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演讲事件】吴良镛: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燃灯者
吴良镛,1922年5月出生,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其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 。
2012年2月14日,他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吴良镛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获评“ 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上,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表彰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其中包括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建筑学家吴良镛。
“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这份质朴真挚的民生情怀,是一代建筑大师吴良镛面对沧桑巨变而不改的初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这是新中国建筑教育奠基人之一的吴良镛的人生写照。
1984 年,吴良镛(右二)在四川实地调查中与老乡谈话
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建筑系,培养建设主力军
1937年南京沦陷前,将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与吴良镛颠沛流离的早年经历息息相关。
吴良镛的父母,带着一家人逃离江苏,饱尝了流离失所的痛苦。为了不荒废学业,吴良镛跟随兄长逃到重庆,在合川第二中学继续学习中学课程。国破山河在,18岁的吴良镛忽然感到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原本打算学国文或美术专业的他,下决心读建筑专业,把重新修整惨遭日寇蹂躏的家园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
1940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受教于鲍鼎、徐中、谭垣、杨廷宝、刘敦桢等我国建筑教育的诸位先驱。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
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吴良镛的心,而“重建”这个概念,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
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油印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到恩师梁思成,吴良镛充满感激之情。
“梁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对事业和国家的热爱,对专业的执着,对学生的诚恳。”吴良镛说,“我记得1945年从云南前线回重庆见到梁先生的时候,他脊椎得了硬化症,背着一副钢架子,不能弯腰,但依然坚持看书、画图、写文章……”
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自此,揭开了新中国建筑教育的新篇章。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信中“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让吴良镛立刻做出了抉择。
1950年底,满怀报国的赤子之情,吴良镛冲破阻挠,几经周折,毅然从美国绕道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回国后,吴良镛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
1951年,吴良镛主持清华大学建工系市镇组的工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重视建筑教育,建议“更有效地更多地培养基本建设的生力军”,其后又多次提出扩大建筑专业、建筑教育结合实践等建议。之后,吴良镛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
与学生亦师亦友,倾注毕生心血做教育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调整,原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规模迅速扩大。吴良镛担任建筑系副主任期间,主持日常教学行政管理工作,从国情和本专业教学特点出发,制定了建筑系的全新教学计划。
1956年吴良镛主持全国建筑学会议,制定“全国建筑学共同教学计划”,在同年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上,提出建筑教育与科研、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
1959年吴良镛创办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1960年吴良镛参与领导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的编写,并主持撰写《城乡规划》教学用书。
1983年,吴良镛年满60岁,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他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吴良镛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间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现在已经30多个春秋,30多年来吴良镛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
他们研究现代西方建筑教育的成就与不足,总结中国建筑教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结构,广泛培养多种建筑人才”“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与生产实践结合”“注意职业教育的地区性”“重视建筑师的社会培养与社会联系”“教学上将建筑设计扩展为人类居处环境的创造与设计”等建议,这既是对建筑教育特点的概括,也是对建筑事业发展战略的倡议。
1988年在吴良镛的积极推动下,清华大学建筑系改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培养出一批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园林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1995年吴良镛创办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积极推进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数十年教学实践的积累和多次国外讲学考察的识见,使他不仅对中国建筑教育的经验教训与发展现状了然在胸,对西方建筑教育的流派论争与对错得失也认识深刻。
1989年,吴良镛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所谓“广义建筑学”就是通过城市设计的核心作用,从观念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要点整合为一,对建筑的本真进行综合性地追寻。并且,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随着规模和视野的日益加大,随着建设周期的不断缩短,对建筑师视建筑、地景和城市规划为一体提出更加切实的要求,也带来更大的机遇。
吴良镛作为我国建筑学专业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1981年又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4年培养出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吴良镛一直与学生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对学生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多次与学生在重大课题中合作,在合作中师生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1999年国际建筑师学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吴良镛被委任为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
