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给赖雅的家书:另一个张爱玲
今年六月,台湾文学期刊《INK印刻文学生活志》刊发了一组最新发现的张爱玲书信,披露了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动荡拮据的生活状况,和无法静心创作的精神状态。而最新出版的《上海文学》,则再获得授权刊登。
其中,从张爱玲致丈夫赖雅的6封家书可以看出,张爱玲和赖雅之间不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感情疏离,相反是爱情甚笃,相濡以沫。
这组书信,包括台湾学者周芬伶发现的,张爱玲1962年1月至3月致丈夫赖雅的6封家书,和另一位台湾学者苏伟贞提供的,1966年6月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信函。
配合这些书信发表的,还有陈子善的《张爱玲海外生活的“另一炉香”》、周芬伶《赖雅日记中的张爱玲》、苏伟贞《张爱玲与名词荒──关於〈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等文。
生活拮据倾吐心曲
张爱玲在给赖雅的书信中,毫无保留地倾诉了其当时的窘境和对两人未来生活的规划。
当时,张爱玲与赖雅分居两地,为筹措给赖雅治病的费用,张爱玲奔走於港台之间,寄人篱下,狼狈不堪,心情特别恶劣,甚至与友情深厚的宋淇夫妇也发生了龃龉。
凡此种种,张爱玲都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丈夫倾诉,字里行间流露出两人的爱情甚笃、相濡以沫。
从这6封书信中,还可以看出张爱玲从来美时怀揣文学壮志,到感觉来日大难,频频受到健康、经济、友谊等方面的打击挫败,最终“疯言疯语”的整个心理变化。
小说梦破疯言疯语
信中写道,正当40岁的张爱玲自觉创作力旺盛,计划写一本张学良的小说《少帅》。
她一直幻想著能在纽约写成一部新小说,扬名立万。但随著赖雅的中风病倒,加上之前张学良拒绝接受她采访等一系列打击,致使她的小说梦破灭。
贯穿书信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则是经济的困窘。张爱玲向丈夫关照如何节省每一笔开支,以竭力维持生计。
信中写到,最令她感到悲苦失望的,是为了挣钱,不得不独自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然而剧本总不能令电影公司满意,“辛苦的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分酬劳”;怀著希望的远东之行,给她身心带来诸多的困扰和折磨,“‘疯言疯语’”成了我唯一可用的心理道具”。
夫妻絮语毫无保留
陈子善指出,虽然7年前,美国夏志清教授公布了张爱玲1963年至1982年间给他的100封信札,5年前香港刘绍铭教授又介绍了张爱玲1966年至1967年间给他的18封信札(部分),不过因为夏刘两人是张的友人,张致他们的信仍然比较矜持,比较抽象。
而在给赖雅的6封书信中,张爱玲倾吐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使读者有可能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