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人的子女 覆盖党旗的时候 回忆爸爸陈正人
原标题:覆盖党旗的时候 回忆爸爸陈正人
在爸爸去世七周年的时候,经党中央批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爸爸为党战斗了四十八个春秋,这是党给她儿子的崇高荣誉。我们凝视着这鲜红的党旗,凝视着爸爸的遗像,爸爸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一幕幕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爸爸在大革命时期就投身于革命。一九二三年,他在江西吉安阳明师范读书时,参加了学生运动。他追求真理,不畏强暴。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斗胆直言,大骂军阀朱培德。朱培德获悉后,立即派警察去抓他。警察一到校门口就问:“你们这里有个陈正人吗?”恰巧站在警察面前的正是爸爸。
他机智地回答说:“你问老师好了”,趁机跑了。他先后几次以“宣传赤化”之罪被学校开除,被江西省督办通辑。斗争使他更加坚定,一九二五年,他参加了CY(共青团),同年转为CP(共产党)。
党组织派爸爸回到家乡遂川县工作。他和王遂人等同志一起,日夜奔忙,走乡串户,组织工人、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上夜校,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发动群众起来作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遂川县农民协会、商业协会、总工会,开了群众大会;成千上万的人,把遂川县城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爸爸和群众一起,捉了县长,将他戴上高帽子游街。工农大众扬眉吐气,土豪劣绅丧魂落魄。
就在这一年,遂川县建立了我党的第一个特别支部,爸爸任特支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党号召拿起武器,举行暴动。在“八一”南昌起义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和曾天宇等同志,组织了“万安暴动”,建立了万安游击队,爸爸任党代表。
有一次,爸爸得知遂川县的革命青年被国民党县政府关进监狱,即将枪毙的消息后,迅即回到遂川,设法营救。他和王次楱等同志一起,兵分两路,打死了守城门的卫兵,冲进了监狱,把革命青年营救出来。从此,爸爸的名字威震遂川、万安一带。土豪劣绅到处张贴布告“活捉陈正人”。爸爸毫不畏惧,继续战斗在井冈山下。
一九二八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攻克了遂川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遂川县委,毛泽东同志建议,将爸爸从万安调回遂川,并成立了遂川县苏维埃政府,他任县委书记。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爸爸起草了县苏维埃政府《施政大纲》,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
不久,爸爸随部队上井冈山,担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成为开创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红军主力撤出井冈山后,在那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和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等同志坚持斗争,领导各县、区党委和游击队奋起抗敌,坚持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鼓舞了人民。
一九三○年以后,爸爸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同时,他积劳成疾,有几次,肺病发作,濒于死亡的边缘,但是,他顽强地战胜了疾病,又活下来了。
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经苏区中央分局陈毅等同志决定,爸爸转移到白区,以教书为掩护,一边教书,一边治病。
一九三七年五月,爸爸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周恩来同志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太好了!正人同志,真没想到你们还活着呵!”周恩来同志很快把爸爸送回延安,并且还给我妈妈寄去了一百元路费,让妈妈也能及早去延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爸爸战斗在西北高原、松辽平原和长白山之巅。大军南下,爸爸回到久别的家乡,担任了江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一家才第一次汇集到五星红旗下,在南昌市安了家。
解放后我们一个一个从江西、湖南老根据地的乡亲家里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瑞生流着泪诉说了自己受的苦。爸爸深情地说:“作父母的哪有不痛爱子女的。但为了革命,怎么能顾及这些呵!”
