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国的黑帮人物—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1930年农历三月初五,禹作敏诞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他兄弟4人,排行第三。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

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

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

1979-1982年,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

 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 1985年-1987年,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1987年9月,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并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

 1988年,任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9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 1992年底,被《半月谈》杂志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当时的大邱庄成了远近来学习的典范,禹作敏每天都要接待上千人(二十几拨),他当时说话财大气粗,例如有媒体报导他说过四句流传很广的顺口溜:“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但这句话不是搞企业管理的人要说的,但在禹作敏看来,他这就是在搞企业管理,而且是一种新理念。

这四句话一传出去,就遭到了媒体的批判,但他不在乎,在他的眼里,别人都是红眼病。禹作敏满腹经纶而且还有农民式的善辩奇才,他当时不是认真地研究怎样办好企业,而是热衷于表述成绩。但令禹作敏没有想到的是,老祖宗说的那句话应验了,禹作敏很快就烦恼来了。

让禹作敏烦恼的事是因为大邱庄出了一桩人命案开始,那是1992年下半年,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因病死去,还有许多的财务问题没法说清除,但禹作敏要严格审查万全公司的有关人员,禹作敏派去了四个人去审核,这四个人在审核的过程中他们认为一个叫危福和的业务员有贪污公款的问题,但由于经理已死,危福和不承认。

他们四人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便把危福和关押起来进行审问,审来审去危福和就是不承认,他们拳脚相加,结果把危福和打死了。这件事禹作敏知道后,便让报告了静海县公案局。天津市公安局在接到静海县公安局的报告后,立即派出公安民警前去刑侦。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大邱庄有人阻止公安人员破案,后来越闹越大,天津公安考虑到大邱庄有一个猎枪厂,担心有安全问题便出动了武警部队,而大邱庄人设置路障抗法,后来这件事惊动了中央。最后,由天津市委领导干预与禹作敏对话,才平息下来。而且在这件事处理过程中,还发现了另一桩人命案。在这些事件中禹作敏不但没有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办案而且还多次包庇罪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庄主”。最终,他也走向了不归路。

 1993年8月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因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力两年。

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来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老谋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书记要找他谈话的电话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前往。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不测事情,他带上有一身武艺的贴身保镖史明生,并挑选了3名随从(李向军、朱振凤(女)、杨会阁)与县委书记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 

行至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只让禹作敏的车进去,其它人一律远离。禹作敏虽然感到不祥,但只能从命。车子在院内停稳,他跟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进入指定的房间。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市委书记,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

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只好束手就擒。 审问禹作敏案件的是天津市公安局47岁的公安干部罗振岭。在没审问禹作敏之前,他预先审问了原万全集团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并通过3次和禹作敏“较量“,审讯者便完全占据了主动权。

 4月21日,禹作敏走进审讯室,罗振岭宣布:“根据你的罪行,经天津市公安局呈捕,报送天津市检察院批准,决定对你逮捕。这是逮捕证,你签字”。禹作敏站起来,写上姓名、日期,并按上自己的指纹。

由于紧张,误把1993年写成1933年。经公安人员指出后,他才改正过来。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就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人进行公开审理的同一天,新华社播发题为《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实》的长篇通讯。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

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嗣后,《法制日报》、《天津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报刊也对禹作敏被判刑发表了评论文章。 

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后来,禹作敏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河医院实行保外就医。在那里,司法部门给予了他较宽松的环境和较优厚的待遇:天河医院专门腾出带有会客室、卧室和卫生间的3个房间供禹作敏和他的老伴居住;他每天都能看到报纸,了解国家大事。1997年春,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司法部门曾允许他回家探望。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因心脏病忽然发作,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