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在线阅读】简述《国学知识大全》国学概论篇

吕思勉先生在他的著作《国学知识大全》中开篇明义便以直指中心。

“国学者,吾国以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

何谓国学?传统上,中国人更倾注于其含义是对古代经典的统称。即四大纲要——儒、道、法、墨。

而古人则最崇儒、道,鄙夷法、墨。读书人修身养性则偏道,治国平天下则重儒。墨家被视为鄙学,法家被斥为刻薄。

西汉宣帝说:“吾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霸道者,法家之道也。王道者,儒道也。霸在王之前,儒在法之外。法、儒才是中国政体制度的内涵——外儒内法!

正因为中国政体是外儒内法。因此治下的小民则是守道尊墨。道者,因势利导,顺从也。墨者,善守,非攻也!

因此,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又受到官府外儒内法的教化。变的口是心非起来。嘴上是主义,心里是生意。哪怕现今,甭管是成名企业家,还是国家干部,都喜欢说好听的,作不好看的。

中国人的信仰和哲学,在老舍先生的处女座《老张的哲学》里,借着讽刺老张,已经分析的鞭辟入里了。可能不止中国,全世界的民族大概都是如此,信仰和利益挂钩,大凡信仰者,多有其深信的一点,便是通过信仰和付出能获取相应之回报。

因此,中国的哲学,不论《老子》、《易经》,都是含糊不清的,又包含万物。中国人总是能从里面读出智慧,读出权谋来。这点不同于西方哲学观。西方的哲学观是求解,为了的是探明事物(上帝)的规律。中国的这种含糊不清的哲学观,西方人是不理解,也不赞成的。

吕思勉先生对哲学和宗教的解析可以说的上是非常的精准到位。

【一种宗教之初兴,必能综合当时人之宇宙及人生观,而为之谋得一合理之解决。】——古今皆是如此!

【凡一种大宗教,必具高深及浅显二方面之理论,以满足于高等与低等之人。】

只不过宗教是优先满足于意志(感官需求)及感情(知性)。作用在于使信者得到感情上的安慰。因此易于受困于教条框架之中,不愿意深思、探明新事物的根源,企图用旧的框架理论来解释一切现象,用现有的教条包含所有原理。

而哲学与宗教的分歧则在于,他不甘于束缚,因此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解释权。在西方,哲学家则声称自己是通过哲学来探索上帝的规律(可能也是避免教廷的侵害不得不高举的大旗)。而在东方,人们则满足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古老智慧,不愿意再往前迈出一步,拨开云雾。

在信仰上,西方尊崇一神论,而东方则沉迷于泛神论。

中国的道家就是泛神论的开端。阴阳之说(五行也是,但不如阴阳学说广)就是泛神论的起点。

【因人之认识,必始于两,而现象无论如何错杂,亦总可归纳之而成二组……故此说处处可通,而古人推论万物,必自小而推大……至此而哲学上的泛神论成立矣。】!——中国所有的学说最后都是立志于借用宇宙中的规律(阴阳四季五行说)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比如法家。

法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法自然”——故戒释法任情,不主宽纵。强调政治上赏罚分明,以自然界之美德为准则,不迁就于世俗人情。

墨家是最先被淘汰的学说。然其并非消亡,而是被溶解于中国人的品性品行当中,杂糅了儒释道,最终被消解。兼爱者,消解于儒家之仁爱。节用、非乐之说又消融于佛道。故而,墨家仅仅是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却还保留在中国人的品性当中。其原因正是吕思勉先生言。【诸子之学重在社会政治方面,不重在哲学科学方面。】故而,墨家不得不淘汰。

墨子贵俭,儒家也崇尚俭以养德。可荀子却对此甚为驳斥。荀子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他是儒家系统的bug,还衍生出李斯和韩非子这两个恶性病毒。最终法家这个病毒和儒家打的难解难分,最终统治者还是以法家为用,儒家为衣。

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不论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其实都是纯粹的理论上的学问,仅仅能陈述出学术立场和基本概念,却没有讲出方法。只有法家!是理论和技术的结合,最具有实用性(申不害言术,能摧抑权贵,商鞅言法,能激发民力),目标性的。

先秦时期都是贵族政治,而法家对外主张兼并,对内主张摧毁权贵,实施开明专治。因此,秦国用法家,得以统一天下。也是从秦国开始开启了官僚政治,摒弃了贵族政治。

而后世王安石变法,不思铲除官绅阶级,而妄想利用官绅阶层自我束缚。本身就是一种天真。因为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性,没有靶子,枪往哪放?