在旧社会,春生被转卖了三次。去找春生时,最早收养她的养母觉得很内疚,便把自己的女儿顶替春生给了我们家。两年后,经过组织的帮助,再三查找,终于把真春生找了回来。爸爸妈妈都很高兴,再三叮嘱我们不要看不起假春生。爸爸对那个假春生姐姐总是特别照顾,特别爱护。
一九五二年底,爸爸从江西调到北京,担任第一任建筑工程部长。当时我家住在一个集体院里,房子破旧,一天夜里,屋顶掉下来一大块灰皮,砸在爸爸的脚边,第二天爸爸只让人在房间里加了两根木柱加固,不让大修房屋。爸爸说:“一百五十六项工程还没搞起来,我这个管建筑的怎么能先修自己的房子呢?”以后,我们家搬到了城外,房子仍然比较拥挤。
机关后勤部门趁爸爸外出开会时,准备加盖一间会议室,爸爸知道后,立即从外地打电话回来制止。
“党的需要就是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是爸爸经常教育我们的话,也是他自己的行动准则。一九五九年,中央决定成立农业机械部。那年,爸爸已经五十二岁了,他虽然从来没有专门搞过机械工业,但他主动要求承担这项任务。
为了迅速变外行为内行,他认真调查研究,几乎跑遍了所有重点农机厂,详细地了解产品的供、产、销和使用维修情况。爸爸还千方百计挤出时间,虚心拜专家、教授、技术人员和工人为师,请他们讲理论,看他们操作,还学会了驾驶拖拉机。
在一本本农机专业技术书籍中,现在还可以看到,爸爸留下的认真阅读时所做的各种记号和眉批。有一处爸爸这样写道:“没有机会完成高等教育,公式不易搞懂,但看一遍总明白了不少。‘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呢?”爸爸还常说,学问者,勤而学之,不耻不问,有志者事竟成。
爸爸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地学习着。为了做好农村调查,每到一地他除了走村串户,开会座谈,还要把厚厚的地方志借来读一读。为了搞好工业管理,他两次结合学习《论十大关系》通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许多经典著作,同时还阅读了不少国内外的有关书籍,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
在那么多本政治、经济、历史、技术、诗词等书的扉页上,还注明某年某月第几次读完的字样。爸爸经常对我们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人老愈知学不足”。
爸爸对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作风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非常深的。他几乎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他的发言、报告、总结等等,全都是自己动手,从来不请秘书代劳,为了起草文件,每每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有时为了一两句话,一个数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也会半夜爬起来修改。
一次,有人提到他的报告中有一处用词不当,起初,爸爸没有同意,经过思考,第二天爸爸决定修改,并主动告诉那个同志说:“你说得好,我按你的意见改过来了。”
爸爸对我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当我们上大学时,每个月仍然只给十六元生活费,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特殊。一个星期天,瑞生想搭爸爸开会的小汽车进城,已经坐进车里了,爸爸还是要他去坐公共汽车,并说:你没有急事,坐公共汽车也很方便嘛!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宜生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零用钱,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学,爸爸知道后,高兴地表扬了宜生。他常常说:不要以为是爸爸养活了你们,我们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爸爸自己生活也注意节制,他除了一块表、一支钢笔和一台收音机外,没有多余的财产。
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就受到了冲击。瑞生在学校也被打成了“保皇派”,游斗时逼着他自己敲锣喊:“我是‘保皇派’”。爸爸听了严肃地说:“这可是原则问题,怎么能自己丑化自己呢?你入党十年了,党性原则到哪去了?”爸爸还给我们讲了他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事。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要他承认“有罪”,写检查,发声明。爸爸都一一硬顶了回去,没写一个字的检查,没发一句话的声明。爸爸说:“那时硬顶也不容易呀,搞不好就会掉脑袋。但原则问题怎么可以让步呢!”停了一会儿,爸爸又说:“你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运动。要讲道理,要以理服人嘛,要坚持原则,不能搞极左行动。”
一天下午,爸爸坐着一辆贴满花花绿绿标语的小汽车回来了。他精疲力尽地迈进饭厅,我们忙问出了什么事。他笑了笑说:“没什么了不起,我和江西来的造反派谈了话,我说江西省委工作是有成绩的。困难时期江西每年都调出很多粮食支援全国,毛主席都表扬了,咱们老biǎo@①很光荣嘛。
可是这些人听不进去,说我保江西省委,他们不讲道理,围了我半天,还刷了我一车标语。”“爸爸,你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还去惹那些人,何苦呢!’洪生嘟囔了一句。“什么?”爸爸显然生气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实事求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怕什么?该说的,我还要说。”
是的,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实事求是,伸张正义,却成了愚蠢、保守、顽固的代名词,谁要坚持这样做,就会大祸临头。
