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的作品 文如其人真梁衡——浅谈梁衡作品对一个读者的影响
喜欢阅读梁衡先生的作品,却很少去想为什么。只是觉得文章好,耐读,回味无穷。不仅是散文,包括言论和新闻专著,都是如此。“自然,好,不必深究如何好法。”结识先生十几年,见面却很少,更多是在文字中对话。作为一个读者,对自己钟情的作者和作品,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梳理梁衡作品对一个读者的影响,可能也有点儿意义。
文如其人
2003年非典期间,我写了篇《想见梁衡》。“从小生长在农村,巴结领导不是特长,但对名家的仰望从小便有。想到自己钦佩的人便在身边,却没有勇气看望一次,哪怕打个招呼,说半句话也好。我还是想当面见梁衡一次,聆听他的乡音。
这是我的心病,也是心愿。”梁衡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见到文章后让秘书找到我。我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先生微笑着让我坐到沙发上,然后与我并排而坐。先生说:“我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你见我不如不见,可能会失望吧。”我当时有些激动紧张,语无伦次,但我说的一句话记得很清楚。“我一见到您,好像一下子对您的文章理解得更深了。”先生鼓励我多写,还送我他著的《走近政治》。
读者想见自己喜爱的作者,原因各有不同。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我在读梁衡先生的文章时,好像能够看到先生的眼神,他在愤怒,还是微笑,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心情。我甚至能看到他深夜查阅文献的背影,还能看到他在流泪。这在未见面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我眼前的梁衡,与文字中的一模一样。
我在梁衡散文中读到大量“忍”的哲学。《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就是梁衡散文中典型的“忍”字篇。“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邓小平、张闻天、辛弃疾、范仲淹身上有“忍”,梁衡身上也有“忍”。
“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这是梁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经受挫折时的隐忍,不是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奋发。梁衡在作品中大声赞美他的同道。
在“忍”的背后,我还看到了他和他的同道一样的家国情怀。他把从历史中汲取的滋养,留给自己,也馈赠给读者,这是非常珍贵的。季羡林称“梁衡是一位肯动脑,肯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
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这种评价是恰当的。
一个读者,如果能够把文字与现实中的作者结合起来,对作品的理解力可能是决定性的,对读者本人思想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一个作者,如果能够把作品和自己融为一体,对读者的影响将是积极而深远的。梁衡作品,正是如此。
读者希望作品好,作者也应当好,这并非对作者的苛求。好,是指思想境界层面,包括作品和作者。否则,读者可能会放弃,甚至拒绝作者及其作品。梁衡,是真正的文如其人。梁衡作品强劲的传播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背后,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还有就是作为个体的梁衡在人格上经受住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
直面当下
梁衡善讲故事,这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些故事,不是小说的虚构,而是有新闻的真实和历史的纪实。梁衡散文中的故事精彩、文字优美、现实性强。他主张文章要有“真靶子”,敢于直面当下。
读《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一文,我看到了梁衡作家兼导演的才华。他以全新的视角推演历史,亦真亦幻,虚实相间。文章似电影,又像纪录片一样真实。故事情节紧凑,角色众多,内容丰富,文中有画面,耳边有对话。在这篇文章中,梁衡给毛泽东精心设计了考察黄河和长江路线。
梁衡设计的路线核心有二:一是毛可察民生之艰,二是毛或思执政之误。这也是梁衡依据现实社会与历史真实描绘的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这篇文章像素描,了了几笔就绘成了一部中国当代史。
“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老彭,看来是你对了!”这些镜头是虚构的,却感到真实可信。
“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20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了啊。”平静的文字,如雷霆之势,直面当下,具有鲜明的“梁氏风格”。
梁衡曾在网上看到普京对内低调对日强硬的几条新闻,随即写成《普京独行在空旷的大街上》,轰动一时,至今仍在传播。他借政治家普京的背影,通过现实中的“真靶子”,解读政治,这是一篇酣畅淋漓直面中国时局的政论,融入了梁衡对现实的忧虑和思考。梁衡时时保持对时局、对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密切关注,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担当。现实中的热点、焦点和难点故事,都是他创作的“真靶子”。
梁衡散文视角独特,情感丰富,画面感强,故事饱满,映照现实。梁衡对人物、对历史的解读,是透过个体,还原现场,从灵魂深处来剖析,常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阅读他的作品,我总是不自觉联想起现实,思考个人如何面对困难,正视现实,如何在集体中、在时代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梁衡作品,有一种思想的力量,能让读者映照内心,既给人愉悦,又给人冲击,每次阅读,都像灵魂经受了一次洗礼。
时代需要
梁衡成名早,著作等身,代表作多。他有老本,偏不去吃,更没有陶醉在名气里。他用智慧和勤奋,不但实现了一次又一次成功转型,而且在创作和学术上不断攀登高峰,寻求突破。记者、作家、博导、散文家、新闻理论家、政论家、人大代表、副部级官员等,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他发表《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提出“城建生态”新理念,创立“人文森林学”新学科,丰富政治散文新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他提出“人文森林学”这一全新命题,从“红色散文”转向“绿色散文”,创作主体由人物向自然转移。这种转移并非山水散文的回归,而是对他早期山水散文创作的超越,让政治散文的内涵更加丰富,更接地气。
《秋风桐槐说项羽》一文中“历史上的‘两羽’一勇一忠,成了中国人的偶像。这是民间的海选,与成败无关,是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青史丹心并存的两个价值体系。一个是做人,一个是爱国”;《中华版图柏》一文中“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都继续了梁衡散文的问政特色。
梁衡创立、倡导并推动人文森林学科研究,并立志创作人文古树散文,呼吁人们重视森林和人类命运的相连。这是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路,他选择了知难而进。
梁衡抵达了政治散文的高峰之后,又开始攀登人文森林学又一座高峰。而人文古树散文系列创作正是对人文森林学的呐喊和助推。在梁衡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梁衡认为,“树木是与语言文字、文物并行的人类的第三部史书”。这种定位,事实上已经给人文古树散文设定了标准和难度,也给他正在攀登的新高峰设定了海拔,完全符合他一直追求的高品质。
梁衡创作的《中华版图柏》催生了首个国家人文森林公园—-陕西府谷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被人民日报称为“因文成景”,把当地的扶贫、文化、旅游推上一个新台阶,这是梁衡散文由纸上扎根土地的一大突破,也是梁衡和人民群众共同创作的一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散文,具有开拓性、标志性意义,正在并将产生示范效应。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是他的智慧能够为国家和人民需要。好的作品,应该像梁衡作品一样,读者需要,时代也需要。
多年来,梁衡坚持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调查采访,苦读文献典籍,谙熟国情民风,有时一个命题思考、沉淀达数年之久。这种“考古式”的艰辛付出,让梁衡的创作在孕育阶段便滋养丰厚,一出手便非同凡响。正如冰心所言:“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梁衡作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每一篇都很合我的胃口,成为一种内心需要。人的一生中,遇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一种偶然。我的人生,与梁衡相遇,有梁文相伴,是一种幸运。
今天,已经70岁的梁衡,宝刀未老,志在千里。他时而穿山越岭,时而伏案窗前,才别陕西,又上塞北。他跋山涉水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汲取滋养,又含辛茹苦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挥斥方遒。“殊不知精英之浮,才是真正的社会危机”。梁衡的创作,对当下何尝不是一种提醒。
我以《想见梁衡》一文,结识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到了早已向往的秋白先生家乡,阅读真实的《觅渡》,我对梁衡先生,还有先生的作品,又有了新的理解。 (2016年5月 写于《觅渡》发表20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