到了汉代,因秦亡之太速,世人皆以法家为乱国之根源(盖专以成败论事,归咎法家。),弃而不用。然吕思勉先生指出。始皇曾“收天下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兴太平,即是指要“改正朔,兴起教化言。”可惜天不假年,始皇当时致力于北却匈奴,筑长城。南下百越,置郡县。尚来不及兴太平。否则未必二世而亡。

汉代因为战乱人口凋敝。初行黄老之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时,社会物质充足,人口恢复。才开始有董仲舒的“美人之论”来推荐儒学。

汉代儒学一开始是吸收了部分法家务实的特点,均讲经世致用(这也是后来清朝摒弃宋明理学去汉唐追求的经世致用之学问)。而后来,学说与实用性渐行渐远。专抱遗经研究,遂变成所谓的经学。

吕思勉先生对此的观点是,经世致用之学亡于王莽。

因西汉儒学分古、今二文。今文为鲁(国)学,古文以齐(国)学(说见廖平《今古学考》)。

古学以《周礼》为大宗,而《周礼》则有节制资本之法。而王莽醉心于古学。及莽败。经世致用之古学被东汉所摒弃(后汉继兴,一切政治,皆务反莽)。而经学逐渐转变为繁琐的考据当中。【其考据者,徒好繁征博引,而不衷于理,后汉之马(融)、郑(玄)、许(慎)诸儒,皆有此弊。】

至此,儒学逐渐务虚摒实。【自东汉泥古、琐碎、迷信之学风所激起之反动,是为玄学。】(梁启超的《饮冰室丛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五章)。其所研究者,为宇宙及神鬼之有无,人之情性、运命及安身、立命等问题;在政治及社会制度上,则主张重原理而不泥事实(重道而遗迹)。

【玄学起于中原北方,后随晋室南迁而盛于南,北方反无玄学。亦犹其后理学起于北,随宋室南迁而盛于南,北方反无理学也。】后玄学与佛学相混。

吕思勉先生对玄学之评价为“此派之功绩,在破坏而不在建设。自经过玄学运动后,泥古及迷信之弊皆除(指学术界之风气);琐碎之考证,人亦不视为重要矣。正所谓无用之用也。”

PS:佛学部分吕思勉先生的见解非常经典,故而佛学部分不得不全文引用。

佛学是外来的思想,起源于印度。【据考,印度哲学,发达颇早。因其受天惠优厚,生活问题,容易解决。故其所注意者,非维持身之生存,而为解除心之苦恼。故印度哲学,多带宗教的色彩。佛出世时,此等哲学,派别甚多(佛教概论之为外道),令人感无所适从之苦。佛则不为无益的辩论,而授之以切实可行之道,故其说一出,归向者甚多。故“佛非究竟真理之发见者,而为时代之圣者”(《原始佛教概论》中语)。】

佛有宗教学术二方面,单就学术理论方面而言。其分大、小乘(此二乘一度引发知乎大战)。[谓佛初时多与学问高深者接触,其说极高。后佛学渐广,其说亦渐低。及临终时又以最高之说为遗教。]据近来之研究,则小乘兴于佛灭后百年,大乘又后五六百年乃兴起(此项事迹,详见唐玄奘所著《异部宗轮论》)。近人因有称佛灭百年内之佛教为“原始佛教”者(日人某著有《原始佛教概论》)。

[无论何种学术,皆逐步进化;非有一圣人出,而能发见此种真理也。]佛灭之后,环境情形,自有变化。加之佛教传播甚广,与他种哲学、宗教,接触自多,其本身自亦将随之而生变异。此则大小乘之所以次第兴也。[佛之时代,文字之应用尚未广。

佛说在世时未有记录。入灭后,诸弟子相会,诵其昔所闻于佛者,得大众之同意,或不得同意而能伸说者,皆录之以为佛说——故佛经之首必曰“如是我闻”。——谓之结集。诸弟子之中,分上座、大众二部。

佛灭百年后,二部乃分裂。]小乘距佛时代近,又出于上座部(佛教中前辈高级信徒),故其变化少;[因学识高深者,不易接受外界之影响也。]大乘出大众部,时代又后,故其变化多也。[其后锡兰等地多小乘,行于北方者多大乘。](以上原文引用结束)

