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家的童养媳 没有汉唐专权之势 宋朝的宦官都在做些什么
宦官为害之巨大,世人常说汉、唐、明三代。东汉、唐末的宦官势焰之大,左右朝堂、军队,天子立、废、生、死都操之于手。自唐之后,历经五代、宋、元,宦官仍在朝堂占有颇居影响的地位。至明永乐年开始,宦官开始用事,历时最久,但势焰远不如汉、唐。及至清代,因袭明制,但对于宦官却一反明代所为,管束甚严,立有宦官不许出京之戒,已无此前的豪横。
宋代(本文以北宋为例)其阉党之祸虽远不及汉、唐有影响,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中同样参与广泛。在《宋史∙宦官传》开篇中就提到“然而宣政间童贯、梁师成之祸,亦岂细哉!南渡苗、刘之逆,亦宦者所激也。”
北宋立国之初,鉴于之前唐末宦官祸国殃民、为祸亡国的历史教训,“对其深以为戒”,规定宦官不予参预政事,应担当“禁庭洒扫之职”,从人数、组织机构、职掌以及官阶等方面,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宋史∙宦官传》中开篇第一句就说“宋世待宦者甚严”“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这时的宦官手中的权力还很小,没有能力去专权干政。
不过这些都是相对而言,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唐末的藩镇拥兵,五代的政权割据,让他有感于骄兵悍将之霸道,因此,他对身边武将是多有猜忌。为了改变唐末五代时期,君弱臣强的局面,赵宋皇帝对行政机构、军事指挥、财政管理、官员选拔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就这样,宋朝的兵权收了、财权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是收缴兵权,使将不专兵,兵不识将,一架庞大冗余的行政、军事统治机器和重文轻武的行政体系就这么建立起来。
而且,为了避免“黄袍加身”再次上演,赵匡胤及其后人还是把防范、抑制武将放在了首位,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说是唱了出好戏。其后,利用宦官参预军事成为了较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宋朝建国伊始,这些宦官主要是来自陈桥驿兵变后留用的后周宫廷宦官人员,根据《宋史∙宦官传》宦者一中的记载,如窦神宝、王继恩、李神福家族、阎承翰、张继能家族、石知颙家族。
如宦官李神佑“乾德五年(967年),征太原,负御宝从行”, 开宝二年(969年),又从征太原,下诏征收军储,及虑而扰民,“令神驰驿止之”。开宝三年(970年)时,宋军攻打南汉时,李神佑随军负责赏赐,获胜后,又负责押运南汉的财宝回京城,之后,又随宋将平叛南征等。
不仅是李神佑,像张崇贵、窦神宝、卫绍钦、李神福等,还在各处征战过程中,督战、督运粮草、统兵应援、兴修工事、宣慰安抚直至亲自上阵。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时,宋朝兵马包围太原,太宗赵光义亲自督战,一众宦官也随军出征,卫绍钦“从征太原,命督诸将攻城。刘继元降,命领骁卒先入城,烧其营栅,迁殿头高品。”韩守英“初为入内高品,从征河东,数奉诏至石岭关督战,取隆州,迁殿头。”
柴德庚曾说“北宋四十三人(宦官)考之,领禁兵立功者凡二十七人,此又前史之所无”。这些宦官由于军功显赫,势力渐渐有所抬头,在皇帝身边对军政大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自宋太宗雍熙北伐时,这些宦官还有了一定的实际职务。
通过《宋史∙宦官传》中记载的窦神宝在雍熙、淳化年间在宋太宗身边参与边事机务的一些内容可见一斑,“雍熙中,朝廷遣使绥、宥、麟、府州,募边部愿攻契丹者,赐以金帛。神宝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边隙。」乃止。俄转殿头高品。淳化中,使河东,阅视堡栅兵骑。慕容德丰自邢台徙延州,未至郡,诏神宝乘传权州事。”这里的窦神宝不仅说话有份量,还有了出使阅兵、管辖州郡的权力。
到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役后,依然有宦官参与临阵指挥与沿边守备的职务。如石知颙“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为并、代州钤辖,迁庄宅使,徙镇、定、高阳关钤辖”。
据统计,北宋一朝宦官担任钤辖一职的有十四人,担任过都监一职的有十六人,担任巡检职务的有八人,还有担任监军职务的六人。钤辖、都监、巡检使这些都是级别不同的地区统兵。到澶渊之盟后,更是出现了担任任防御使、观察使这样中高级级别职务的宦官,这就使得宦官有了典兵之权,大大增加了自身的权势、地位。
不过,这一时期的宦官势力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赵宋皇帝还是有所警惕的。《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二十六》记载,宋真宗曾说谓辅臣曰:‘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与,不使过分,有罪未尝矜贷,此辈常亦畏惧。
事实上,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针对宦官及其属下侵害民利、滥杀无辜,在军中多挠帅权、争权夺利,陷害武臣的种种不法行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往往是根据宦官的个人表现而定,并非一棍子打死,毕竟皇帝们既希望军队能够打胜仗,也希望自己能够牢牢地掌握兵权。
这里面还是有一部分宦官在军事活动中是有良好表现的,从皇权角度而言,有意识地通过阉将们对军队尤其是武官加以监视、打压,实行的基本上是削弱与压制政策。换言之,北宋统治者在抑制文臣武将的同时,其实也抑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宋朝在边境上大力推行“营田开渠”以此为御戎之要。仁宗一朝时,宦官群体曾在河北主管屯田或是开凿池塘工作。客观地说,这些宦官也的确为北宋的边防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过,摁下葫芦起来瓢。这时的北宋王朝内部矛盾频发,西线又战事不断。北宋政府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鼓励熟谙韬略、身怀武艺的文臣改转武职,实行文官统兵。其中,有“诗书之将”之称的刘平出任任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副总管,宦官卢守勤任钤辖一职,结果在仁宗康定年间的延州之战中被西夏李元昊打的一败涂地,刘平、石远孙部全军覆没,卢守勤也从钤辖降为了都监。
