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详细资料 云冈石窟原比例3D打印是怎样做到的?
云冈石窟——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雕凿成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是公元5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然而,历经千年,云冈石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风化与人为破坏,而数字化技术为云冈石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保存形式,在数字世界中重建现有的石窟体,并由此制作石窟数字化复制窟,为大体量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提供了新方法。
借由数字化“一触千年”
云冈石窟,这一由北魏皇帝亲自倡导,国家出巨资,延请大德高僧主持,在印度及西域僧人的指导下开凿的大型皇家工程,形象化、艺术化地把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记录在一壁山崖之上,历经沧桑,距今已1500多年。石窟所展示的“云冈风格”,是印度佛教造像艺术和古希腊、古波斯雕刻艺术的结合,创造出的独特的犍陀罗艺术和秣陀罗艺术,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古龟兹文化、鲜卑民族文化相濡染而形成的风格独特的艺术形式。
不久前,在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上,云冈石窟研究院将其数字化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引起广泛关注。
云冈学并不单薄
曾有专家提出,云冈成不了云冈学,与敦煌学相比,它的内容显得单薄。而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并不认同,他说:“恰恰和敦煌学一样,云冈也是一个多文化、多学科的集合体,其中以北魏文化为代表,起引领作用,结合了音乐、舞蹈、佛教、建筑、历史、考古、美术、民俗等多方面内容,实际上它是一个北魏文化的总体学问,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学问。”
云冈石窟第二十窟大佛 员新华摄影
有学者认为,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学,首先是因为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一个融汇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波斯等多种文明的孤例。其实,云冈也是如此,石窟随处可见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波斯的文明痕迹。云冈石窟一改葱岭以东石窟寺泥塑、壁画、木雕等艺术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
历史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发现,云冈之前,中国的装饰纹样主要是动物,缺乏花草,云冈时期大量涌入各种西来植物纹样,完全代表了一个大开放的时代。
北魏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
云冈石窟是西来佛教与中华传统结合的产物。从建筑艺术角度分析,云冈中期洞窟创造出的佛国天堂般的辉煌,是公元5世纪人类思想的高峰,值得当今建筑学家、美术家深入研究。张焯认为,西式设计与中式技艺是云冈最大特点。时间越往后,中华传统的份量越重,自主创新的意识越强。
“这就是为什么云冈造像艺术并不简单雷同于印度、中亚、新疆的原因。”张焯说,“北魏文化以云冈为中心创建云冈学是一个非常大的构架,必须要开阔视野,做学问的人容易把面搞窄了,一定要警惕。”
学者姚斌认为:“云冈学的构建牵动着众多有识之士,而且成为势在必行的一项浩大工程。云冈学作为一种与多种学科交叉的跨边缘的综合学科及其自身的博大精深,要求人们对云冈石窑从纵到横、从宏观到微观、从顺向到逆向、从主体到客体、从艺术到审美、从宗教到民俗等,进行多视角、多层次、多线条、多因素、多功能的综合研究,包括云冈学理论、云冈学应用和云冈学发展史等内容。”
改变“云冈学在日本”的旧识
“‘云冈学在日本’曾经是国际学界的共识。”张焯介绍,这是因为20世纪初一批日本学者先后来到云冈考察,摄影、测量、绘图,继而出版研究著作和相关图录,引发世界对云冈石窟艺术价值的普遍关注。
1902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忠太走进云冈。在此之前,日本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遗存的认知只停留在唐代,相当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日本的推古期,唐代以前的一切都是空白,基于此衍生的所有古物样式都被称为“推古式”。
之后,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在1938年至1944年对云冈石窟测量、调查和记录之后,于1951年到1956年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共16卷。
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学界认为是当时国内外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但令人唏嘘的是,这套书荣获日本天皇奖荣誉,并且申报联合国和平奖。张焯感叹:“这恰恰是我内心的一个痛点,在军事侵略的背景下竟然申报和平奖,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历史资料显示,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不仅日本学者慕名而来,法国和瑞典一些热衷于东方学的学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佛教圣地。在研究云冈方面,中国学者是否落后甚至缺席?事实上,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灅水》最早记录、描述了云冈石窟;魏收的《魏书·释老志》对云冈石窟的开凿亦做了较详的记载。
我国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的曹衍,对石窟寺作了最早的考证。清代学者朱彝尊两游云冈石窟,写下《云冈石佛记》一文,对北魏开凿云冈石窟的原因,分析透彻入理,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当时佛教石窟的建造。
我国近代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当属陈垣,开国人对“云冈学”进行研究并发表论文的先河,指出高僧昙曜既是云冈石窟的始建者,也是云冈译经的创始者。后又有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周一良、汤用彤等学者的论著,为云冈石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历史依据和研究线索。
而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主要从史学、佛教、建筑学角度对云冈石窟进行研究,探明了云冈石窟历史渊源和佛教本土化等问题,为日后的研究树立了典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上世纪70年代起,以北京大学教授宿白的云冈系列文章为标志,中国学者对云冈局部问题的研究已超过了日本。“宿白先生为国争气,40年代发现了金碑,70年代形成论文,以考古入手,历史与考古结合,学术上超越了日本,带动了国人研究云冈的高潮。”张焯认为,中国学者开始成为云冈学发展的领军人物,改变了世人“云冈学在日本”的看法。
云冈学研究未来可期
如今,云冈石窟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文化遗产。曾几何时,云冈景区一直处于村庄与煤矿的包围之中,环境脏、乱、差问题严重。从2008年开始,山西省大同市委、市政府对云冈石窟周边环境进行了三年综合治理,景区面积扩大了近10倍,各项旅游配套设施基本完成。
借此契机,云冈石窟研究院主动向市政府请缨,承担了景区围墙建设任务。他们以开山废石作为材料,经过凿边整形、对缝垒砌,按传统方法修筑起后山的砂岩石墙,显示出云冈的特有色彩。又因受到北魏祖先因山取材、节约环保理念的启发,云冈石窟研究院逐步走上了一条废物再利用的道路。
“我在云冈工作16年,经历了云冈石窟成为世界遗产的喜悦,也赶上了云冈声势浩大的景区建设带来的痛苦熬煎,随后又亲力亲为地进行了6年多的拾遗补阙。可以说,自己对于文化遗产、建筑遗产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张焯表示,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发展的概念,需要博大的胸怀、敏感的良知、敬业的精神和勇敢的担当。
在张焯的眼里,不仅仅与佛教造像有关的文物遗存是宝,甚至连同田野间发现的历代铜铁器,如犁铧、釜、铃铛、铲、轮毂、权、印信等,还有各种各样的农具,他都要搜集回来,进行修复,然后布置在景区各个角落。“我们常说,外结良缘,内活机制,大云冈之大,不仅仅在于体量大,更要做到气度大,这样才能做大文化,带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创新全面发展。”
如今的云冈石窟研究院广纳宾客,共襄云冈学。这里既是北京大学云冈石窟佛教考古教学研究实习基地、山西大学云冈石窟文物考古教学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云冈石窟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中心,又是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工作站……“有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云冈学一定会像敦煌学一样成为一门显学。”张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