然则吕思勉先生论大乘较于小乘进步者,指其理论自圆其说之能,而非大乘境界更高。吕思勉先生说,小乘以释迦摩尼为唯一的佛是偶像崇拜。而大乘创佛三身之说为进步,实在不能苟同。

原因一,佛家自释迦摩尼在世时及其灭度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反偶像崇拜的。早期并无佛像,信者要么拜佛塔,要么拜佛脚印,然随后佛教逐渐与其他思想融合,才开始了偶像崇拜。这一点大、小乘皆不能免俗。而小乘尚只拜释迦摩尼一人,不及大乘十方三世万佛万菩萨之众。信一偶像与信万偶像,不足以言谁更进步。

其二,小乘佛家乃最接近释迦摩尼之本源思想。即是五百罗汉通过回忆佛陀生前的教诲而记录下来的教法,只要有一名罗汉声称没有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听过这段回忆,就不允许记录进去,这也是《杂阿含经》(小乘经典)创作的严谨。

小乘的原始理论是,佛即是觉悟者(不依靠他人学说并第一个通过佛法修行成佛的佛法创立者),罗汉(声闻)即是通过佛陀教法以修成正果的修行者称呼。辟支佛(缘觉)则是通过自己修行之道但并非通过佛法修成正果的修行者。三者同样解脱,然并不存在高低之别。

大乘通过发展,引进菩萨一说。形成了修行等级。以佛最高,菩萨次之,罗汉最低(且不得不“回小向大”)。已经并非原来释迦摩尼佛的本意。大乘言其理论之变化多说是释迦摩尼佛因昔时佛法初立,恐言及修佛之难而令信徒望而生畏,故引去菩萨等级一说,待到弟子修成罗汉,信念以足,在通过龙树菩萨去龙宫取真经(大乘),继续教化信徒修行。

然此理论不可信。佛陀自己多次声称自己是实语者,不出妄语。如何会隐瞒欺骗弟子呢?而有损佛陀根基就是毁坏自己的(大乘)偶像根基,属于自伤。因此,大、小乘之争,一直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今观大乘,多迷信欺诈之辈。末法时代,邪师如沙,反不如小乘纯净(小乘接触不多,应也有欺诈之辈)。

吕思勉先生也承认,小乘更接近于佛陀原始思想。【小乘距离佛时代近,又出于上座部(佛教中前辈高级信徒),故其变化较小。】

佛学之后,宋明理学兴起。

【佛学之弊,在于空虚而不切于实务,专恃个人之觉悟,以拯救世界,然人之天资,非能个个人明白佛之所谓觉悟之道者。社会情势,真能接受佛之教化者,又止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看似信奉,其实全不相干。故行之久而不见其效,且颇有流弊。

在此情势之下,自然须有一种新哲学以代之。 】故而理学兴起,希望可以弥补佛学之弊端。然佛学之理论极为高深(中国旧哲学无之,盖未发达至此程度)。故而理学难以就其理论之“矛”反其理论“盾”。

故而只能吸收其精华,再继而发展。故曰:“释氏本心,吾徒本天”。天者,理也,即外界的真实法则。故而理学以唯物抗衡佛家唯心,看似进步,实则又一唯心也。其学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实修佛也。追求去人欲又堪比修佛之难(朱熹自己都私生活不检点)。大众难以普及,最后终不免流于形式。难以持续。

因此清朝文人便开始认识到理学的弊端(其实明末黄宗羲等人鉴于明朝灭亡吸取教训后已醒悟)。

故而清朝考据学兴起,直至鸦片战争后,学说无力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才有的康有为这孙子横空出世。康有为,吕思勉先生这样评价他:“康氏最富于六经皆我注脚之精神,其所取为资料者,不过取为资料,以佐我说而已,或非其说之真相也。”

康有为,最不重形式,只图现实。他更像政客(水平堪忧),而非学者。而其弟子梁启超,吕思勉先生评价其博学多才,却无立中心学说,故而早期其受康有为影响,后终究离开他。谭嗣同早期便牺牲,其著《仁学》,吕思勉先生评价“其思想之体段,亦颇伟大。但立说太幼稚……”一热血青年尔!

就这样,吕思勉先生用了一整章来简述中国学术之发展概要。甚为第一篇,洒家读之还能理解,我观后面几章才是真的硬货,难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