但毕竟卢守勤是宦官,朝中有人好说话,后来还是“复恩州防御使,迁利州观察使,历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钤辖。”
庆历七年(1047年)时,贝州发生利用弥勒教组织的起义,宋仁宗以文彦博为安抚招讨使,宦官梁从吉也参预了此次平叛行动。到宋神宗时,参预军事的宦官人数至少达到十六人,几乎达到了历朝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其中以宦官李宪最有代表性,以监军起家,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活跃在北宋西北战线,多次与西夏交锋,高居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统兵开边,“军前诸将皆受宪节制,其实大帅”,算是时任宋朝以来权势最大的宦官。
不仅在军事领域,在政治领域宦官势力也被卷入其中。一直以来,宦官和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是两个不同利益的群体,两者是即对立又勾结的关系,但多以斗争为主。从宋仁宗、英宗、神宗再到哲宗,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趋激烈,加上皇帝的主导思路又多变,这期又出现了阎文应、任守中、石得一、李宪、王中正、陈衍、高居间、宋用臣等一批宦官也卷入其中。
这些宦官掌握大权后,文官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出现士大夫与宦官相互勾结的现象。
如,神宗一朝,宦官李宪用事,“朝廷之威福权令持于其手,官吏之废置用舍出于其口”。又如宦官阎文应涉足宫廷之争,与宰相吕夷简密谋,怂勇宋仁宗废掉郭皇后,而吕夷简正是当时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的政敌,促成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部分宦官无法恣意索取、从中渔利,从而也随各派卷入了激烈的党争之中,肆意攻击王安石。例如,宦官陈衍充任宣仁太后爪牙,参与政权争斗,反对变法。宋哲宗即位后,忽而支持旧党忽而支持新政,元祐年间党争不断。
有御史弹劾陈衍在宣仁太后掌权时,是“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结果是宰相章惇兴起大狱,“诬元祐诸老、大臣,云结衍辈以谋废立。”结果是没审出什么有力证据来,“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两宫,斥随龙内侍十余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动摇,大逆不道。乃诏处死,令广西转运使程节莅其刑。”
在北宋后期,这时的政治已经相当腐败,土地兼并现象激烈,国内矛盾尖锐,而宦官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和六年(1115年),由宦官杨戬设立了第一个公开掠夺土地的机构-西城所。
到宋徽宗时,“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之中已有三贼是宦官,宦官童贯、梁师成等在政治方面得到了很大范围的信任和重用。到徽宗时期,军政大权几乎全部握于宦官童贯、谭稹等手中。他们不仅在干预朝政、利用皇帝的信任和手中权力谋取私利,还与宰相蔡京勾结,谋取军功,排挤打压反对自己的文臣武将,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使得本就风雨飘摇的北宋社会政治更加黑暗。
童贯,本从小在宫中当太监,为北宋宦官首恶,此人出身宦官李宪之门。善于趋炎附势,望风使舵,得到蔡京信任后,屡被提拔,到政和元年(1111年)时,被提拔为了校检太尉,还提任出使辽国的使臣。回国后,得到了火箭式提拔,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晋封太傅、泾国公,权势之大盖过丞相。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后因为镇压方腊起义有功,被封为太师,手握兵权20余年。
梁师成,习文法,稍知书,受到宋徽宗的宠信,得中进士,不仅如此,开宦官参加科举考试登堂及第先河。其后,梁师成得以升任晋州观察使、兴德军节度使,又再升为太尉、太傅,权比宰相,人称梁师成为“隐相”。后来,宋徽宗发现宰相王黼(六贼之一)与梁师成相勾结,同为六贼之一的朱勔又趁机攻击,导致宰相王黼被罢官,梁师成失宠。
梁师成后来转投太子赵桓,才得以保全其身。童贯、梁师成、李彦等宦官既得志于政治、军事领域,在干预经济领域便也是易如反掌,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大兴土木、谋取私利,在国内吞噬民田、强占土地,导致北宋社会民不聊生,社会政治更加黑暗,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权的灭亡。
北宋何以“无”阉祸?
自古以来,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宦官能够在北宋一朝势力逐渐膨胀,到最后为所欲为,不仅反映了赵宋皇帝一贯抑制武将的施政方针,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宦官与文官集团以及皇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但北宋的宦官为什么没有取代皇权而成为皇权的对立物呢? 这其中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
首先是皇权的主导始终在皇帝手中,并未旁落他处,宦官的权势也始终被控制在皇权范围之内;其次,加上相权的制约以及文官武将集团的制衡,环环相扣的防范体系,使得宦官很难再找到干预朝政、擅权祸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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