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张爱玲之死》

中秋理应有凉意了,但今年却不,居然热得一百多年所未有。这不能算秋天,而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年都遗憾。正这么懊丧着,收到了当天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看见我的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刚刚亡故的女诗人。

女诗人亡故时享年七十八周岁,但宗江先生一开笔就说: “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诗有多美。”宗江先生还引了这位女诗人临终前为自己写的一篇讣告,讣告较长,大意是: “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

我在小木屋里追忆、思考,假如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分别,我宁愿飘浮在永恒冷寂的天空。”——读完这篇自拟的讣告,我立即觉得烦热全消,堕身于一种深秋的诗意里。

年迈的女诗人乘风归去前独住在小木屋里无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么美丽,归去得那么典雅。我随即拿起电话筒,想把这篇讣告当作节日的礼物送给几位朋友,让他们在炎热的中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突然窜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纸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问:“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电话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在这半小时,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岁,没有资格悼念她,但我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的年岁也不大;林青霞也曾乐滋滋地告诉我,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大半来自张爱玲;今年上半年我独自在马来西亚一座座城市间漫游,每个城市的报社都安排了我与当地的读者见面座谈,读者们所提的问题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名字,这些读者就更年轻了;在国内,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文学博士们自发评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张爱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面,评选这件事颇多是非,但张爱玲的排列却很少有争议……这一切说明,张爱玲享受着一种超越年岁的热闹,而她居然还悄悄地活着,与这种热闹隔得很远。

由此想到了皇冠版《张爱玲全集》衬页上两段评述:“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因此“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

想到这里,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我边说边听着电话那头操作电脑的声音,说完又听编辑小姐用怪异的华语复诵了一遍。

挂断了电话后我想,上海人也许会觉得她死得可怜,其实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和设定的。就像黄宗江先生所介绍的那位女诗人一样,自认为是从童话般的小木屋飘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与她们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不断冲撞出来的那种喧闹和烦热,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她们没有文坛,只有那间接通太空的小木屋,因此什么也不会失落。

正这么想着,天却骤然凉了下来,像个秋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