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宁的婚礼 大哥郑卫宁 生死边缘的无憾人生
深圳新闻网(2012年)9月19日讯 (记者 王海婷 实习生 余敏)第一次见到郑卫宁,他从椅子上站起,略驼着背向我走来,萎缩的双腿令他的裤管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接着他给我很有力道的握手和大大的笑,镜片后面眼睛里的笑意,有看透生死的达观,令人震慑。
如果将人的身体比作笼子,郑卫宁就像是一只关不住的鸟,自小的生理病痛折磨他,困住他;生活的苦难折损他,仿佛老天都看衰他,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去飞翔。
借着互联网给他的“翅膀”,他将最初只有5名残疾人的“残友”,发展成世界级的残疾人高科技就业平台,为3700名残疾人开启了全新的有尊严的生活;他被国家主席接见5次,头顶拥有无数荣誉光环,却最看重作为“全国劳模”的那一个;作为公司创始人,他从不让员工叫他“郑总”,却乐意别人叫他“大哥”,这位大哥用自己的一生,带着残疾人朋友攻坚克难,活出各自精彩的人生。
“不一样”的孩子
从有记忆开始,郑卫宁就知道自己的不一样,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奔跑,甚至连正常的走路都要很小心。
1955年郑卫宁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但也是一个有着家族遗传病史的家庭。舅舅和外公都患血友病,没活过47岁就过世。带着这种遗传病传男不传女的独特规律,郑卫宁中招了。“我妈给我喂奶,我喝着喝着满口鲜血,她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血友病孩子。”
这样的病痛与生俱来,根本无需考虑“适应”这一伪命题,但郑卫宁却觉得庆幸,“往往是那些半路‘出家’的人更痛苦,我的病痛与生俱来,早已习惯。”
每个人的第一步都是从一岁左右无数次的摔倒开始的,郑卫宁的第一步却迟来了13年。“因为血友病从小就被告知不能摔跤、不能磕磕碰碰,也丧失了学走路的机会。”13岁之前,郑卫宁只能坐地爬行,站立行走、奔跑对他而言是天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及。
因为行动不便,小时候的郑卫宁不曾走进学堂去识方块字。“小时候认字就是看哥哥姐姐的书,自己学习。汉字对我而言就是文字符号,我不知道它怎么读,没斟酌它怎么写,但是看的次数多了,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这样用郑卫宁特有的“恰似其意”的读书法,他在9岁之前就读完了四大名著。
“从书籍中获取的养分深深地滋养着我,也激励着千百万如我一样身患残疾的朋友们,一路坎坷,一路高歌,一步步去超越自我,实现梦想。”
而之后的文革十年,则让他彻底失去了步入校门的机会。“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却依然无法走进学校。也是因为文革,我变成了残疾人。”文革期间,郑卫宁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那时候发病了只能躺在床上流血,看着关节肿得比脑袋还大,直到它自己停止。没有药吃,没有血输。”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妊娠纹慢慢爬上郑卫宁的皮肤,腿也开始萎缩,最后残疾。
为了抵御病痛和心灵的寂寞,抽烟成为郑卫宁多年的习惯。
为保命下深圳
郑卫宁所患的甲型血友病又叫第Ⅷ因子缺乏症,是一种严重的遗传病。患上这种病,几乎注定一生都在不幸中度过:全身缓慢持续渗血,出血部位极为广泛,常常反复发生,形成血肿、关节变形,患者的死因多为颅内出血。
1995年,为了能让郑卫宁安全输上含有凝血因子的新鲜血浆,72岁的老母亲带着郑卫宁来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南国深圳。当时的郑卫宁并未料到,这个城市除了能让他活下去,还会给他带来什么。
90年代,年轻的深圳正沿着崭新的轨道飞速奔跑,这于郑卫宁几乎静止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郑卫宁感觉自己被远远的抛在后面,虽然能够借着轮椅勉强前行,却不知该走向何方。
为摆脱内心的寂寞和空虚,郑卫宁不停读书,上电大,学完中文后继续学法律、学企业管理,不断的学习难以填充那种很糟糕的感觉,“那段时间几度抑郁,三次试图自杀。”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郑卫宁不断地抽烟,他说这是他很小就养成的习惯,为了应对痛苦,也为了填补空虚。
“因为残疾,耗尽家财,由亲人背负,徒然奔走于医院与药店,仍旧无望地寸步难行,蹒跚难立于社会,孤独自卑地苟活于世,无为一生!这种苦难谁人能解?”此时郑卫宁写下的文字充满了悲观和沮丧,如何在深圳这块热土上找准定位,活出自我?成为每天敲打神经的难题。
上帝的“礼物”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互联网就是属于残疾人看向外界的窗户。”
90年代末,网络在国内逐渐兴起。1997年诺基亚公司负责人的一次演讲将郑卫宁带入了互联网的世界。“没有互联网,人在知识的海洋漂泊;有了互联网,人在知识的海洋畅游。”
这句话至今清晰地印在郑卫宁的脑海里,如同当初一样崭新。初次接触互联网,网络带给他的冲击力更令他惊喜若狂。