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同志曾写信揭发江青,说她是“当代的武则天”。一九六七年在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中,江青气急败坏地叫喊:“要先从农林口谭震林开刀”。在斗争极其尖锐的日子里,爸爸作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贴出了一张题为《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坚决支持谭震林等同志。
一些好心的叔叔、阿姨劝爸爸小心些,回避一下,不要硬顶。可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谭震林同志是正确的,我当然要支持他。大字报是公开的,又不是搞阴谋。
谁都可以贴,我为什么贴不得!”果然,大字报贴出后,他就陷入更加危难的逆境之中。部里的业务工作几乎没法抓,面对“停产闹革命”的混乱局面,爸爸的心情十分焦急。他被游斗之后,洗洗脸,回到办公室,又沉浸到工作中去了。
他把个人的升沉荣辱乃至生死安危一概置之度外。有时,他也感慨地对我们说:“这样搞下去怎么能实现农业机械化!”一次,爸爸被一伙人带走后,好几天杳无音信。一个深夜,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了听筒,爸爸的声音清楚有力:“我在中南海。总理听说我们被人抓去游斗,为了保护我们,把我们百十个老同志陆续接进来的……”这真是喜从天降!沉默多日的妈妈,也兴奋得说起话来。
尽管周总理给爸爸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那个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和“四人帮”在原八机部的那个女黑干将“要坚决打倒陈正人”,中央文革那个顾问也捏造爸爸有历史问题。
长期的精神折磨,无休止的肉体摧残,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一九七○年,周总理再次指示有关同志帮助爸爸解决治病问题。对此爸爸非常感动,他曾几次说:“总理这样关怀我,我一定要争取治好病,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但是总理的指示并没有得到执行。
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日早晨,爸爸已经感到气憋胸闷,支持不住了,北京医院门诊医生认为必须立即住院治疗,身边不能离开人。然而,却因为爸爸是“五·七”干校的人,就把爸爸推出医院大门。当时只有洪生因病在家休息。晚上,爸爸独自一人走进了房间,开始写那份限定在三天之内交搞的《自我检查》。
看着爸爸的身体那样虚弱,洪生难过地对爸爸说:“我替你写,你早点休息吧。再说,你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不承认是走资派,怎么能过关呢?”爸爸说:“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实事求是,我宁愿过不了关,也不能讲违心的话,我的检查,不仅要经得起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还要经得起今后几十年历史的考验。
”爸爸说完,又伏在案前写起来。他写呀,写呀,深夜十一点半的时候,突然他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了,爸爸捂住胸口,咬紧牙关,挣扎着,挣扎着,终于倒下去了……。就这样,爸爸含冤饮恨,离开了人间。
三天后,曾山伯伯来对我们说:周总理将亲自处理你爸爸的后事。总理对爸爸的突然去世,十分气愤,他说:“耽误了。这是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嘛。”总理还亲自嘱咐: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爸爸的悼词,总理亲自作了修改、补充。当时在“四人帮”否定一切的情况下,悼词充分肯定了爸爸“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追悼会结束后,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走到我们身边,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总理慈祥地安慰妈妈说:“彭儒同志,不要难过,要节哀,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前进。要多保重。”妈妈热泪满面只说了一句:“总理多保重……”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们紧紧地握住总理的手,望着他那鬓角花白、消瘦而又慈祥的面容,股股暖流涌上心头。
在那沉重的日子里,一件不幸的事又发生了。曾山伯伯在给爸爸致完悼词后的第三天,竟也突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是生死与共几十年的老战友,只隔十天相继去世。这是偶然的巧合吗?不!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下的必然悲惨遭遇。
敬爱的周总理对两位老同志相继不幸去世,非常悲痛和气愤。他立即指示把当时被驱赶到农村和干校的一大批濒于死亡的老干部,不管是否已经“解放”,全部接回城市,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从而挽救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要是爸爸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也会为个人的死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生而感到宽慰。
今天,我们久久凝视着这鲜红的党旗,心怎么能平静?爸爸呵,您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党经过了这一场斗争,现在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一个光辉美好的未来正展现在面前。我们决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您的遗志,努力完成先辈未竟的事业,让这鲜红的党旗,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