当时时间紧迫,吴良镛又有其他任务,他的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武廷海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是:吴良镛每天清早将前一天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这名助手,由助手白天整理,晚上再交给吴良镛,吴良镛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了《北京宣言》。
这个文件获得国际建筑协会的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 宣言”,所以被定为《 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宪章。
标志着“ 广义建筑学”与“ 人居环境”学说已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
梁勤回忆当年吴良镛先生亲自指导他撰写硕士论文的情景,“ 我的硕士论文有11万余字,吴先生从头到尾反复改了3遍,还在论文需要修改的地方做了标记”。他感谢吴良镛对自己的言传身教,感谢母校的培养。
郭璐是吴先生带的博士生,她至今还记得首次与吴良镛见面时的情景,他笑着说:“我带研究生,既要我认识研究生,也要研究生认识我。”当时郭璐尚有些懵懂,后来一直体味,才渐悟其中深意。吴良镛恰是以多年不变的热情与真挚,教导、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他们从懵懂的少年成长为有为青年,由学校走向社会,带着宽阔的视野与体系的常识,满怀深切的社会义务感与报国热忱,投身于祖国城乡建设的事业中。
在吴良镛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资力量也不断得到充实,学生数量不断增加,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很快就成为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建筑教学中心之一。
发展人居科学,守望人类“诗意栖居”梦
年高未曾忘忧国。“让人们诗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吴良镛对人居理想的愿景。
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吴良镛一生的坚持。多年来,从首都北京到古城苏州,从海南三亚到云南丽江,从长三角到京津冀,吴良镛带领他的同事、助手们上下求索、学以致用,践行他“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人居理想。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吴良镛不知疲倦地奔忙着。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良镛常说。
他经常告诫学生:“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
作为中国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的领军者,吴良镛非常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建筑与城市理论的发展之路。他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融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并在1989年出版了15万字同名专著,将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
在此基础上,吴良镛针对城市化日益加快的现状和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格局,创建了“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在这个宏大的体系中,吴良镛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模式。
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这样评价:“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
同样,谈起吴良镛没有人绕得开菊儿胡同,菊儿胡同是吴良镛在规划实践上的巅峰之作,也是他学术道路上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20世纪80年代,北京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
其实,早在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他比较认同“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这一观点。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
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七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胡同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1993年,由吴良镛主持改造的北京菊儿胡同被授予“世界人居奖”,这也是近代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取得的最高荣誉。“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新途径”,评语这样评价吴良镛在保留传统四合院与创造宜居环境中的创举。
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吴良镛说:“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吴良镛在很多场合都在强调,“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许多城市管理者经常给吴良镛打电话,征求他对城市规划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待。
“自古太守多诗人”,对于城市管理者,吴良镛期待:“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回顾历史,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随的,人居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建设。吴良镛曾提出:“美好的人居环境与美好的人类社会共同创造”,就是意图将人居建设与社会进步的目标逐步统一起来,各种设施的建设无不源于美好的人居环境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吴良镛院士表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取得实质性改进。美好生活离不开美好的人居,人居环境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与获得感。人居科学可以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我们迫切需要发展人居科学,推进人居环境建设工作。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少有的坚强”,这是多年前林徽因先生对吴良镛的评价。
“我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吴良镛如是说。
2008年夏天,86岁的吴良镛不顾年事已高,到自己主持设计的南京红楼梦博物馆施工现场指导。在难耐的酷暑高温中,他突发脑梗(中风)。
“在北京天坛医院,他苏醒后的第一件事,是把我招呼到跟前,嘱咐我要抓紧进行当时的一个研究课题——奥运前后对北京城市影响调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朱文一回忆至此,唏嘘不已。
吴良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连医生心里都没底。谁也没有想到,在医生的精心医治下,他凭借惊人的毅力,硬是挺了过来,写的书法更有韵味,医护人员连称“奇迹”!
耄耋之年,他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坚强。上午看书、看报纸,下午坚持做康复运动、练习书法、绘画,而思考工作的时间,一般被放在了早上。吴良镛在书法、绘画方面的造诣颇高。中风后,得益于这两项伴随一生的爱好,在康复中起到了奇效。
作为建筑教育家,吴良镛培养了一批批领军人物和骨干人才,引领学科发展,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国际先进地位。展望未来,师者吴良镛也对当代青年学生提出两点期望:“一是要有对事业的热情和忠诚,二是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