“血友病让我感染了丙肝,国内的治疗方法一直不起作用。后来我竟然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台湾一位名医关于治疗丙肝的资料。”透过电脑屏幕,郑卫宁发现足不出户的他也能做许多事情,脆弱如玻璃的身体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却能利用网络这个无障碍平台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此,郑卫宁被互联网深深吸引。
从他这里开始,互联网变成了残疾人的腿、眼睛、甚至翅膀,让一个残疾的身体也可以御风飞翔。
1997年,郑卫宁找到另外四个残疾朋友,在自己的家成立了创业大本营。血友病、半身瘫痪、肌肉萎缩、侏儒、脊椎重残又如何?他们仍然有健全的大脑,与常人相比,他们甚至更为专注,“这是上帝赐予残疾人的礼物。”
事实证明郑卫宁的选择是对的,5个残疾人的联合,开启了一个集团的历史,也打开了无数残疾人新的生活篇章。
这家以软件开发制作起家的公司里,每一位员工都是意志坚毅之人,在通往美好世界的路上,他们愿意付出比正常人多几倍、几百倍甚至成千上万倍的努力。
残友集团一天一个“妈妈菜”
“残友”是家
经过“残友”人十五年艰苦卓绝的砥砺拼搏,“残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有一台电脑,五个工作者的“小作坊”。如今的“残友”是一个拥有33家社会企业,1家基金会和8家社会组织的大型公益社企平台。
2012年9月10日,一场以“感恩奉献,自助助人”为主题的CMMI 5级评估成果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无数业界目光,这也标志着残友——这个由残障人士组成的软件团队,成为了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小企业,“这一荣誉,甚至为华为、中兴所垂涎。”
谈及残友集团取得的成就,郑卫宁显得格外兴奋和自豪。“这是残疾人才能取得的成功!”郑卫宁说,对每个“残友”人而言,公司就是家,是他们自己一砖一瓦筑建的拼搏园,“在残友,没有人叫我的职务,都只叫我‘郑大哥’。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家庭,没有职务,没有上下级,有的只是兄弟姐妹。”
与一般公司在企业文化中 “以企业为家”的口号不同,残友人是真的把公司当成家。因为这里有家一样的温暖。
残友公司实行工作和生活一体化制度,集团员工大部分在内部过着集体生活。公司不仅专门雇人每天为员工洗衣服;还有专门人员为员工制作“员工妈妈菜”,每一个员工都可以给食堂提供菜谱,大师傅照着做,直到做出了“妈妈”的味道,公司就把这个菜纳入食堂的菜谱。
“现在食堂有一百多个菜,可以保证一天10个菜,15天不重样”。此外,公司卫生间淋浴龙头下放有座椅,残疾员工可以盘坐洗澡……细数公司人性化的管理,郑卫宁一脸自豪。
公司不仅为员工提供与常人一样的8小时工作,在8小时之外,为了拓宽残疾人的社交生活,公司也为员工做了许多贴心的安排。每年5月20日,残友都会为公司员工举办集体婚礼,“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对是内部消化,其余的员工的另一半可都是社会人士!”
郑卫宁经常随身携带吗啡片,想着少输点血,能熬的过就熬过去。
此生“残而无憾”
“生命和死亡都是人生的一对翅膀,只有都思索领悟了,才能自由飞翔。”
50岁,是血友病人的生命极限,而今已57岁的郑卫宁被称为医学上的奇迹。“每次去医院输血都会被新来的实习医生围观我这个‘大奇迹’。”郑卫宁笑道,对于死亡,没有任何畏惧。“我很清楚自己将会如何死去,只有对自己的死亡无预期才会恐惧。”每天早上能够正常醒来,看到当天的阳光,就会感恩自己还活着,又多赚了一天。
而“残疾人”——这个压抑了千年的群体在新经济年代的深圳神奇地崛起,而这一切是由郑卫宁开启,就因为这些,郑卫宁说,“就算我的生命明天就会结束,但我此生无憾。”
活到50岁,这个中年男人已经获得了比别人一辈子还要多的光环和荣誉,而他最为看重的是“全国劳动模范”。
“我是第一个坐轮椅的全国劳动模范,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我绝不是最后一个登上领奖台的残疾人全国劳模。”郑卫宁相信,时代变了,在数码经济时代,任何人都能够创造社会价值,残疾人也不再是当年混吃等死的“废人”。
“互联网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让我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也一定会让更多的残疾人成为劳模。”
如今的郑卫宁已经到达血友病晚期,平均两天就需要去医院输血一次,鲜血很贵,为了节约开支,他经常随身携带吗啡片,想着少输点血,能熬的痛就熬过去,可谓游走在死亡边缘。而事实上,从他出生到成长、奋斗的每一步,死亡一直如影随形。
他于去年辞掉了自己所有的职务和头衔。2007年,郑卫宁以遗嘱形式将其创办的残友集团中的90%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以及“残友”和“郑卫宁”的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通过律师公证全部捐赠,并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让基金会控股企业成为企业的股东和“老板”,实现企业收益通过基金会决策,为残疾人员工提供生活及长期服务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