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家世txt】【独家专访】余世存:人怎么活才算正义(一)

余世存,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两年前,我与他做过一次专访,那时寒冬,北京繁华地段街角的一家咖啡厅,我还未落座,余世存便问我生辰。他看出我的疑惑,说:“知道这个,我就知道你大体的性格和命运了。”我问:“你觉得那是一种客观,而非文化?”他说:“是一种客观,只是人的寿命太短,显现得不是那么明显罢了。”

这次,我请他来北海公园东岸茶苑,两位朋友作陪,心旷神怡,茶香四溢,从著作《非常道》,到知识分子边缘化、全面罹患癌症、左右之争、公众人物在位年限、二胎政策颁布与实施、网络暴力与监管、解放后文化大家断层、知识分子的国别意识、全民信仰缺失、人类终极等顶尖级热点话题,他丝毫不避。

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不如说这是一场火花四溅的思想盛宴……

那子:什么契机,《非常道》又再版了?

余世存:10年了,其实出的很曲折,在北京还是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出版社。当然,人们觉得这个书很有意思,比10年前更明白这本书的意义。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状况,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是在一个非常阶段,跟现代史一样是非常道。但是还好,它能抢在年底之前出了。

那子:这版是否有改动?

余世存:增加了一些条目,跟港版、原版内容各有不同,做了一个人名索引,大家查找起来就非常方便了。比如要看蔡元培、鲁迅,通过后面的人名索引就可以把他们的话语或故事找出来,就是一个相当简洁的蔡元培小传、鲁迅小传。纪念版还加了我的一个长序,这个序值得向大家推荐一下。还有,我们把原版的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所以纪念版算是全面修订。

那子:《非常道》再版的意义是?

余世存:出版人严博飞是一个比较有理想主义的人,他当年说《非常道》的出版意味着一个民间的价值评判系统的建立,他确认,“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今年《非常道》的出版却意外地构成范例,它差不多意味着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的形成。

”而这以后的10年,随着中国进入其实已经实现了第二大经济体制后,整个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边缘化,他们对社会提供的思考或者公共知识产品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回过头看这10年,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成绩非常低,比如民国热,热了这么多年,回过头看,能够像《非常道》这样还被大家认可的历史作品太少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说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走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走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实体,应该能够支撑社会的知识人去创作更好的作品,能够为这个社会,特别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或者说是小康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知识产品。用美国人的话就是提供畅销书作品。

但是,目前中国社会养活不了这么多的知识人,而且中国知识人的转型也没有转到这个程度,知识人的思考与社会期待的距离非常大,相当多的知识人还是用学院的话语说话,即使他们做媒体知识人,他们说的仍然是类似读书笔记、学术散论一类的东西,没有整理出一个系统化的思考给大家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那子:“知识分子边缘化”这个问题在之前的采访中,你曾经提到过,现在有没有变化?

余世存: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只是在经济和技术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完成转型,应该有知识人完成媒体知识分子或畅销书作家的功能,如果知识人还愿意担当起启蒙或者传道的角色,就应该对大众发言,而不是对像我们这样还是在学院内部在圈子内部说话,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近年来对知识分子的疏离也是情有可原的:一方面社会在妖魔化公知,在批评知识人,一方面知识人自身的工作不够扎实,多半限于姿态和口水,知识人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战。学术为天下公器,知识人担当天下道义,在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梦想。

那子:现在很多人罹患癌症,治与不治都是个难题,治怕花钱怕受罪,不治是亲爹亲妈,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你怎么看?

余世存:这个没有唯一的答案,是亲朋好友之间互动的结果。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信奉中医和东方哲学的人多会求助于信仰或偏方,但信奉西医的人就觉得很搞笑。比如有一个医生批评陈晓旭,认为她信佛之后便神神叨叨,不去治,结果提前走了,她如果去治了,至少会延迟一两年的寿命。

也有反例,比如我的朋友,化疗5次,一年之后还是走了,而且很痛苦,我还有一个朋友60来岁,化疗两次之后就像80、90岁的老头,整个人的精气神全部被抽干了。这是东西方或者思维差异的一个争论,一个非常巨大的争论。

对现代人来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把东西方的医疗保健的常识吸收过来,比如现在美国人都知道预防保健的投入应该大于对医药的投入,因为前者更重要。治病应该治疗未病,而不是治疗已病,已经得到病,我才去治它,这是二流三流的人才去干的事。

中国人其实也开始知道了,所以,心灵鸡汤流行,养生知识流行,无论如何批评养生或心灵鸡汤,它的立足点是在防患。

包括以前,我跟你讲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这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我用易经来解释现代人生存,并提出了一个“应该”的问题。应该其实就是正义,人怎么活才算正义。比如,我的“正义论”的第一个原则是:一个成年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相貌负责,否则你不义,如果你得了很多富贵病,说明你对自己不负责任。

我觉得这会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常识,一个人的面相难看,它不是和善的、愉快的、开放的,而是狭隘的、怨天尤人的、凶狠的,是非常不应该不义的事。有的中年人一到一个饭局就要争个高低,要争出自己的权威,好像他最聪明、最渊博、最正确……这也是人生正义在他身上缺失了。

这两年,我的进展是我的新正义论的几大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那子:左和右的问题,你怎么看?

