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尔曼退出数学界】佩雷尔曼:让学术散发道德光芒

最近浏览俄文网页,发现有报道称名噪一时的俄罗斯“怪才”数学家佩雷尔曼尚未完全拒绝那100万美元的奖金(千禧年数学大奖,编者注)。看到这些笔者心中不免嘀咕,不管这笔奖金花落谁家,世人对佩雷尔曼的敬佩都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因为在这个学者官僚化、商人化的时代里,能达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治学境界的寥寥无几。按这个标准来看,或许无人可出佩雷尔曼之右。

俄罗斯的数学教育冠绝全球,如果没有佩雷尔曼,人们可以从俄罗斯黑客的鼎鼎大名中了解这一切。从彼得大帝设立俄国科学院开始,数学教育在俄罗斯就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到了斯大林时期,数学更成为攸关国家生存的“国之利器”。俄国记者葛森在自己的《完美的计算:一位数学天才与他的伟大发现》一书中讲述了这段历史。

纳粹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在实施之前做足了功课,德国援助苏联的工程队中充斥着大量的谍报人员,结果苏联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被德国人悉数掌握。纳粹进攻一开始,苏联空军即遭到毁灭性打击。

如此一来,苏军只能用民用飞机来暂时充当轰炸机。众所周知,轰炸行动都遵循着一套严格的数学模型,以保证轰炸的效果和安全。所以,当轰炸机被换成了民用飞机之后,数学模型必须重新计算。这一重任被交给了以科尔莫格洛夫为代表的一批数学家。结果,他们不负众望,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让斯大林见识了科学可以在多短的时间内转化成战斗力。

这之后,在斯大林的命令下,40多个科学研究城被建立起来,成千上万的数学家以及其他科目的研究者先后被送进研究城中。他们在那里享受最好的待遇,但唯一的禁忌是不可以与外国人有接触,以免威胁国家安全。

在集权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套数学研究系统可以说表现颇佳,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访苏三月记》中表达了对苏联数学的敬佩,并列举了这个数学大国在当时所拥有的种种荣誉与光环。

到了70年代,苏联数学系统已经建设完备,这套系统将大量的顶尖苏联数学学者吸收进来,为国所用,并时时刻刻的在里面倾注党的影响。学者的工作、生活、荣誉、升迁等等都与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许多事物一样,当一个团体具有越来越多的区别于外部环境的属性时,在它的外部就会出现与它同质却具有不同属性的另外一个团体,两种团体因同样的目标而被组织起来,却因不同的价值观念而在观点上大异其趣。在由苏共供养的这个数学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地下数学圈子,这个圈子同样由一批数学天才组成,但他们却属于体制外的一群,与苏共毫无关联。

他们将数学作为爱好或者生活方式而对其倾注极大的热情,他们唯一的理想就是不受苏共控制的研究学问。

就这样,体制内和体制外数学家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学态度。在集权体制下,学者的治学态度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苏联的演绎最值得人们思考。李森科凭借“春化处理”而受到斯大林的宠爱。得宠的李森科将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从苏联科学中消灭掉,并公开鼓吹“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

这就是政治权威代替科学权威的“李森科事件”。不得不说,苏联的数学和同时期的生物学比起来是幸运的。虽然他们都为政治做出了牺牲,但后者几乎死亡,前者却为苏联的体制而活着。当然,苏联的生物学当时并没有完全死亡,它的一个分支——昆虫学在斯大林的法外开恩下得以苟活。

原因无他,同数学一样,它也为击败纳粹做出了贡献,列宁格勒大学的昆虫学教授施万维奇依据昆虫保护色的原理发明了迷彩伪装,成功的让许多苏联重要设施逃过了纳粹的轰炸。斯大林高兴的问施万维奇想要什么,这位朴实的昆虫学家说,我要一个昆虫系。就这样,本已在大清洗中被撤销的列宁格勒大学昆虫系得以恢复。

这位施万维奇教授实际上同佩雷尔曼一样可敬。回头再说佩雷尔曼,在苏联数学体系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套系统的时候,他还在念书。当他面临着进入体制内被“捧杀”还是留在体制外被“抹杀”的时候,苏联解体了。对于他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幸运。

此后,他去了美国,但却在本可以求取更好功名的时候选择回国。此时,许多前苏联学者都在国外享受着高薪待遇。他选择回国的理由很简单,美国的治学环境不能给他足够的思维与创造空间。

像佩雷尔曼这样的人如果早生20年,我们可以想象他会选择生存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回国之后的佩雷尔曼在几年后又选择辞职回家同自己的老母亲生活在一起,依靠过去在美国发表论文的报酬和自己母亲微薄的退休金过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直到他破解了“庞加莱猜想”。

仅仅证明佩雷尔曼的论证过程,西方就用了3年。英国记者想采访他时根本找不到他住的地方,他不用电话,不用电子邮件,他每月到城里看歌剧才是记者可以接触到他的唯一时机。

他像一个孩子解开了一个谜语一样,只享受解谜的快乐,却随意的将解谜的过程发布在一个网站中,而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发布于权威杂志上。他本可以但任更高的职务,可以赚取大钱,却甘愿同母亲一同在列宁格勒郊外“蜗居”。

佩雷尔曼、施万维奇,他们无疑是学者们的榜样。而苏联数学的内外体制之别、苏联生物学之死、昆虫学的重生以及佩雷尔曼的归国和蜗居,这些都让人们思考学问、自由、金钱三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