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民主建国军 民主建国军在王村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高树勋率领新军一万余人在邯郸马头镇起义,史称“国民党起义第一军”。高树勋起义,给予国民党军队很大的震动。高树勋起义后,毛泽东主席建议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仍用新八军旧名,最后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当时河北武安县还举行了庆祝“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高树勋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

 起义后,民主建国军驻扎在郊区等村张庄、黄碾、南天贡、李村、高庄,但总部设在王村。当时,高树勋及其夫人刘秀珍还有总部驻在王村地主宋世贤的大院里,随总部驻在王村的还有总部直属八大处,参谋处、军务处、副官处、军法处、机械处、生活处等。1946年,高树勋写了入党申请书,由邓小平、薄一波为介绍人,经党中央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王村,高树勋曾经接待过一名外国著名记者的采访,他说:“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的公馆里有暖气,而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几杯白兰地,现在呢,只能偶尔喝一杯‘白干儿’。

”可见当时他的部下生活就更是艰苦。尤其中上层军官,虽然在战场上掉转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是一下接受不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受不了共产党的纪律约束。根据地的群众与共产党的部队相处久了,自然容忍不了这种带有浓厚军阀习气的部队,尽管它已经“起义”。

于是其驻地附近许多村的群众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树勋的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

但是,派去的政工人员,在态度和方法上采取了解放区土改工作的方法,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高树勋手下的中、高级军官颇有怨言,因此,政工人员猜忌高部有不轨行为。

       高将军身材高大、方脸、体质结实,双目炯炯有神,爽直朴素,平易近人,正气凛然,很有一派儒将风采。

据村里老干部和老百姓回忆,今天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些事:民主建国军,是国民党的杂牌军,一些军人还有旧军人的不良习气。初来时,生活处需要一口大锅,他们不是借,而是派人到小型合作社把一口榨油的锅给抢了来,群众十分气愤,高树勋知道此事后,当即把那些抢锅的人叫到总部,严厉训斥了一番,他严肃地说:“我们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了,我们是民主建国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就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些生活处的人听了十分惭愧,随后,他带着他们到老百姓那里,向他们赔情道歉,并将抢来的锅奉还,从此以后,高树勋将军以此为由,对部队进行教育,八路军政治部也帮助他,整饬纪律。

 高树勋部队抽大烟现象也很严重,一天,政治部张力之主任向高树勋又提起此事:“你说,我们三番五申以后,还有没有抽大烟的?”高树勋说:“没有了,再有人敢犯,我军法从事。”谁知张主任闻听群众反映多,心中有底,当时争辩恐怕让高将军下不来台,就想着哪天让事实说话,一天早上,张主任组织以王村村干部张云贵为首的民兵,乘部队开早饭的时间,以查户口的名义,冲进了王过继院的生活处。

可巧碰上生活处的处长,正在床上斜卧着身子,点着烟灯,咕噜咕噜地噙着烟枪,美滋滋的云里雾里。

张云贵随即以政治部的名义,端了他的烟灯,送到了高树勋那里,高将军见了烟灯,想起在张主任那里说过的话,大发雷霆,当下将这个生活处的处长传到总司令部,对他进行了一番训斥,他说:“我说过,不管谁在抽大烟,我要军法惩处,今天就从你开始。

”这个生活处的处长十分害怕,张力之主任也在边提议:“教育为主,先是教育然后再军法惩处。”高树勋看在张主任的面子上,让生活处处长蹲了几天禁闭才算了事。

为了更好的适应八路军的生活的,在政治部的倡导下,高树勋领导民主建国军全体官兵,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大生产竞赛运动。高树勋将军身先士卒,亲自带头参加生产,为全军做出了榜样,开荒、种菜,纺纱织布,很有一种南泥湾的精神。原驻黄碾的民主建国军第二军军医处主任李云卿先生说:“我十八岁就参加国民党,从戎多年,还没有见过军队还要大生产,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开始,也是不适应,但是逐渐的,居然也能盘起腿,在架起的纺车前,有板有眼的纺起线来,回忆起来,感觉真有意思。”他还说:“当时,在故驿的第二军三团,在大生产运动中,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团,三团的团长还赢得了模范团长称号呢?”

从1946年春天,到1947年春天,高树勋部队在上党地区驻扎有一年多,这个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深入的开展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王村在党领导下,也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土改高潮。斗地主,分田地,诉苦会,搞的轰轰烈烈。

这期间,政治部曾经派王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崔宽心同志到民主建国军总部,邀请参加村里的诉苦大会,跟随的还有高夫人刘秀珍以及副司令刑肇堂等,他们到会倾听群众的哭诉,觉得很有必要,对群众的苦也深表同情。

高树勋将军出生贫寒,也深知老百姓的苦,他认为开展诉苦大会很有必要,但是他认为斗争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要把斗争扩大化,他说:“要注意方式,不要在发生打死人的现象。”高树勋对土改运动中的左倾现象,提出了自己诚恳的批评建议,实在是难得可贵。

高树勋认为战士参加一下诉苦会很有必要,他的意见受到了政治部和王村党支部的高度重视,战士们有时三五个,有时十多个,甚至二三十个,轮番听诉苦,后来,有的战士听了诉苦大会,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不再停留在过去那种旧思想,对官兵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军队生活的未来,他们充满了向往。