余世存:在我们社会里,左和右是和他的生活状态相关的一个利益诉求,只不过,在中国很多人把这个利益诉求当作认知诉求了。我是左派,我是追求平等,我是右派,我是追求效率或追求自由民主或追求良知。用很多网友的话,左派右派其实都在消费社会巨大的道义资源,如北方的媒体嘲笑南方的媒体,说他们消费良知正义,南方的媒体仇恨北方的媒体,说他们是专制的帮凶。

中国的左右之争确实非常糟糕,比如,几天前的12月25日和26日是一个时间的转换,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两派的斗争,一个年轻人或西化者就会过圣诞节,当作一个世俗的节日;后一天毛粉们则大喊大叫、剑拔弩张,过神圣化的瘾。人们还不知道这两个日子应该如何对话。

那子:你说公众人物不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呆10年,为什么?

余世存:这是我的“正义论”的第二原则,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一个成年人,对社会的贡献还是对社会资源的榨取是有阶段的,到了那个阶段,他必须退场,所以很多人以给社会做贡献的名义说:我虽然70、80了,我还要做贡献,我还能创造财富。

其实,他还要占有机会,这个很糟糕。所以,目前这个社会包括西方在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包括在政治领域,很多大学校长、系主任,医院的院长等都做了超过二三十年,这非常不正义,完全把社会的资源个人化了。我前两天在上海讲“新正义论”的两大原则,很多朋友表示赞同,说真是应该这样,不然这个社会的机会就被这些人垄断了,很多人还以良知正义的名义在那儿消费资源,而且是蛊惑年轻人。

那子:前不久,二胎政策颁布,80后集体喊冤,你怎么看?

余世存:首先当年的一胎的出台就很成问题,用现代的话叫反人权,现在放开算是一个矫正,但是现在的人又面临新问题,他们想生两个,又怕养不起。虽然中国人现在似乎经济条件好多了,但是这么多80后这一代人都不敢生第二个,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那子:网络的暴力和网络的监管,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发状态的演进比较好,这一点台湾韩国有比较好的例子,不要担心民众或者网友没有理性,像台湾地区的议员都要靠打架来吸引眼球,但是打着打着,它还是会走向理性化,走向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所以,我觉得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不必过于担心,他们多打几次架,还是会走向正常化。

那子:民国文化思潮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且有比较大的成就,解放以后的大家出现断层,没有特别厉害的,按说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有的,是不是都用在生存上了,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觉得在技术领域或者理工科领域,这20、30年来进展的大一点,反而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法跟民国那批人比,有很多原因,首先,环境是个大问题,政治文化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民国那批人有一个很宽松的环境,这个很重要,其次,民国那批人是富家子,是文化意义上的富家子,他们天然的对四书五经很熟悉,他们的心态又非常开放,他们跟西方的交流不成障碍。

我们现在的几代知识分子不是富家子,一是文化上的格局不如民国,二是对东西方文化没有一个健康的认知,就像我写的关于易经的书,很多人都以为我去搞算命迷信去了,他们不知道易经这本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我们当代的这些人,在文化上是贫困的,我们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不全的,让你看的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流,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或工具,用它来解剖一切,其次,对传统文化我们也斩断了,我们把传统文化交给了少数专家,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完全不了解,这样的话你就缺乏足够的文化背景,所以,你的创造力即使想要得到展现,也创造不了什么。

那子:古代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国别的概念的,他们从这个国去到那个国,又从那个国去到其他国,而且没有祖国的概念,现在,国别的界限很浓重,这对知识分子会不会有局限性和重复性?

余世存:你想象如果孔子活在今天,他会怎么样?结论是他也会穿上皮鞋,穿上西装,周游列国,也会讲英语,这才是真正的孔子。你要这么来理解国别的概念,特别是很狭隘的国家地域的概念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人的本位,传统中国人没有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心理,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孔子,还是宋代的苏东坡,唐代的白居易等等。

像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的佛学修养,是现代很多佛教的法师们都未必比得上的,儒释道的学问在他们那儿都是打通的,没分别心,这是传统中国人士大夫的一种很开放的胸怀。

当然,随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有了一种国家的概念,但是,这种国家的概念只应该用来做他的身份认同,不应该作为他的生命认同。