委同意了她的要求。我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通了电话。不几天中央组织部回电说:中央同意贺子珍同志和市委的意见,已经为贺子珍来北京作了安排。
中央派出的专机早已等候在虹桥机场,贺子珍的梦想即将实现。我一直把她送上专机。市委安排了招待处副处长祝小婉陪同,还有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全班人马同机前往北京。到京后中央安排贺子珍住在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她终于平生第一次踏进了几十年来一直梦绕魂牵的首都北京。
刚到北京后没几天,便是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周年。那天她在李敏和医务人员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坐像献了花圈。临去时陪同人员告诫她见了毛主席遗容不要哭、要克制情绪。但是当她真的到了毛主席遗体旁时,还是忍不住地哭了,自从延安离开毛主席42年之后,以及1959年在庐山和毛主席见面20年之后,她有多少往事激荡在心头啊!她坐着轮椅围着毛主席遗体转了几周,久久不肯离去。
贺子珍在北京301医院期间,邓颖超、康克清、曾志等这些曾经在井冈山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前去医院看望了她。1979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趁此机会我去301医院看望了贺子珍。当我进屋时她正半躺在床上,一见到我,她便热情的一把揽住我的脖子,像小孩子讲悄悄话那样对着我的耳边说:“告诉你张秘书长,我去看望毛主席了,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还看了天安门。
”她笑得那样天真、那样的开朗。我也为她高兴。大概是到了北京心情舒畅的缘故,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她的身体好多了,而且说话也清楚多了。
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她说非常想念上海,并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组织部向她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北京和上海,你可以任来任去,常来常往。”1981年5月,中央又派专机,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陪同回到上海,重新住进华东医院南楼。
1984年3月,贺子珍病情恶化,除中风偏瘫外,出现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造成持续高温数月不退。市委报告了中央,中央办公厅派专机送来北京301医院、友谊医院几位专家,我请卫生部门组织了上海几位专家,一起在瑞金宾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
她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也都赶来上海。市委决定,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抢救贺子珍同志的生命,需要什么药都可以进口,需要什么医生就调什么医生,全体医护人员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终因贺子珍年老体衰,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而抢救无效,于4月初开始病危,4月19日下午5时,贺子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5岁。
4月25日市委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向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后,她的骨灰由亲属陪同送往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个曾经陪伴革命领袖毛泽东生活了多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奋战而又受尽人间各种痛苦的杰出女性,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道路。
贺子珍又回到了北京。 红潮网摘编自《成功》2008年第5期 作者:张世珠 原题为:贺子珍的最后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