这一年冬,王村土改后,青年积极参加解放军,当时,送新兵,村上没有新战士骑得马,高树勋依然把骑兵连的大红军马拨出十多匹,让欢送新兵,军民关系大大改善。

高树勋生日,在王村天主教堂西社房院,由王村党支部牵头,特意为他举行了五十大寿纪念活动。那一天,春光融融,由高树勋夫人刘秀珍、副司令刑肇堂作陪,大家在一起欢欢乐乐,共祝将军健康长寿。军民同桌饮宴,共叙相聚之情,王村党支部书记崔宽心一般人也加入其中,他属鸡,大家就杀鸡做了鸡宴以示祝贺。

 但在“民主建国军”内,国民党不甘心其失败,混杂其中的特务时常做一些小动作,以达到他们破坏民主建国军和八路军之间关系的目的。

1946年6月,先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刘月亭导演了一出恶作剧,他指使他的同伙李继业,冒充八路军偷吃老百姓的柿子,挑起军马纠纷,他还打骂群众,甚至向群众开枪,当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及时赶到,制止了这起不小的骚乱。后来,当初起义的联络人,地下共产党人王定南,向高树勋讲述了这事,一向军纪甚严秋毫不犯的高将军很是愤怒,两眼冒火:“我枪毙他!”王定南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没有枪毙一个人,但是扣薪水,罚军棍,坐班房,因其情况还是处罚了。

此后,军中怨言四起,有些人专门造谣生事,这其中就有军务处长袁家洪,他们故意煽风点火,竟然有人提出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主张独立闹革命,甚至还要挟持高树勋,劝他也反正,重新投靠蒋介石。

正好当时王定南到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和邓小平那儿反映情况。王定南一走,袁家洪闹得更凶,他们是肆无忌惮的造谣,说什么王定南遭绑架,竟然拉一部分军队拉出村口,说要攻打长治城。

这时,正好王定南在军区办完事回来,听说此事,只身闯入叛军队伍,揭穿了敌人的阴谋。高树勋闻讯,带着特务营营长孙元儒等也及时赶来,碰上了一伙伪装成农民模样的人,那领头的正是李继业,高树勋气不打一处来:“李继业,你在军中捣什么乱。”一个民兵走上前抓住了他,另一个民兵上去,两个人一起抬起他来,往高处一颠,大声喊:“李继业,老实交代。”李继业吓傻了,颤抖着说:“不怪我,都是刘月亭让我干的。”高树勋命令立即抓捕刘月亭,刘月亭很快被捆着抓来,见事情败露,刘月亭没等高树勋等人开口,先自认罪:“老蒋逼我干的,饶命呀,高司令。”高树勋的举动,使袁家洪一伙感觉不妙,这样的动作就少了许多。

不过这件事情导致民主建国军和八路军相互有了猜忌。特别是不懂政策的一些中下层干部。

当时因为解放区的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晋冀鲁豫军区派去的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手指头,高度绷紧的政治神经使这位保卫干部认定,这位连长是在向特务发暗号。

于是,这位形迹可疑的连长立刻被拘捕关押,严刑逼供下,招出“民主建国军”内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一些营、团级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 凑巧的是,高树勋的司令部确有国民党特务前来策反,来人是高树勋原来的一个师长。

他从西安来,带信给高树勋,让他“弃暗投明”。 高树勋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将信立刻送交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了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便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高树勋有口难辩。

这更加重了军区政治机关的怀疑。军区领导当即做出内部决定,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防止他有异动。 此时,蒋介石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围攻,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几乎带走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的主力部队。

太行山上只留下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痊愈的徐向前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委,共同主持工作。 民主建国军“兵变”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此时,前方又传来徐州警备司令郝鹏举被国民党策动叛变的消息。形势逼人,来不及多想,军区首长当机立断:“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这位军区领导说的郝鹏举,原来是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

一九四六年一月起义后,次年即“兵变”,再度投诚国民政府。 为了解决“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一九四七年六月,晋冀鲁豫军区调来驻扎在晋城的新四军李先念部第五师第十三旅和第十五旅,共七个团进驻长治,以防不测。

六月十四日清晨,晋冀鲁豫军区派一个团去抓高树勋,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了。

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枪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妻子刘秀珍抱怨说:“完了,完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高树勋一边命令不许开枪,一边斥责妻子:“你懂个啥?不要怕,不会有啥事?”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晋冀鲁豫军区驻地,继续审查,并被囚禁。

    高树勋被关押后,政工人员继续深挖。于是,一批又一批的起义军官被秘密逮捕,陆续被送到设在潞城神泉村的训练营审讯。

这些军官多数没有扛住,又是一通乱招供,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军官的级别越来越高,一时间“民主建国军”驻地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在策反高树勋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地下特工王定南,也没有逃过这一劫,被五花大绑送到神泉训练营,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兵变”。

王定南拒不承认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罪名。坚持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了六年,直到一九五三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来。

后任政务院内务部专员,离休前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到各解放区,传到国民党军队中。国民党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这就是叛变的下场。

后来,晋冀鲁豫军区重新派人对“民主建国军”“兵变”事件进行复查,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高树勋被关押后,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半年多后得以解脱。

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一九七二年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 “民主建国军”“兵变”问题,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才以邯郸起义三十八周年纪念大会的方式予以平反。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在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的同志时说:“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

他的功劳很大。”作为当年晋冀鲁豫军区的政委,邓小平的评价为民主建国军“兵变”问题划上一个较为公正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